过年习俗源自何时很难考究，不过，一般认为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末祭神祭祖活动。春节是中国最重要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农历正月初一是一年的开始，而正月上旬或中旬，大部分情况正好是春季的开始，少部分时间立春是在农历腊月下旬，农历的正月初一现在定名为春节。其节日的具体时间最后确定相信和这个时间对农业劳作影响最小有关。
可以说，过年，是中国人民最喜爱的节日，因为这一天不但可以吃到诸多美食，还能借此机会休息一段时间调养身心。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民国初期想热热闹闹的过一个传统年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想要过一个传统的农历年，老百姓们或按部就班偷偷摸摸躲起来庆祝春节，其余，则跟随着政府官员在公历新年冷清无人的大街上庆祝一番。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计划逐步废弃农历，代以西方的格里高利历。一开始，考虑到过渡时期的特殊性，民国政府并没有完全禁止旧历。但是，即使其他的改革方案被大众所认可，历法的废除却遇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强烈抵制。
在《世纪评论》的第一期的首页印刷着这本刊物的发刊语，其中，有一段十分有内涵：“我们这个小小的刊物没有党派的背景，没有宣传的作用，本着独立不倚的精神，从事于现实问题的检讨。… …自由主义与其说它是一种主义，不如说它是一种态度，一种观点。这种态度的特点是广大的同情心，有接收新潮流的雅量，本着理智的指示，使政治经济能负起现代的使命。”
与这本期刊所宣扬的一样，我们从目录中能够清晰的看出出版《世纪评论》是本着什么样的立场与倾向。除了四篇谈论其他、谈论党派、制度宪法、经济、社会学的文章外，其他文章无不是对民生的侃侃而谈。除此之外，该刊还特设了两个专栏，其中一个是梁实秋先生负责撰写的“雅舍小品”，另外一个专栏则是李长之的“北平通讯”。
在《世纪评论》的第六期中，有一篇名为《过年》的散文。众所周知，很多文学大家曾以同样的标题写过文章，而出现在期刊中的这篇《过年》却出自一位默默无闻的记者之手。倘若说，鲁迅先生的《过年》笔法倾向于个人角度，那么，这篇记者所写的《过年》则更像是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叙述：
“这个年头，世态并不安稳，生活也很艰辛，老百姓与公职人员哪来的兴趣？哪来的力量去“过年”。但即便社会上有这么多无法过年的人，古往今来的旧制仍无法消除。在很多年前，政府曾经张贴公文宣布停止使用旧历，不允许老百姓过传统年。但是，政府的禁令只是禁令，民间该过年还得过年... ...
... ...大城市的老百姓虽然得在阳历的一月一日迎合政府的庆祝活动，在大门口挂着民国的旗帜，在贴一副类似标语的对联，可是，门内门外却截然不同。老百姓们躲在家中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根本不受影响。到了传统的农历年，家家户户依然照旧开始忙年，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 ...”
那么，这里面的“很多年前，政府曾经张贴公文宣布停止使用旧历”又是什么情况呢？请容笔者为大家解释。
1912年孙中山先生担任民国临时总统时，特别宣布：要将曾经的农历改为公历，并号召全国各地开始改过公历年，但是，却在民间收效甚微。到了袁世凯秉政时期，政府则要求把传统的农历新年改为“春节”，借此，与公历新年加以区分。南京民国政府成立后，再次颁布法令，要求全国人民改用公历，废除曾经的旧历。“考社会日常状况，十余年来，依然沿用旧历，罔知改正… …”
并且，为了能够取得成效，政府特别规定国家任何部门都不允许在春节那一天放假，否则，负责人会受到惩罚制裁。
但是，国民党的精英却低估了旧历所依赖的深厚土壤，即使用了非常多的“狠”词儿，普通大众依旧我行我素，老百姓对被贴上愚不可及的标签也不以为意。甚至，就算是政府始终用官方权威胁迫着老百姓不许过农历年，但是，并没有谁真的把政府的禁令当回事，所以，也就出现了前文中“政府的禁令只是禁令，民间该过年还得过年”，以及大门内外截然不同的两种景象。
在过年都受到限制的年代，北平和成都曾出现了两副极为有趣的对联：
“人有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历分新旧，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冲天物价高高涨，隔岁和平慢慢谈。”
在描述完过年的奇怪现象后，《过年》的作者还对即将过年，商品随着年关将至迅速涨价的现象做了预测和点评。作者觉得，物价的变更受到了两党和谈能否成功以及一些政治动向的影响。在这篇文章登刊之前，作者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在记者发稿时，这一个年总算过了。下一个年呢？假如物价继续高高涨，和平慢慢谈，纵然还可以公说公有理，恐怕有许多人不能够‘我过我的年了’。”
《世纪评论》的这篇文章被发布后，紧接着傅斯年就跟着发表了专论，在这篇专论中奉劝国民政府若想要避免覆灭，必须坚持反腐斗争，而想要打赢反腐斗争，首要任务就是：“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会垮台... ...”。
参考资料：
『《世纪评论》、《过年》、《民国时期农历曾被计划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