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拂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整整三年。这一年，两位著名的人物会面，在两个领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时间来到1981年7月的一天，这天，忙于工作的邓小平接到了身边的消息，说是有一位著名的小说家久仰大名，来到北京后想要见见您。
邓小平得知后，大手一挥：“可以啊。”
来人支支吾吾，又说出了一句话：“他是香港的一位著名小说家，笔名叫做金庸。”
听到这个名字后，邓小平笑了。对于这位小说家，他可再熟悉不过了。早在1973年，邓小平便读过金庸的小说。
如若说，对作品的阅读是与作者的交流，那么，邓小平早已与金庸有了多年的交情。如今，神交一场即将变成现实，邓小平自然期待这一刻。
但是，在正式见面前，身边的保卫部门却提出了两点不妥之处。那么，究竟是哪两点不妥呢？为什么身边的保卫部门会认为不妥呢？
学业坎坷的“小说家”
这就要从金庸的身份说起了。
了解金庸的人都知道，金庸只是笔名，他的本名，叫做查良镛。
作为浙江的著名世家——海宁查氏的后人，查良镛出生在浙江嘉宁。
查良镛的家庭十分重视对查良镛的教育，在他小的时候，便让查良镛阅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著作，对历史的了解让幼年的查良镛对历史上的这些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2年，查良镛读了他人生中接触到的第一本武侠小说。彼时，打开这本武侠小说的查良镛想不到，自己偶然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也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为后世翻开了一个武侠江湖。
然而，此时的查良镛顾不上这些，他要顾及的，是他的学业。作为后世小说家的查良镛，他的求学经历其实并不平坦。
1941年，读高中的查良镛在学校壁报上写了一篇讽刺学校训导主任的文章，结果被校领导发现，恼羞成怒下，查良镛被开除。
据查良镛本人回忆道，当时被开除可谓是一生中遇到的最大危机之一。
被学校开除后的查良镛能去做什么呢？读不了学，吃不了饭……在这样的处境下，还是当时的校长帮了他一把，在校长的介绍下，查良镛来到衢州的一所中学，才有了书可读。
之后，查良镛十分感激这位校长，在他看来，这位校长十分爱护学生，正是他竭力多方奔走，才让原本的“开除”转变成了“退学”，同时让查良镛有书可读。
此时在壁报上的“鲁莽行为”，在查良镛看来，并不后悔。在他看来，敢于在文章中仗义执言，并且能够不畏惧外界的一切压力，这正是文章应具有的本质。
无论如何，查良镛本身的敢作敢为，也为之后的种种行为埋下了小小的伏笔。
读完高中后，查良镛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敢作敢为的查良镛，因对国民党职业学生不满，于是，一腔热血的他将这些人投诉到了校方。
可是，令查良镛想不到的是，作为检举者的他，反而承受了检举的后果，被校方退学。他不明白，明明自己的一腔热血沸腾，但往往却是事与愿违。
渴求知识的查良镛，自然不会因为被退学而停止学习的步伐，他来到了中央图书馆，在亲戚的安排下在这里挂职，说是挂职，实际上是为了在这里能够多读些书，从而丰富知识。
1946年，查良镛来到上海，在近代有名的报刊机构《大公报》里工作，一连工作了两年后，查良镛被调往香港工作。
在香港，查良镛正式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1955年，查良镛在《大公报》开设了名为《三剑楼随笔》的专栏，并成为专栏的作家。正是这一年，文坛上少了一名叫“查良镛”的编辑，多了一名叫“金庸”的武侠小说家。
随着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的落笔，金庸正式走上了武侠小说的道路。
如今回看这本书的文笔仍然略显青涩，但在当时良莠不齐的武侠小说界，可谓是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
在这之后，查良镛在写小说的途中，仍然写了几年编剧，并写出了许多著名的剧本。
1959年，查良镛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一个转机。
从小说家到政治评论家
与坎坷的求学经历不同，金庸的事业显得十分顺利。
1959年，在经历了几年的写作后，金庸与自己的几位好友，在香港创办了《明报》，并推出了系列报刊，成立了出版社。也是这一年，一本名叫《神雕侠侣》的武侠小说开始在《明报》上悄然连载。
在这之前，金庸曾在1957年，于《香港商报》上连载了一本武侠小说，这本小说的名字叫做《射雕英雄传》。
这本书以南宋末年为历史背景，将故事中的主人公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好的作品，不分国界，《射雕英雄传》不仅在香港本地爆火，还跨出国门，在东南亚地区也收获了一众书迷。究竟有多么火热呢？甚至东南亚地区的每一家中文报刊都会连载这本小说。
作为“射雕三部曲”的第二部，《神雕侠侣》的首发便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这也达到了金庸的预期。
金庸选择在《明报》上刊登这本小说的原因，就是为了借助自己在武侠小说界的名气，从而为自己初创办不久的《明报》引流，这样的引流方法，在当时算是十分先进了。
如同《明报》的坎坷发展经历一般，《神雕侠侣》中的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的经历，同样跌宕起伏、困难重重。
历时两年，《神雕侠侣》终于完结。在这不久，面对广大读者的请求，金庸开始了“射雕三部曲”最后一部，也就是《倚天屠龙记》。
三本书完结，金庸已然成为了武侠小说界的大家。然而，只有金庸自己知道，除了武侠小说之外，他更感兴趣的，是政治。
从入学时候的种种言行，我们不难发现，金庸本身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爱国观念与政治理念。
在创办《明报》后，他将自己的政治观点贯彻到了报刊中，不仅在报刊中增添“社论”板块，还在1962年，对当时许多新闻不敢报道的香港“难民潮”事件堂而皇之刊登在报纸上。
在这之后，1966年，大陆迎来了政治上的动荡时刻。然而，香港本地的居民对此一无所知。于是，金庸在《明报》上增设“北望神州”板块，对当时大陆的政治信息进行第一时间的报道，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喜爱。
借助这一版块，金庸会发表许多自己对于大陆政治与时局的观点，这些观点往往会引起许多群众的关注与讨论，也让金庸从一名小说家，成为了一名所谓的“政治评论家”。
一连几年，《明报》依靠独一无二的“北望神州”板块，成为了香港报刊业独一无二的存在，金庸本人同样更加出名，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1973年，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对金庸发出了邀请，邀请金庸前往台湾进行参观。金庸自然是答应了下来。
不久，金庸登上了台湾，与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进行了见面。在蒋经国的带领下，金庸与蒋经国探讨了关于一个中国的认识，同时提出了希望两岸统一的美好愿望。
在这之后，金庸与蒋经国等人交流了台湾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1966年开始，邓小平经历了“三次磨练”，在这期间，金庸曾多次在《明报》中提起这位政治家，并称赞他有着极其出色的才华与风骨。
在当时的局势下，金庸甚至预言道：“在未来，邓小平一定会复出。”
这一天来得很快，1970年，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当时金庸的小说已经火遍整个香港，但大陆仍然没有发行，于是，在工作之余，邓小平还特意安排身边的相关部门，一定要从香港买来一整套金庸的小说。
没过几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政治局势得到了稳定。随着政局的稳定，许多遗留问题也可以逐一得到解决。其中，邓小平特意提到了文艺方面，并点明了当时国民文化生活贫瘠的事实。
时间来到1981年，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成了邓小平需要思考的问题，想了很久，最终，在多方面协调下，邓小平决定要与金庸见面。
此时，金庸终于有了能够与邓小平见面的机会。可是见面之前，仍有两个问题，需要得到答复。
跨越困难的会谈
其一，便是金庸曾经参观台湾。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金庸与蒋经国曾亲密地进行了交谈。
在审查部门看来，如果此事传出去，再被部分有心者添油加醋，可能会对邓小平的工作产生一些影响，到时候会得不偿失。
邓小平听完这一条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笑了笑，之后说道：
“我不管他金庸见过谁，我要见的是金庸本人，就是要和他见见。”
解决了这一敏感的政治问题，第二个问题，便是金庸的个人生活问题。
对于这次见面，金庸本人十分重视，但他对于一件事十分固执，便是一定要在见面时带上自己的妻儿。
这样的请求听起来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事实上，问题就出在金庸的妻子身上。金庸当时的妻子，事实上是金庸的第三任妻子，这位妻子年轻貌美，自然是配得上当时名噪一时的金庸。
但是，金庸的第二任妻子，是帮助金庸一起创办《明报》的创办者之一。在金庸声名鹊起后，他主动向自己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了离婚。
对于此事，邓小平也不甚在意：“来者皆是客，既然来了，我们就应该好好招待。”
这两件事情解决后，金庸如约与邓小平见面，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其中，金庸多次称赞邓小平的风骨与气节，在长久地交谈后，二人依依惜别，金庸甚至潸然泪下。那一年，邓小平已经77岁，稍微年轻的金庸，年龄也已近花甲。
这次会谈，引来了国内外许多媒体的关注，从中央电视台，到港澳台的媒体，甚至于海外的许多媒体，都对这一次会谈进行了报道。
回到香港后，金庸将这次会谈的感受发表在《明报》上，甚至引来了市民的万人空巷，只为了抢购一张刊登此事的报纸。
金庸自然知道，这次会谈其实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除了两位神交已久的故友交流外，这次会谈，同样意味着大陆与香港的关系。
毕竟在当时，如何解决香港问题，是大陆持续不断思考的问题，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向金庸介绍了自己“一国两制”的构想，其目的正是为了通过金庸在当时的影响力，从而在香港进行广泛宣传。
于是，在这一次会谈后不久，中国与英国开始了有关香港问题的沟通，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金庸目睹了这一伟大时刻。
金庸与邓小平，一位是武侠小说家，一位是伟大的政治评论家。对于邓小平，金庸从来不吝啬自己的赞誉，在他看来，邓小平是他最佩服的人。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是金庸书中的一句话，也是邓小平极其喜欢的一句话。
只有时刻在心中装着百姓，装着人民，才能被称为真正的侠，这样看来，为了新中国而奋斗的邓小平，像极了金庸书中的一位又一位“大侠”。
有一点不同的是，武侠小说的大侠，他们的江湖往往是一方天地，而邓小平这位伟人的“江湖”，却是新中国的每位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