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唐宝民
写毓贤，心情是很复杂的，因为对毓贤这个人的定性有点复杂，说他是民族罪人吧，他的确是一个爱国者，对大清的忠贞一片诚心可感天地；说他是民族英雄吧，他的“爱国”行为却为大清带来了巨大灾祸。从毓贤身上，既可以看出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也可以看出历史吊诡的一面。
作为晚清政治舞台上名臣的毓贤，是以极端排外著称的，这个人是监生出身，他的官是捐来的，清光绪五年（1879年），由选用同知捐纳知府派分山东，在山东工作了二十多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被授山东巡抚，成为山东最高行政长官，成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达到了仕途升涯的顶峰。
毓贤对中国政治的最大影响，就是一手扶持了义和团，可以说，如果没有毓贤的大力支持，义和团运动不会发展到后来的地步。毓贤是有名的酷吏，在官场上被称为“屠户”，在曹州任知府4年，采用大批逮捕、滥用酷刑和大批屠杀的恐怖手段进行统治。对于义和团，毓贤一开始也是“无情剿杀”，但后来，却变“剿”为“抚”，由全力镇压转变成全力扶持，促使他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缘于他的那颗“忠君爱国”之心。
毓贤忠于皇室、热爱大清，当时清国最大的敌人，就是蛮夷，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清国一败再败，先败于英国，再败于日本……作为一个爱国者，毓贤对此痛心不已，因此他极端仇视外国人，恨不得将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全部杀光。但作为弱势一方的清廷，无力与外国人对抗，但在剿杀义和团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平原事件后，毓贤却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就是外国教会势力比义和团对清朝统治的威胁更为严重，而义和团是反教会、反洋人的，因此，可以成为抗拒洋人势力的重要力量。
如此一来，他对义和团的镇压就不像以前那样卖力了，他改“义和拳”为“义和团”，采取了由“剿”变“抚”的策略。光绪二十四年，他提出“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主张，升任山东巡抚后，明确表示“民可用，团应抚”，并特意在省城济南设场招纳拳民，令义和拳民教授兵勇拳艺。对于平原、高唐、茌平一带朱红灯、本明和尚（后改名心诚和尚）等义和拳领袖设场授徒、攻击教堂、打击教士的行为，他坐视不管，且暗中支持，客观上推动了义和团组织的壮大。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7月，平原县杠子李庄教民李金榜欺压拳民，知县蒋楷袒护教民、派兵捉拿拳民，引发武装冲突，毓贤闻讯后，一面派兵弹压，一面将蒋楷等人撤职查办，又派济南知府卢昌诒“亲往抚绥”平原义和拳，并通令山东各地义和拳、大刀会等一律改称“民团”，允许朱红灯所部义和拳建旗帜，皆署“毓”字，自此，山东义和拳声势越来越大。
毓贤对义和团的支持，引起了外国势力的极大愤怒，视其为纵容义和团的“罪魁祸首”。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清政府迫于压力，将毓贤撤职，改派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去职后的毓贤回到北京后，依然不忘向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等力荐义和团，并在面见慈禧太后时，向慈禧推荐义和团，毓贤的游说行为，使“义和团可用”思想渗透到清国上层统治者的思想中，为日后向各国宣战埋下了伏笔。
1900年，毓贤被重新起用为山西巡抚，这样一来，他又有了施展的机会，毓贤到山西后，排外更加激烈，对拳民首领待若上宾，唆使义和团焚烧教堂及屠杀教民，之后又以保护传教之名，命全省教士集中到省城太原的一间房子里，于1900年7月9日，在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将这46人尽数杀害（12名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意大利籍主教、修士和修女，34名英国浸信会传教士，包括11名幼童）；毓贤还亲手杀死了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区正主教艾士杰；在他主政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
毓贤的所作所为，激化了清国与列强的矛盾，致使列强再度与中国兵戎相见，导致了后来的“庚子国难”，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组成的侵略联军，于1900年6月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犯，8月12日，联军不费一枪一炮占领了北京的门户通州，北京城危在旦夕。
8月14日凌晨，联军在获悉俄军已经提前发起对北京的进攻后，日、美、英三国军队也随后投入了战斗，到晚上9点，4支外国军队相继攻入北京的外围城墙，开始向东交民巷推进，当晚，法、奥、意三国军队从通州进入北京，至此，北京外城、内城攻防战结束，联军把进攻的矛头转向了皇城和紫禁城，8月16日，清军在京城各处与联军展开巷战，战至晚间，联军占领了北京全城。
当天，各国军队指挥官下令“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北京城陷入了空前的劫难之中。联军攻入北京之后，作战行为演变成了一场复仇行动，从破城之日起，联军肆无忌惮的大屠杀就开始了。伴随屠杀的是抢劫，进城后，联军特许军队公开抢劫3日，这种被认为合法的抢劫活动在德军到来后继续扩大，持续了至少8天。联军在北京还烧毁了大量建筑，北京城遭到严重地破坏……
庚子国难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灾难、险遭瓜分，不得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在政治上进一步沦入了殖民地化，在经济上则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地步，这就是毓贤之流爱国行为带来的后果！
我们当然不能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原因全算在毓贤头上，但情势的恶化及事态的一再扩大化，与他有很大关系。平心而论，毓贤的确是个爱国者，拥有着一颗滚烫的中国心，然而，这样的爱国者，带给中华民族的是福祉还灾难呢？爱国主义，不能仅凭一腔热血，爱国，需要的是理性行为，而不是盲目的冲动。
毓贤的行为，使我想到了另一个晚清名臣——徐继畲，《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依据条约规定，欲在福州设立领事馆，此事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同意，但同时规定：只有外交人员可以搬入福州城内居住，其他英国人不得进入福州城里居住。
道光三十年（1850年）夏，两个英国人搬进了福州城内的神光寺住了下来，这件事很快就引起了福州城士绅、市民们的不满，认为“藩邦夷类”竟然跑到我们大清的省城来住，成何体统？太有损我“天朝上国”的尊严了！于是便向福建巡抚徐继畲举报，要求徐继畲将他们撵出福州。
徐继畲得报后，便派人去做那两个英国人的工作，让他们立即搬出城去，哪知，那两个英国人仗着英国有坚船利炮，认为我们大英帝国才把你打败没几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败于英国），你们现在还怕我们呢，我不搬你们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于是便赖着不走了。
当时，林则徐恰好回到福州修养，在与来看他的士绅们聊天时得知了此事，林则徐是强硬的主战派大臣，认为两个普通英国人，就敢如此无视我朝法律，太不拿我大清当回事了，于是便与一些士绅一起给徐继畲上了一表，要求徐继畲用强硬手段将英国人赶出城去，不惜“调兵演炮”，以彰显我天朝国威，令蛮夷胆寒。
徐继畲接到上表后，拒绝了林则徐等人提出的用强力手段驱赶英国人的建议，表示要通过和平的外交谈判手段来解决此事。林则徐一看徐继畲没有接受自己的建议，认为徐继畲是一个被洋人吓破了胆的胆小鬼，便上书朝廷，对徐继畲进行弹劾。
徐继畲真的是害怕洋人才不敢动用武力驱逐那两个人英国人吗？其实不是，徐继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对当时中英两国的实力有着充分的了解，是审时度势的结果，他不想因为小事引发外交冲突，再起战端，因为通过几年前的那场鸦片战争，徐继畲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军事实力远不如英国，两国交战，结果只能是中国吃亏，所以，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力避冲突，安下心来一心一意发展自己，等将来实力强大了，就可以不再受气了。
当然，关于让这两个英国人搬家一事，徐继畲也不是不予处理，他心中另有办法，他留意到那个英国医生是以替人看病为生的，就暗地里派人做工作，不让福州市民找那个英国医生看病，这样一来，英国医生就处于失业状态，赚不到钱，他没法生活，天长日久之后，自然就会搬走的；另外，那两个英国人住的神光寺，门窗破旧，墙体开裂，屋顶漏雨，徐继畲便悄悄给所有的匠人下令，不准他们给这两个英国人修房子，这两个英国人好几个月也雇不到肯为他们修理房子的工匠，秋冬时节一到，福州阴雨绵绵，房子日夜漏水，冷风瑟瑟，冻得他们整夜无法入眠，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终于受不了了，便主动搬离了神光寺，回到了城外居住。
一场险些酿成重大外交纠纷的事件就这让被徐继畲用智慧解决了。这件事虽然圆满地解决了，但国人对徐继畲的误会却很深，认为他不敢与列强斗争，妥协、卖国，枉为封疆大吏，朝廷不明真相，竟然下旨将他免职了。相比较之下，我们不难看出，徐继畲这样的“卖国者”，比毓贤这样的“爱国者”对民族的贡献更大！毓贤的爱国行为，实际上是害国害民害己、祸国殃民，据说李鸿章临终时嘴里还在痛骂“毓贤误国”。
毓贤最后的结局是：被指为排外仇教的“罪首”，革职充军新疆。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在兰州被处死。临死前，他写了两副挽联：第一联：“臣死国，妻妾死臣，夫复奚疑，最难老母九旬，稚女十龄，未免凋伤慈孝治；我杀人，夷狄杀我，亦有何憾。所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空嗟辜负圣明恩。”第二云：“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冤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老成谋国，切须早慰两宫心。”（两宫指慈禧和光绪）可见直到临死前，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