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中国朋党史》
文 | 朱子彦
朋党，是中国古代社会引人注目的突出政治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朋党史。滥觞于夏商周三代社会的朋党和党争，历经汉唐，下逮明清，始终盛而不衰，且愈演愈烈，在封建王朝的肌体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就整体和宏观的视野而言，朋党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产物，朋党和人们熟悉的政治集团、宗派、帮派、山头、团伙、圈子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区别，大多数党争是权力之争，利益之争，意气之争，[案中国历史上因变法改革而导致的党争，如吴起、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及清末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一般意义上的党争大相径庭，应加以区别。]没有什么固定阵线、道德原则可言，正如王夫之所言：“朋党兴，而人心国是如乱丝之不可理，将孰从而正之哉？邪正无定从，离合无恒势，欲为伸其是，拙其非，画一是非以正人之趋向，智弗能知，勇弗能断。”历史上不少有识之士都认为，导致中国历史乱源之一便是朋党。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党争也有正邪是非之分，带有某些清流士大夫为救世而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反对宦官专权，希望澄清吏治，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等特征。例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争；晚明东林党、复社反对阉党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不宜一概抺煞，应给予适当的正确评价。
中国朋党历时弥久，延绵不绝，时空跨度之长，几乎与整个古代社会相终始。朋党与党争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大课题。要系统完整地论述中国朋党史，绝非易事，因为它涉及的问题太多太复杂，故我们在论述朋党史时，必须先讲清楚朋党的性质和主要特征，并将其置于历史、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宏大视野下，从多个侧面来考察探讨与朋党相关的若干问题。
首先须厘定朋党与政党的界限和区別。“党”这个字，在现今人们的话语体系中的含义，几乎成了“政党”的同义语，诸如报刊上常见的“社会党”、“民主党”之类的“党”。这是现代政治中的特有现象。中国古代并无政党可言。然而古代史书中却常见到“党”的字样，那是“朋党”之党，而非政党之“党”。如东汉的“钩党”，唐代的“牛党”、“李党”，北宋的“元祐党人”、南宋的“伪学党”、明代的“东林党”等，都是朋党，或被政敌诬为朋党。汉字的特性往往是一字多义，在《辞海》中“党”这个字的释义多达六项，既有政党之意，也有朋党、朋辈之意。现代人对“党”字的直觉印象往往侧重于前者，而忽略后者，或者将两者混为一谈。在英文中政党的“党”是Parties，朋党的“党”是Factions，区分得一清二楚，不至于把朋党混为政党。
那么，为何朋党完全不同于政党。这是因为政党是近代政治斗争的产物。从世界政治史的视角来看，政党的产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是议会的产生。英国资产阶级政党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议会制度的创立。正如康有为所指出：“盖政党者，立宪之产物也。”英国议会约建立于13世纪。议会的诞生为英国各阶层的代表提供了一个合法活动的平台，英国创立于17世纪70年代的“辉格党”和”托利党”是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政党；其二，从近代政治斗争的性质来看，政党之间的斗争，已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与冲突，而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同传统的封建势力的斗争，以及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势力争夺权力的斗争；其三，政党都有自己的党章、党纲、组织机构，并对党员的权利、义务和党的纪律做出规定，是一个结构健全，组织严密，宗旨明确的政治组织。中国资产阶级组织的政党始于1894年孙中山建立的兴中会以及稍后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各派纷纷组织政党，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在内的各个政党应运而起。民国初年，党派复杂，名类众多，这已非本书的研究范畴，在此不赘。
王桐龄先生是迄今为止，唯一撰写过《中国历代党争史》的学者，他认为朋党之所以不能称之为政党，其因有三：“一曰政党惟能生存于立宪政体之下，而于专制政体不能相容；二曰为政党者，既宜具结党之实，而尤不宜讳结党之名；三曰其所辩争者，当专在政治问题，而宫廷问题及个人私德问题，皆不容杂入其间”。梁启超认为，朋党特征有五：“一曰以人为结合之中心，不以主义为结合中心；二曰不许敌党存在；三曰以阴险狠戾之手段相竞争；四曰党内复有党；五曰其乌合也易，其鸟兽散也易。”
《剑桥中国隋唐史》写到“牛李党争”时，特別指出朋党和政党的区别：“牛党、李党这种派別不论在当世或在后世历史记载中都被称为‘党’（Factions），但决不是我门今天意义上政党中的‘党’（Parties）。九世纪唐朝的党不是基于经济的、明确纲领和严格纪律的集团，它只是政治人物们的松散结合体，产生于难以确认的复杂的个人关系网络。唐代的朋党不像今天的政党那样根据政见的不同来吸收成员，它没有很强的核心结构；它的成员的属性也不固定。”该书还特别强调：“中国的政治理论通常都认为，如果准许在朝廷结成朋党（朋党乃是广泛的政治活动的必然结果），那么，人们所期待的能实现长治久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损害”；“‘党’这个字表示道德败坏，它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到贬谪。”西方学者的论述的语境、语言有其特点，但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是別开生面，极富启发意义的。
在厘定朋党有别于政党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朋党与近代社会“会党”的性质也迥然有别。会党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鸦片战争后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团体的总称。会党具有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在此以前，天地会、哥老会、三点会等通称会，自兴中会与天地会首领联络后，始称“会党”。会党除有反清复明的口号外，在组织上实行家长式领导，首领由大首领加封，一切唯首领之命是从；组织成员以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无业游民为主体；有很强的地方性，采取秘密方式进行活动等特征。兴中会成立后，很注意联络会党，以扩大势力和影响。孙中山曾说：“余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后来，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主要依靠的力量就是会党。
说到会党，还要介绍一下“跑江湖”的概念。跑江湖指旧时以卖艺、算卦、相面、卖药、走镖等为职业，来往各地 谋求生活。江湖人包含了社会流动阶层中几乎所有的职业，而会党中人大部分都是江湖人。会党中人可以说品流复杂，既藏龙卧虎又藏污纳垢，可以称得上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旧社会比较著名的会党组织主要有洪门、青帮、哥老会等。
由此可见，朋党完全不同于会党。其主要区别有三：其一，朋党由中古社会统治阶级中的各个政治集团所组成，其主要成员为官僚士大夫，属于上层社会；会党乃民间秘密团体，其成员来自于民间底层的三教九流，带有黑社会性质，亦可称之为“江湖帮”。其二，朋党跨时久长，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会党兴起于近代社会，新中国建立后，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政治土壤，即告消亡。其三，朋党中除围绕变法改革的新旧党争外，大都数是权力之争、意气之争，几无是非曲直可言；而会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孙中山曾经借助会党的力量，发动起义，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既然朋党完全不同于政党和会党，那么，朋党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和特征呢？笔者以为，朋党是统治阶级内部具有不同政治背景和经济利益相互对立的政治集团。利害冲突、政见分歧、地域偏见、亲缘关系、人身依附、门第观念等都可以成为朋党的起因。朋党以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垄断仕途、独占各项政治经济权益为目的，以党同伐异为特征，以打击、残害政敌为其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且，尽管历朝历代都有朋党存在，但从来无人敢于公开提出纲领、发表宣言，打出朋党的旗帜。
朋党与政党最重要的区別在于，它实际上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团体，而且并不具有合法性。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派反对另一派，最阴险的手段，莫过于指控对方结成朋党，以便利用皇帝痛恨朋党的心理给予名正言顺地打击。正如明人吴桂森所言：“邪人害正，其妙法无过一党字，于是世人摇手闭目，畏一‘党’字如仇”。可见在君主专制时代，朋党被视作牛鬼蛇神、毒蛇猛兽，无论何人，一旦被视为朋比结党，就如同犯下弥天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