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查禁小说的重点，一是“诲淫”，一是“诲盗”，后者的代表是《水浒》，前者指的则是所谓的“淫词小说”。
首先发难的是曾任江宁巡抚的汤斌，这位被康熙盛赞的“名儒”，任上强调正风俗。康熙二十五年（1686），他颁发告谕，查禁淫邪小说，称“江苏坊贾，惟知射利，专结一种无品无学希图苟得之徒，编纂小说传奇，宣淫诲诈，备极秽亵，污人耳目，绣像镂版，极巧穷工，致游佚无行，与年少志趋未定之人，血气摇荡，淫邪之念日生，奸伪之习滋甚，风俗陵替，莫能救正，深可痛恨，合行严禁。”
次年，给事中刘楷上奏，称“淫词小说，犹流布坊间，有从前曾禁而公然复行者，有刻于禁后而诞妄殊甚者。臣见一二书肆刊单出赁小说，上列一百五十余种，多不经之语、诲淫之书”，希望能彻底禁绝。康熙同意此说，再度展开禁书运动。
率先将这事儿进行立法程序的就是康熙。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他下谕称“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从之。”其中关于造作刻印、买卖、阅读淫词小说者以及监管失职之官吏所规定的各等处罚，后被收入《大清律例》卷二十三刑律贼盗的条款中。
但屡屡颁布的禁例，不但没有涤清社会风气，甚至还有拉低之嫌。禁例所约束的往往只是规矩人，包括有职业操守的书坊、一流的作家，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李渔和烟水散人徐震。可是胆大妄为、品流低俗者却不管这一套，仍大肆编撰出版淫词小说。这些小说多为抄袭或拼凑，水准低劣。
李渔在张缙彦一案后，并未受到牵连（这也客观说明清廷的主要目的不是禁书，而是清理门户），《无声戏》虽遭焚毁，但后来又以《连城璧》之名刊刻。可是，随着清廷在思想领域的逐步收紧，李渔的创作空间也愈发狭窄。
对于书籍出版业而言，清廷禁毁书籍带来的影响反而不大。在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书坊众多，涉猎也广，经史子集、科举“参考书”等，都在刻印范围内。色情小说因其读者广泛，更畅销不衰。
嘉庆十五年（1810年），御史伯依保奏请查禁《灯草和尚》、《肉蒲团》等几部小说。这位御史谏言的本意是重视思想控制，博取领导欢心，结果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数日后，嘉庆称伯依保所列书籍名目都是数十年来的旧本，而新编之“语涉不经”的小说则不见奏闻，明显是“没话找话说”，摆出一副忠心耿耿的姿态，却压根没有建设性意见，骂他年老平庸还妄思升用。这事儿固然是笑话，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当时的小说出版市场，不仅旧本翻印无法禁绝，新作还不断问世。
民国学者张秀民曾考证，清代苏州有书坊53家。其实，实际数字远多于此，道光十七年（1837年），苏州告示收缴淫书，具立议单的书坊就多达65家。
许多被禁的“艳情小说”，确实与满清一向提倡的道德观念不符。比如大量描写婚外情的《醋葫芦》、描写同性恋的《品花宝鉴》、描述妓院生活的《九尾龟》等。但另有一些作品，主题并不淫秽，仅仅涉嫌低俗，也遭禁毁，比如以“唐伯虎点秋香”故事闻名后世的《三笑姻缘》。
即使是奇书如《红楼梦》，命运也极坎坷。《红楼梦》诞生后，有多种抄本流传，但长时间未能刊刻，显然与乾隆年间禁毁书籍的大潮有关。在刊刻后，尽管其甲戌本有“此书不敢干涉朝廷”的声明，仍难逃被禁命运。最早对其查禁的是嘉庆年间的玉麟，他在担任安徽学政期间严禁《红楼梦》刊刻、传播。他认为《红楼梦》中“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淫逸生活意在影射满洲贵族，尽管拿不出具体证据，仍依有关律例，在安徽查禁此书。
道光即位后，颁布《御制声色货利谕》，提出“近来传奇、演义等书踵事翻新，词多俚鄙……以荡佚为风流，以强梁为雄杰，以佻薄为能事，以秽亵为常谈……刑讼之日繁，奸盗之日炽，未必不由于此”，要求各地官员销毁书籍乃至书板，务必“斩草除根”。
既然上有所好，民间自然免不了以此邀宠之人。苏州吴县秀才潘遵祁、潘曾绶就自掏腰包，在金陵、苏州大量购买“淫书小说”并进行销毁。地方官也积极配合，时任江苏按察使的裕谦最为认真，大量查禁“淫书”，《红楼梦》也在“淫书”之列。
也是从道光年间开始，人们谈及《红楼梦》时多称之为“淫书”。如光绪丙子夏六月润东漱石主人在《绣像王十朋真本荆钗记全传》的序言中写道：“余尝见闺阁中人，都以《红楼梦》、《西厢记》、为娱目者，然皆属淫词。”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称“《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汪堃在《寄蜗残赘》中称《红楼梦》“宣淫纵欲，流毒无穷”。
《红楼梦》“淫”在何处？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曾这样评论：“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矛也。”这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点赞”吧？
与《水浒传》一样，《红楼梦》虽屡屡遭禁，却始终广受欢迎。这一方面与书的自身魅力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清代私人刻书盛行有关。书坊书肆自负盈亏，自然要考虑做畅销书。当时的出版制度其实也极为宽松，书坊属于私有，出版之前无需备案，更无须书号，审查也都是事后审查。换言之，清政府虽然屡屡禁书，但却未“从源头抓起”，客观上让书坊和书肆赢得了出版和经营空间。
艳情小说屡屡遭禁却始终繁荣，对于清政府而言是极大的尴尬。但这实则是一种必然，清朝统治者对性文化控制严酷，推崇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以此控制民众。《金瓶梅》、《西厢记》、《牡丹亭》、《肉蒲团》等有违传统道德、宣扬自由的“淫词小说”，自然不为所容。但过度的禁欲只能带来纵欲，何况，男女关系本就是世间无法避免之事。因此，尽管清朝历代皇帝频频颁发禁令、销毁相关书籍，可始终禁而不绝。
■王朝倾塌，管制随之失控
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清政府对小说的管制也渐渐失控。
清朝后期最大的一次禁毁小说行动发生在同治年间，主角是洋务名臣丁日昌。此时的清政府刚刚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总结此次动乱，许多大臣仍是老调重弹，将罪名加于《水浒》。时任江苏巡抚丁日昌于同治六年（1867年）奏请禁毁小说，意图以道德约束百姓，自然甚得上意。同治下旨，“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害，自应严行禁止，着各省督抚饬属一体查禁焚毁，不准坊肆售卖，以端士习而正民心。”
不过，此时的清朝简直是“百废待兴”，地方大员们压根没空响应号召，唯有丁日昌所辖的江苏展开行动。他为此特设“淫词小说局”，筹措经费，出钱收缴淫词小说，集中销毁。颁布告示中写道：“淫词小说，向干例禁；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严饬府县，明定限期，谕令各书铺，将已刷陈本，及未印板片，一律赴局呈缴，由局汇齐，分别给价，即由该局亲督销毁。”他先后两次开列应禁书目，各类共计达到265种之多。
“《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已可看出小说的流行程度。丁日昌“迎难而上”，这场“运动式焚书”，落实力度很大。他将地方官员对待此事的认真程度与官员考核挂钩，颇有成效。
在丁日昌开列的禁毁书单中，有著名剧本，如《西厢》、《牡丹亭》等；有文言小说，如《情史》、《子不语》等；还有描述性生活的“涉黄”小说，如《昭阳趣史》、《玉妃媚史》、《春灯迷史》、《巫山艳史》、《绣榻野史》、《如意君传》、《肉蒲团》、《灯草和尚》、《痴婆子》等；有才子佳人小说，如《金石缘》、《品花宝鉴》等；有公案小说，如《龙图公案》、《清风闸》等；有神魔小说，如《女仙外史》、《绿野仙踪》等。此外，《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及其续书、《红楼梦》及其续书也都在列。
因为仅有江苏一省“严格贯彻落实”的缘故，所以，同治九年（1870年），御使刘瑞祺再次上书奏明各省书肆刊刻售卖违禁小说，要求销毁小说书版。由此也可侧面看出，清政府对书籍的管制基本处于无效状态。
甲午战争后，举国震动，救亡图存之念深入人心。各地纷纷办报，公开刊登维新思想，满清立朝后严禁论政的规定被彻底打破，小说禁毁也彻底成了空话。维新派以小说为开启民智的工具，加上报刊这种新型载体的盛行，现代小说开始出现。尽管戊戌变法后，清廷一度钳制言论，波及小说，也难改大趋势。庚子事变后，报刊在租界内发展更为蓬勃，小说成了主要的启蒙方式，如林纾译《黑奴吁天录》，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新小说》杂志，都具历史意义。
可笑的是，直到清朝即将灭亡之际，仍有人提出禁书。宣统元年（1909年），四川咨议局通过一项《发起通俗教育社》的议案，其中也提到小说，认为“中国小说善本绝少，非淫乱则荒唐，其最烈者如《西游》、《封神》等书，启人迷信，积之又久，以致有义合拳、红灯教之结果”，认为“应行禁止”。但此时，上海各大书局发展极快，竞相翻印传统小说，小说大量普及，禁毁根本无从谈起。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统计，辛亥革命以前的白话通俗小说有1160余种，其中在鸦片战争以后创作并出版的有560余种，超过半数。可见，在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时，所谓的小说管制也完全失控。
结语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对思想钳制最烈的一个朝代，文字狱与焚毁书籍，都是统治者的武器。所谓“康乾盛世”，恰恰是欧美大变革的时代，先进与落后，就此分野。清廷禁毁小说，主要是为了统治需要，以封建道德控制民众思想。讽刺的是，在禁书过程中，满清统治者尽管口中冠冕堂皇，却“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们口中的“淫书”，往往是最流行的“内部刊物”，宫中流传下来的《金瓶梅画》，就盖满了乾隆御览之印。这位乾隆皇帝，恰恰是最喜欢炮制文字狱和焚毁书籍的一代帝王。《金瓶梅》也非满清贵族的禁书，而是“人皆争诵”。至于《红楼梦》，慈禧太后便是“红楼迷”。种种荒唐，似已注定清朝的命运。
图源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星标公众号 ☝️戳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