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一天，正在上海北郊中学上课的高二学生黄慧南，突然被教导主任叫了出去：“你父亲来了，现在住在锦江饭店，你去看看他吧！”
“我不去！这个人与我不搭界，我一点都不想去见他！”17岁的黄慧南坚定地说。
虽然是自己的父亲，但黄慧南对于父亲从来没有过什么好感。很早之前，她就认定父亲黄维是个“大坏蛋”，自己可不想和他扯上任何关系。
见黄慧南的态度很坚决，教导主任严肃地告诉她：“学校里安排你去见你父亲，是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帮党做做你父亲的工作，让他早日转变思想，完成改造！”
一、
在老师和姨夫黄崇武的劝说下，黄慧南不情不愿地跟着姨夫来到上海锦江饭店的一个单间。在这里，她见到了传说中的父亲。
黄慧南是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员黄维的小女儿 ，出生于1948年9月。1948年12月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地区被我解放军歼灭，黄维成了解放军的俘虏时，黄慧南仅有三个月大。对于父亲，她几乎没有任何印象。
在黄慧南的印象中，父亲应该是一个面目狰狞、长着一张血盆大口的魔鬼，没想到出现在她面前的，只是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头发花白、面色和蔼的小老头，与她印象中的父亲完全不一样。
见到黄慧南后，黄维很兴奋。他拉着女儿的手，对着女儿的脸仔细地端详了好久，口中喃喃地说：“小慧，你和你妈妈蔡若曙年轻时长得真像！”
黄维这次来上海，是参加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组织的“战犯参观团”，在杭州参观结束后，乘火车来到上海的。
在这次参观中，为了便于战犯们的改造，组织上想办法安排了他们与家属的见面。
见到女儿后，61岁的黄维兴致很高，他滔滔不绝地对女儿讲述了自己这次参观路上的见闻，对杭州和上海的变化更是赞不绝口。
黄维由衷地对女儿说：“国民党以前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共产党做成了，而且做得更好，这就是差距啊！”
那一天，黄慧南和父亲聊了很久，还在一起吃了顿午饭。
也许是血浓于水的天性，虽然对父亲还是没有什么好感，但黄慧南还是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新笔记本和一支毛笔送给了父亲。
那本笔记本的扉页上，有她亲手写上的一句话：“希望你为了妈妈，能真心改造！”
二、
在兵败被俘前，黄维一直都是陈诚的心腹爱将。这位黄埔一期毕业的高材生，34岁时便担任了陈诚赖以起家的第18军的军长。
抗日战争期间，黄维参加过淞沪抗战、武汉保卫战、滇缅会战等战役，消灭过不少日本鬼子。
1948年9月，黄维出任蒋介石新组建的第十二兵团司令。11月8日，黄维接到命令：他的第12兵团由河南确山、驻马店地区东进，增援淮海战场。
11月24日， 在解放军出于战略目的主动放弃南坪集后，黄维误认为解放军已被自己打败，于是带着部队向宿县方向攻击前进，很快便钻进了解放军事先布置好的口袋之中。
黄维很快发现自己中了解放军的圈套，但他并没有惊慌。他自恃兵力雄厚，决定挑选几个精锐师打头阵进行突围，争取在东南方向打开缺口，让12兵团沿着这个缺口突围。
第 110 师是黄维最为倚重的主力师之一，该师师长廖运周的哥哥廖运泽，与黄维是黄埔一期的同班同学，廖运周本人又是一员猛将，所以在这次准备突围时，黄维毫不犹豫地将第110师选为打头阵的先锋。
廖运周是黄埔五期生，算是黄维的小师弟。在学校时，便由靖任秋、孙一中等人介绍，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
1930年，廖运周受中央委派，来到冯玉祥的西北军第2师作兵运工作。在此期间，廖运周一度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直到1937年才重新找到了组织。
中共北方局经过研究，决定不公开廖运周的共产党员身份，而是让他继续在国民党的部队中潜伏下来，一边秘密发展革命力量，一边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已升任国民党110师656团团长的廖运周，奉命率部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会战。
在茨芭山，廖运周的656团袭击了日军的一支辎重部队， 缴获了一批日军辎重。 当时的黄维，也正率第18军驻扎在茨芭山附近，于是廖运周便带着缴获的辎重，上门拜访黄维。
黄维之前并不认识廖运周，但听说廖运周是黄埔五期生，又是自己的同学廖运泽之弟，所以亲自带人迎出了十余里地，将廖运周迎到的自己的指挥部。
虽然是初次见面，但廖运周还是给黄维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得知廖运周仅以一个团便消灭了日军一支辎重中队后，更是对廖运周的军事指挥能力刮目相看。而廖运周此次前来，又将缴获的日军辎重的一大半送给了黄维，更令黄维对眼前的这个团长的好感爆棚。
黄维也没有白要廖运周送来的礼物，在廖运周告辞之时，将十八军装备的火炮“借”了八门给廖运周，希望有了这些火炮，656团能消灭更多的日本鬼子。
黄维当时并不知道，正是他的这一举动，让656团取得了一场大捷。
日军的辎重队被656团歼灭后，恼羞成怒的日军派出了一个联队，向656团扑来，想将656团消灭，替死去的鬼子报仇。
廖运周率领656团且战且走，一直将追击的日军引入了湖北、江西两省交界的箬溪附近。这里两山夹一坳，是伏击日军的理想地形，加上廖运周手上刚好有黄维送来的几门大炮，正好可以让日军尝尝这几门大炮的厉害。
入夜后，紧追656团不放的日军进入了伏击圈。廖运周一声令下，656团的火炮发出振聋发聩的怒吼，日军被炸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
这场伏击战，共击毁日军各类车辆四十余辆，毙伤日军亡六百余名，轰动了全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廖运周下达了特别嘉奖令，廖运周也在不久后升任第110师师长，成了黄维的下属。
四、
1946年夏，受中共中央中原局指派，廖运周的入党介绍人靖任秋秘密来到国军第110师，与担任师长的廖运周取得了联系。
不久后，110师地下党支部成立，由廖运周任书记，随时准备率领这支部队走上起义的道路。
1948年11月23日，黄维发现他的第12兵团已经钻进了我军的口袋之后，黄维马上召集手下的将领研究对策。
几个军长研究来研究去，都认为第12兵团现在的处境非常不利，必须迅速突围，才能避免被人民解放军全歼。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黄维决定12兵团从东南方向突围，向驻守在蚌埠的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靠拢。廖运周的110师，被黄维亲定为打头阵的主力。
黄维对自己制定的突围计划充满了信心，在他看来，用四个主力师，利用装备和火力上的优势一拥而出，解放军不可能堵得住，12兵团便可以逃离解放军的包围圈，扬长而去。
接到黄维布置的任务后，廖运周感到：如果让黄维的这个计划得以实施，12兵团将极有可能从淮海战场上跑掉。
要想挫败黄维的这个计划，只有自己的110师提前在战场起义，才能粉碎黄维的突围行动！
为了麻痹黄维，廖运周主动向黄维提出由他的110师充当12兵团的开路先锋，黄维非常高兴，拍着廖的肩膀说：“冠州兄，真是危难见真心，板荡识忠臣啊！你们师还少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挑。事成之后，我向南京方面为你请功！”
从黄维的兵团司令部回来后，廖运周秘密召开了一次党委会，决定在突围时举起义，打乱黄维的计划。
同时派人与解放军方面取得联络，请解放军在110师的前方闪开一个口子，等110师起义后再封上 。
廖运周派去的人很快便与了淮海战役总前委取得了联系，邓小平亲自听取了110师起义的计划，并打电话给110师正面的王近山司令员，要求王近山司组织好110师起义的接应工作，保证把110师官兵一个不少地回归到人民的阵营。
为了确保起义的成功，避免误伤，王近山要求110师在起义时，官兵左臂一律扎上白毛巾，以三发信号弹为信号，沿着解放军制定好的路线，通过我军闪出的缺口。
拿着王近山派人送来的路线图，廖运周感慨地说：“盼了多少年，终于盼到了这一天！这不只是一张行军路线图，更是我们回到革命队伍的通行证啊！”
1948 年 11 月 27 日，廖运周率第 110 师 5500 多人，按照事先制定好的路线通过了解放军的阵地后，我军立即重新堵死了这个缺口，对紧跟在110师后面的敌18军进行了迎头痛击。
紧跟在110师后面的敌18军，看到110师刚才通过这里时并没有遭到我军的阻击，以为前面是一片坦途，因此毫无防备，被我军一顿猛揍，伤亡极其惨重。
黄维马上用报话机呼叫廖运周，要他从策应18军突围，可任凭黄维叫破了嗓子，也挽救不了他的12兵团被覆灭的命运了。
当廖运周率领110师来到解放军的驻地时，受到了我军热烈的欢迎。
二纵政委王维刚代表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向全体起义官兵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并当场宣布 ：“廖运周师长是共产党员，现在他率领你们举行了光荣的战场起义，脱离了国民党，走上了光明大道！”
110师起义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廖运周率部今晨在战场起义，我军已将黄维兵团压缩在双堆集附近十余村庄，全部战斗至迟明日可以解决。”
当廖运周起义的消息传到黄维的指挥部时，黄维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大骂廖运周是“党国叛徒”。
令他懊恼的是，自己已将12兵团大部分的坦克和榴弹炮等重型武器都配给了110师，随着110师的起义，这些装备马上就可以掉转枪口，变成针对12兵团的“催命符”，看来这次12兵团是逃脱不了被歼灭的命运了！
110师起义后不久，解放军便对被黄维兵团发起了总攻，这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很快被我军全歼，黄维本人也成了我军的俘虏。
五、
黄维被俘后，相当不服气，认为自己只是上了廖运周的当，而不是真正地败在解放军的手下。因此从被俘第一天开始，黄维的态度就十分的固执和狂妄。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黄维被俘后，我军让他给被围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写信，劝两人放下武器投降，黄维仿佛没有听到一般，坐在凳子上动也不动。
中野联络部部长杨松青见黄维如此固执，想和黄维聊聊，但却遭到了黄维的拒绝。黄维梗着脖子冲杨松青大嚷：“只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我为什么要投降？”
淮海战役结束后，黄维和杜聿明等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送进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学习改造。
在功德林，黄维是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战犯。哪怕当了俘虏，黄维走路时仍然挺着腰杆，说是要保持他的“将军风度”。
当其他战犯纷纷按照管理所的要求剃去胡子时，只有黄维始终不肯剃须，说是“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子，决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
为了更好地改造这些战犯，战犯管理所给每位战犯发了几本笔记本，让他们没事的时候写写心得体会。
黄维拿到笔记本后，从来没有写过一句心得体会，而是在上面写满了诸如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这样的古诗词，说自己要向古人学习，“忠臣不事二主”.......
对于一些积极参加学习改造的战犯，黄维还大放厥词，冷嘲热讽。哪怕是自己曾经的上司也不放过。
当杜聿明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写下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后，黄维却嘲讽杜聿明是在写“悔过书”，说自己“无罪可悔”，因为“国军是合法政府治下的正规军队”。
对功德林的规章制度，黄维也是鸡蛋里挑骨头，总想挑出点毛病来。甚至连晚上睡觉不许关灯的规定，也被黄维骂成“没有人性”。
看到功德林的有日本战犯不用劳动后，黄维又大骂管教人员：“我们再有罪也没日本人罪大，凭什么日本人可以待着，我们就要劳动？”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黄维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死硬分子。但即使这样，党和政府仍然没有放弃对他的改造。
1953年春，黄维患上了腹积水，两腿肿胀，不能下地。经周恩来特批，请来了几位医学专家为黄维会诊，还动用外汇去香港买了当时国内不能生产的昂贵的抗生素给黄维治病。
黄维病好后，又异想天开地提出，想在功德林研究“永动机”。政府又调来几名技术人员，和黄维一起组成了科研小组，周恩来甚至亲自抽出时间亲自审阅了黄维的“设计图”。
对于黄维的家属，党和政府也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关怀。政府为黄维的妻子蔡若曙安排了工作，又将黄维的大女儿黄敏南保送进了复旦大学，小女儿黄慧南则被政府送进了复旦附中读书。
见党和政府对自己如此真诚，黄维逐渐认识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不同，开始检讨自己的罪行。
六、
1975年3月， 黄维作为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得到了政府的特赦。出狱后的黄维，还被院聘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每月工资 200元。
从那以后，黄维专注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还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常委。
1983年4月25日至2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作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的黄维，在这次大会上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朋友”廖运周。
这次见面，距两人的上次分别已有35年了。上次见面时，廖运周还是黄维手下的一名师长，而此次见面时，黄维已是完成思想改造后的全国政协常委，廖运周则由黄维的部属变成了民革中央和台办的领导。
这一对分别了几十年之久的“敌人”见面后，有感于人世的沧桑，皆唏嘘不已。两人坐了下来，聊了这些年各自的经历，聊到现在的生活，昔日的恩恩怨怨，在这真诚的交谈中，皆化作消逝的云烟，消逝在历史深处。
1989年3月20日，黄维在北京去世，终年85岁。廖运周得知黄维去世的消息后，虽然出于身体原因无法参加黄维的追悼会，但还是派手下工作人员送去了一个大大的花圈。
1996年 5 月，“潜伏将军”廖运周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深度好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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