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1955年，我军首次对全体有军职的军队干部进行授衔，史称“五五授衔”。此次授衔，共有57人获得上将军衔（含补授），177人获得中将军衔（含补授）。
令人奇怪的是，在四大野战军司令部中，二野参谋长李达、四野参谋长刘亚楼为上将，一野参谋长阎揆要和三野参谋长张震却仅为中将军衔，比底下兵团司令军衔还低，而这是怎么回事呢？
笔者仅凭自己了解到的一点点有限军史知识，和读者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说说获得上将军衔的两位野战军参谋长。
四野参谋长刘亚楼上将，大家都很熟悉了，四野知名人物，人民空军创始人之一，福建武平人，早年在小学教书，受进步思潮影响入党。1929年参加闽西红军游击队。由于其有勇有谋，在红军队伍中提拔很快，五年后已经是红一军团二师师长了。抗战时期，刘亚楼任抗大教育长，随后和李天佑、钟赤兵等人结伴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
毕业后，刘亚楼等三人回国，途经乌兰巴托时身无分文，被迫各奔东西，刘亚楼凭借流利的俄语和出色的军事素养，很快成为苏军少校。1945年随远东方面军回到东北，之后一直担任东北我军的参谋长，建国前夕调到空军。
从山头上看，刘亚楼是双红一（即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出身，高授的机会自然比其他军团多。从资历和职务上看，刘亚楼在红军时期是主力师师长，抗战时期是抗大教育长，解放战争时期是野战军参谋长，完全符合上将条件。从能力上看，刘亚楼既当过主力师师长，又长期担任野战军参谋长，还亲自指挥过天津攻坚。因此授予上将军衔是完全合适的。
再说说二野参谋长李达。李达将军知名度可能没与其同名的建党元老、武汉大学首任校长李达高，但也是一员智将。
李达上将出生于陕西省郿县，早年和刘亚楼一样也是小学教员，之后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从班长一直干到旅部参谋。中原大战后归于孙连仲麾下。1932年随二十六路军参加宁都起义，在红5军团任连长。
本来，李达将军在红五军团中职务并不算高，但没多久迎来了人生第一个转折点——调到湘赣军区独立一师任营长。在军事人才稀缺的湘赣军区，李达如鱼得水，仅一年就从营长升到红六军团参谋长。和红二军团木黄会师后，李达又调任红二军团参谋长。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李达升任方面军参谋长，参加革命仅仅四年时间，李达就从一名普通连长成长为方面军领导人。
抗战时期，李达又迎来第二个转折点，为打破山头主义，红一、二、四方面军在改编八路后交流了不少人，李达交流到四方面军班底组成的129师，担任参谋处长。第二年，原参谋长倪志亮调走，李达接任，从此在129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野战军、西南军区当了十二年参谋长。
从资历上看，李达在红军时期就是方面军参谋长、抗战时期是一二九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野战军参谋长，完全符合授上将条件。从山头上看，李达既能代表湘赣六军团，也能代表宁都起义五军团，更能代表二野。从能力上看，李达先后为肖克、贺老总、刘帅出谋划策，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其参谋业务水平可见一斑，授予上将军衔是完全合适的。
再说说为何三野参谋长张震、一野参谋长阎揆要仅获中将军衔。
三野参谋长张震，大家也很熟悉了，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开头就是粟司令员和张参谋长坐在吉普车上讨论军情。
张震将军出生于湖南平江，早年在家乡参加儿童团，1930年参加红军，在战将如云的红三军团中表现不错，从战士一直升到团参谋长。
抗战爆发后，张震迎来了人生第一个转折点——调到新四军彭雪枫麾下工作，担任游击支队参谋长、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在新四军中，张震参谋才能发挥逐渐显露，协助彭雪枫打了窦楼、板桥集、豫皖苏反顽、淮北反扫荡等重大军事行动。
解放战争时期，张震先是担任华中野战军九纵司令员、华野二纵副司令员。七月分兵后，华野分成三大兵团，张震又迎来了第二个转折点——被粟司令员点名要到一兵团担任参谋长。刚上任几个月，张震就协助粟司令员指挥了规模宏大的豫东战役，深得粟司令员赏识。
打完济南战役后，粟司令员又和张震联名向军委提出将南线国军围歼于徐州地区的建议。华野编成三野后，张震顺理成章的成为三野参谋长，又协助粟司令员打了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建国后，张震历任总参作战部部长、志愿军二十四军军长等职。
从资历上看，张震在红军时期只是团参谋长，相当于副团级，似乎太浅了一些。从山头上看，张震代表的是红三军团、新四军、三野，红三军团出了14名上将，三野11名上将，再多一位似乎不太合适。从职务上看，虽然解放战争时期张震是野战军参谋长，但在抗美援朝后期从总参作战部交流出来后当的是二十四军军长。实际上总参作战部部长这个职务一般由中将担任，后来的部长王尚荣也是中将。
和其他三位参谋长相比，一野参谋长阎揆要就比较鲜为人知了。
阎揆要将军出生于陕西省佳县，早年毕业于黄埔一期，是开国中将中唯一一名黄埔一期毕业生。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国民军当营长，1926年入党，同时受组织派遣返回家乡，在陕北军阀井岳秀底下当骑兵团教官，1927年10月参加清涧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参谋长，是起义部队的第三号人物，仅次于谢子长、唐澍。
起义部队在延长县被打散后，阎揆要隐姓埋名，重新打入国军高桂滋部从事兵运工作，升到了陕军十七路军警卫团团长，成为杨虎城爱将之一。
西安事变后，陕军被中央军收编，阎揆要正式归队，此后一直在机关工作，历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科长、参谋处处长、军政处处长。1941年调到冀鲁豫军区任参谋长，协助杨得志将军指挥反扫荡作战。抗战胜利后调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西北野战军参谋长、一野参谋长，协助彭总指挥作战。建国后任军委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部长是叶帅。
本来，按资历和职务，阎揆要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清涧起义的重要人物、野战军参谋长。按山头，可以代表陕北红军。授予上将军衔是合适的。
但在1952年评级和定工资时出了点问题，有关部门误把阎揆要归队日期当成入党时间，将1926年入党的大革命干部错当成1938年入党的抗战干部，资历少了一大截，导致阎揆要一开始被错定为中将军衔，而且没有八一勋章。
授勋时，1926年参加革命的阎揆要只获得了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授衔前夕，军委总干部部发现了这一问题，负责授衔工作的罗帅和徐立清亲自找阎揆要谈话，动员其向军委写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军委可以以此为据授其上将军衔，并发放一级红星勋章。
但阎揆要认为：陕北红军有很多人战功比自己高、贡献比自己大，自己能获得中将军衔，比起刘志丹、谢子长等英年早逝的烈士已经很幸运了。加上如果自己写情况说明，组织上要为了增加他一个上将忙活一轮。因此，阎揆要没有动笔，而是表示接受中将军衔，1957年6月补授三级八一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