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结束后，华国锋同志决定延续过去的经济格局与政治体制，以毛主席思想、理论作为国家建设的总纲领，并由此提出了“两个凡是”。当时党内大部分同志对“两个凡是”持肯定态度，但杨易辰却坚持对其表示反对，他直言“两个凡是”是“教条主义”，违反了唯物论与实践论，因此必须予以摒弃，决不能在党内推行。
杨易辰生于东北，自幼心怀家国之志，是一位思想开明的好青年。1931年，日寇入侵东北，而东北的中国军队面对侵略者，竟选择不战而退，将整个白山黑水让给日本人。杨易辰对此很是气愤，他随即在内心立下宏图大志，发誓终有一天要将日本人赶走，让中华民族实现独立，不再受制于人。
20岁那年，杨易辰离开老家，远赴北平求学。次年，日寇再度对华北伸出了魔爪，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此时再度采取了绥靖政策，通过向日本出卖国家利益，换取一时的安宁。此举很快便招致了全国老百姓的唾骂，各界人士纷纷发声批评老蒋“卖国求荣”。而北平的学生们更是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走上街头举行游行、请愿活动，向国民政府抗议、示威。而国民政府为了平息事端，居然派出大量军警对学生们进行镇压，在王府井大街，游行学生与军警爆发了激烈冲突，期间有数十名学生被军警持棍棒打伤。
杨易辰当时也参加了游行活动，他眼看有学生遭到军警殴打，于是立即上前制止军警，保护受伤的学生。杨易辰长得人高马大，军警不敢贸然对他下手，只得畏缩退去，杨易辰趁着这个空档，将受伤的学生送往医院抢救。他的此番英勇行为很快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于是党组织便主动派人和他接触，向他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不久之后，杨易辰主动申请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红色战士。
抗战爆发后不久，北平城便遭到敌人占领，日寇随即在城里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打压红色力量。为避免无谓的牺牲，北平市委便指示杨易辰的人暂时撤出北平城，前往平西一带暂居。1938年，北平市委又指示杨易辰前往延安学习，杨随即跟随一支八路军部队前往陕北，并很快被安排到马列学院进修。
1939年，杨易辰回到华北工作，主要负责宣传革命思想，号召老百姓团结一致抗击日寇。解放战争时，他又到中共东北局任职，主管后勤、文宣等事务。东北解放后，他在辽西担任党委书记，从1950年开始，他遵照党中央指示，在辽西展开土改活动，给广大佃农、雇农分田分产，除此之外，他还借着苏联的援助努力发展重工业，在辽西接连建立了好几个大型工厂，为辽西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4年，党中央重新调整了东北的行政区划，同时也对各省的人事安排做了调整，杨易辰被调到黑龙江省担任高干。动荡时期，他受到了居心叵测者的陷害，被罢免职务，下放到某农场劳改。1972年，在周总理的帮助下，他重新复出，仍在黑龙江任职。动荡结束后，中组部提名他担任黑龙江省省委一把手，负责统管省内一切行政工作。
1977年，华国锋同志提出了“两个凡是”，杨易辰闻讯后立即予以反对、反驳，他提议凡事应该以“实践论”为基础，不能搞“形而上”那一套。进入80年代，杨易辰被调到中央，出任最高检检察长，职级为副国，期间正赶上邓公号召公检法系统严打违法犯罪，他随即与公安部、最高法、政法委等部门联合采取雷霆手段打击黑恶势力，一连铲除了大量涉黑组织，有力的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了世间公义。
时间来到1988年，经过5年多的严厉打击，中国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社会治安越来越好，恶性刑事案件也越来越少。与此同时，邓公也号召老同志们退下去，将人民政权交给年轻同志接管。于是杨易辰便响应号召，从一线退下来，在中顾委挂职了大半年，随后正式宣布退休。
晚年的杨易辰住在西山，过着悠闲的退隐生活，平时很少接待客人，也从来不参加什么公开活动。有人曾劝他写一本回忆录，但他却直言，是非曲直历史早已有公论，自己又何必再画蛇添足？1997年，他因病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