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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根据地最早接待美国政府派出的人员，就是美军观察组。
抗战后期，中国在同盟国中与美国的关系最为密切，我党外交作的主要对象也是美国。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十分重视对英、美的统一战线工作，希望在共同的抗日战争中与这两个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发展关系。
1942年伊始，当时身在重庆的周恩来便开始与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范宣德、谢伟思、戴维斯等人积极接触，并建议美国一些较务实的驻华人员去延安看一看。
1943年1月23日，谢伟思在回国述职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提出“中共军队的价值不容忽视”，“美国应要求国民党解除封锁，并将租借物资分配给共产党”，“应当派代表访问中共根据地”，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的地区到底是什么样子。
3月，在与戴维斯的一次长谈中，周恩来建议美国派一批军官作为观察员到陕西、山西的抗日根据地去，并希望“这个观察组是常驻的”。
但是，美国政府开始并不重视我党的力量，而把国民党视为中国抗战的主力，对中共方面的建议迟迟没有做出回应。直到1944年初，美国政府的态度才出现了转变。
1、派军事观察组去延安的缘起
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将他的对中国国内事务的备忘录，以建议的形式递交给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并将副本交给了罗斯福总统的助手霍普金斯等人，希望他们能提请总统注意中国局势。
在报告中，戴维斯表示：
“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代表团到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地区）去搜集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活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搞封锁，从而使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就迫使他们逐渐依附于俄国。”
与此同时，美军正在谋划，在即将到来的对日决战中，在中国华北地区实施登陆作战。罗斯福也认为这一行动的成功有赖于在此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支援，遂于1944年2月19日致函蒋介石，向其提出了向抗日根据地派遣观察组的要求。
1944年3月初，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给党中央发来电报，说一位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顾问职务的美国人士告诉我们，罗斯福总统已致电蒋介石，要求派遣军事考察团去西北，蒋介石起先拒绝了，稍后又勉强表示同意，但条件是不得与中共接触。
以后，罗斯福又来电说明派遣军事考察团到西北的目的就是要考察中共军事，但蒋介石却迟迟不作答复。这件事直拖延到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时才得到解决。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衔罗斯福总统之命访问重庆。
华莱士在谈判桌旁与蒋介石苦斗3天，终于以美国驻中国大后方的B一29远程轰炸机队需要根据地情报为借口，迫使蒋答应美方向延安派遣观察组的要求。
美国人给这个观察组起了个绰号，叫做“迪克西使团”，“迪克西”意指美国内战时期叛乱的南方诸州，在这里则借指陕甘宁边区，以此暗喻延安相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是一个对立的区域。
6月28日，林伯渠、董必武电告毛主席，美国军事人员赴延安一事已确定，不久即可启程。毛主席当即复电表示欢迎。
当时美国政府主动采取措施，急于和我党建立联系的原因是：
第一，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抗战不力且要价越来越高，甚为不满，美蒋之间的矛盾有所增长。
第二，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已不容忽视。当时，美军为轰炸敌后日军迫切需要我军提供情报和营救降落在敌后的飞行员；更重要的是为最后击败日本，美军正考虑在华北、华中沿海大规模登陆作战，此举需要八路军、新四军配合，以减少美军的伤亡和损失。
第三，美国政府政治方面的一个重要意图是，全面了解我党情况，了解我党与苏联的关系及战后是否与美国合作，以便为制定战后对华政策做准备。
2、为何选择包瑞德？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达成派军事观察组去延安的协议后，派谁当观察组组长，就成为美国方面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当时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的史迪威将军，就选派观察组组长人选提出的条件是“一名受到中共尊重，并会讲中国话的军官”。
包瑞德以其资历、能力、经验和中文水平，成了当然候选人。
包瑞德于1892年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中央市。1915年从科罗拉多大学毕业后在科罗拉多州西尔沃顿市担任了两年英语教师，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包瑞德于该年夏天加入了美国陆军、成了一名预备役步兵少尉。
1922年，他和未婚妻贝斯婚后前往中国度“蜜月”，到了北京。
从此，这个中国的老首都成了他朝思暮想、魂牵梦萦之地，他称北京为一个“无与伦比的城市”。
1924年，包瑞德抵达北京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助理武官，同时学习汉语。1928年，包瑞德任满回国。1931年，他又被派回中国，在驻扎天津的“第15步兵团”任情报官直到1934年。
1934年任美国驻南京公使馆助理武官。1938华任美国大使馆“武官代表”常驻重庆直到1944年。
3、如何接待？
最初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共18人，分两批到达，由包瑞德率领的一批在7月22日到达，另一批在8月7日到达。
观察组是由美国政府派遣的，观察组内也有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外交官，因此中共同观察组的交往带有官方性质。
党中央、毛主席对美国军事观察组的到来格外重视。
党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提出：
这次…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1944年6月下旬，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给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发电报：“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当时延安机场非常简陋，在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前，只偶尔使用一下，大飞机起降很不安全。为保证美军观察组安全抵达，毛主席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报，详细说明机场的情况，包括规模、走向以及各种标记。
他对宣传工作也抓得很紧。观察组来延安前夕，适逢美国建国168周年。7月4日，延安举行了很热烈的庆祝会。
我党主要领导同志和在延安的外国人以及中外记者团的记者们都参加了。
为了这一天，毛主席特地指示《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庆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社论初稿写出后，毛主席又亲自提出修改意见。
这篇社论对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对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人在世界自由民主运动中的影响也很赞许。
社论中还有一段话，表达了中共对美国外交的希望：
“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的外交主张，是美英苏中的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这个外交路线是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在庆祝美国国庆日的今天，深望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的这个外交路线，能够成为美国长期的领导路线。”
在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后，《解放日报》在8月15日又发表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题目上，“战友们”三个字是毛主席修改时加的。
在社论中，毛主席醒目地提出美军观察组到延安：
“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因为经过七年的抗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以及解放区军民的力量，终于逐渐被同盟国所认识，“国民党想要永远一手遮天，已经困难了”。
7月15日，中共中央接到董必武发自重庆的电报。
电报说：
“美观察组头一批9人，定于20日飞延。他们主要商量在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建设机场问题，了解我实际情况，观察我与苏联的真实关系。人员包括有陆军、航空、电讯、医药等方面的人。希望每月通航一次。”
为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外事组，由当时的军委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兼任外事组主任，对外则由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负责。外事组由马海德任顾问，下设翻译、联络、研究、行政4个科，黄华、陈家康、柯柏年、杨作材分任科长。
在美军观察组到达前夕，周恩来副主席起草了我党第一个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发往各中央局，指出：我们的外交叫做“半独立的外交”。
所谓“半独立”就是指当时国民党政府还是中央政府，我们不能独立地同当时的同盟国正式交往，但我们又必须冲破国民党的种种禁令和束缚，直接和美国打交道，所以我们的外交又具有“独立性”。
中央军委外事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但周恩来长期主持重庆办事处作，周不在时就在叶剑英、杨尚昆领导下进行。中国共产党“摇篮时期”的外交就这样在窑洞中诞生了。
4、接待的难题
如何接待好美军观察组，对外事组的同志来说完全是个新的课题。这些美国人对我们有很多成见，能够和我们相处吗？他们待遇优厚，和我们完全不同，能够适应延安的艰苦生活吗？他们有种种“花天酒地”的习惯，我们能够允许这种习惯在延安发生吗？这些问题都要事先有所准备。我们最后确定的接待方针是：既要热情友好，又要严肃健康。
外事组首先在物质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为了他们安全到达，中央动员了延安的部队和机关群众，大修延安机场。
我方怕他们住不惯窑洞，专门在十八集团军总部王家坪对面的一大片土地上修了排窑洞式的平房，房内配备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脸盆架和一个毛巾架，每人一张木床。又修了餐厅和电影厅，还留了露天广场，这可以说是当时延安的“星级”饭店了。在伙食上，除了他们自己带的罐头食品外，肉、菜都是尽量供应的。
周末晚上，外事组常常为他们组织舞会，我方的领导同志也常同他们共度周末。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还不时同他们一起去延安附近山上打猎、消遣。
1944年7月22日，一架美军飞机自重庆飞抵延安。机上载着“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年轻的美国军官和外交官。这次飞行打开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官方接触的大门。
在观察组到达延安后的当晚，中国共产党人为他们举行了当时延安最盛大的欢迎宴会。在会上，朱德总司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周恩来副主席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问候，并向观察组成员赠送了带尖角的军帽和土布中山装。观察组成员穿着这些衣服，兴致勃勃地照了相。
两周后，观察组第二批人员也平安抵达延安。
为了使美军观察组，尽快了解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组织安排我军的高级将领，向他们做了有关敌后战场的全面介绍。彭德怀、叶剑英、陈毅、林彪、聂荣臻、贺龙等都参加了。
这次介绍是非常细致的，例如彭总的报告就讲了3天。此外，还召开了一些专问题的座谈会，组织了各种参观活动。
美军观察组也向我方提交了他们所需要的各种情报的清单。负责接待工作的叶剑英同志根据他们的要求，很快向各军区下达了详细的提示。中央军委还决定在敌后各战略司令部增设联络处，专门担负向盟军提供战略情报的工作。
5、美军观察组的观感
在延安期间，美军观察组人员还经常观察八路军训练，而且时常和他们一同出击。听了我军将领的全面介绍和参加这些军事活动，使包瑞德对中共军队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44年8月14日，他在抵达延安不到一个月，给史迪威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根据我们获得的大量背景材料介绍、我们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及其他许多官员的讨论，以及我们自已的观察，我对中共控制区的形势已经得出了肯定的结论。我的强烈印象是，他们最关注的是如何有效地与日军作战和获得老百姓的支持。”
他总结道：
“我确信，中共军队能立即对在华盟军的战争努力做出贡献，并减少美军伤亡和加速最后胜利的到来。中共军队所能发挥的作用将取决于我们向他们所提供武器、装备和训练的量。”
由于包瑞德的机智、中文水平以及他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和尊重，他很快就与中共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当时代表《时代》和《生活》杂志对延安进行采访的西奥图·怀特(即户修德)写道：
“共产党人喜欢他。他用地道而流利的汉语所开的玩笑，使他们脑中原先形成的美帝国主义形象大大打了折扣。他有关中共情况所写的报告是诚实的，是经过他军人头脑的冷静评估的。他承认‘中共军队具有战斗力、是对抗共同敌人的可靠盟友'。他们意识到包瑞德对他们的尊重，因此也对他‘投桃报李’。”
“军事观察组”人员在延安受到很高礼遇。在正式场合，观察组负责人都被安排在贵宾席。在正式宴会上，包瑞德总坐在毛泽东和朱德之间。
谢伟思作为国务院的代表，坐在毛泽东的另一边。1946年4月，美方将观察组改名为美军驻延安联络组。有一次，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为了接见联络组组长——美籍华裔克利弗·杨少校，还专门安排了午宴。由我们最高领导人出面接见、宴请一位少校，是最高的礼遇了。
6、谢伟思的准确“预判”
1944年8月底，毛泽东会见了美军观察组的重要成员、美国国务院政治报道员和在华美军总部司令史迪威的政治顾问谢伟思，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双方足足谈了8个小时。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跟美国年轻外交官，开诚布公地谈了他对于国内国际上许多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谢伟思是一位出生在中国的年轻外交官。在他的履历上，因为有了这次同中共的接触，导致其自20世纪40年代末起，美国政府和舆论长达20年的不公正对待。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与有关研究人员的通信中，谢伟思透露：
在1942年秋，他已经逐渐意识到，大多数美国人通过官方渠道得到的对中国的看法过多地集中在了国民党和蒋介石家族身上，而被国民党封锁和隔离在抗日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可能像大多数美国人期望的那样，在将来的中国发挥重要作用。
他后来回忆：“毛泽东是一位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
当他向他所接触的中国朋友打听，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成为共产党内公认的领袖时，回答都是一样的：“他目光远大。”
在延安，谢伟思同毛泽东一共进行了50余次谈话。
谢伟思把毛泽东跟他的谈话做了记录，然后以很快的速度整理成文件，向他的上司史迪威和美国国务院作了报告。
谢伟思在延安的3个月中，几乎一天也没停，不断地向他的上司写报告。他一共撰写了100余份有关延安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报告，秘密呈送美国政府。
他写下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陕什宁边区种种新奇景象的观感。
他在报告中与道：
这里似乎没有蠢笨、软弱或懒惰的人。这种朝气不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是理性上的…共产主义，在我看来，尤其是在中国，主要是一种理性事业。它在中国的发展，经过了没有完全受一个或一种信条统治的时期。
谢伟思看到共产党人是充满自豪感的，是坚强、坦率、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统一、廉洁、民主的。
他写道：
有人会说，共产党的有利之处在于他们有一个“事业”。
他们利用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样一些有直接吸引力的行动，唤起底层民众的共产主义，或者说，他们找到了当年曾推动太平天国运动或义和团运动的那种热情。事实上，从未听到有人提出过这种论点。连国民党也不屑于提出这种论点。
得出这样的结论看来是站得住脚的：
农民支援、参加共产党的军队，同他们一道作战，是因为他们确信，共产党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战，共产党使农民得到了一些明显的好处，因而，确立了这样的信念。这种好处应当是改善农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
不管这种改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它应当是趋向民主的，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的。
10月9日，谢伟思向他的上司们提出了一个后来被事实证明是很有预见性的论断：
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而深刻的群众支持，因此要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国民党像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要么它证明自已有能力夺过这种对人民的领导权，否则，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10月10日，谢伟思给他的上司史迪威写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谈他在延安看到和感受到的真实想法。
我们不必对蒋介石抱什么感激之情。他身边的那些人是些自私、腐败、无能而又碍事的家伙。蒋介石本人同我们打交道，也一直要弄各种机会主义手法。他要求过高，言而无信，欺骗讹诈，讨价还价，等等。
蒋介石是被本国人民逼得无法才起来抗日的，他要我们拯救他，使他可以继续征服自己的国家…我们应该以下面两个事实作为我们对华政策的指南。
一是，我们同蒋介石打交道时，如不采取强硬态度，就不能获得成功。二是，如果不考虑到中国的反对势力——共产党、地方势力和自由派，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我们应当摒弃那种认为中国是统一的、我们只能同蒋介石合作的自欺欺人的看法。那等干是把王牌交给了蒋介石…在同蒋介石的扑克游戏中，我们比任何时候都牢固地掌握着所有的土牌。现在是我们打出这些王牌的时候了。
谢伟思经过与毛泽东的一系列谈话以及他对中共政策的亲身观察和思考，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外交建议：
美国的军事援助不能只给国民党，也要给中国共产党。
谢伟思主张，可以采取如下方式实现对中共的援助：
第一，沉着而坚定地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接受美国援共的政策。
第二，在政治上要求国民党实行改革，组织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全国政府分享权力，这个政府必须包括共产党在内，使政府把美国的援助分配给构成国家军队一部分的中共军队。
第三，在上述两种方针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把军事援助物资直接分配给中共军队。
谢伟思当然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但是应该承认他的观察是实事求是的，他提出的政策建议也是富于战略眼光的。
只可惜他的建议没有被美国当局采纳。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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