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阿富汗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散装”国家，始终缺少强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全国大部地区都处在部落或军阀的统治下，广大民众普遍都对国家、法治观念毫无认同感，任何行政命令是否能得到贯彻执行，完全看当地军阀或部族首领的态度。这种格局下，正是适合毒品蔓延的温床。因此，罂粟种植以及鸦片贸易几乎贯穿了阿富汗的历史。
19世纪末，阿富汗统治者在看到英属印度通过向中国等地贩卖鸦片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后，也想要分一杯羹。因此，时任阿富汗统治者的阿卜杜·拉赫曼汗（1880 年—1901 年）自英属印度引入了罂粟以及大麻种子，鼓励农民进行种植。
该政策获得了阿富汗当地部族的积极响应，阿富汗贫瘠的土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鸦片、大麻种植地。限于地理因素的影响，阿富汗种植出的毒品作物大多都是在南亚市场销售，之后会被转运至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地区。
按史料记载，阿富汗的鸦片“品质”较好，所以对南亚本土的鸦片产业造成了巨大冲击，这令英印当局下达法令：要求严厉打击南亚以外的鸦片贸易。不过，英国殖民并不能阻止阿富汗鸦片不断分食自己的“蛋糕”。更为讽刺的是，阿富汗出产的鸦片的吗啡含量高于其他地方，一度被西方医药公司所青睐。至1979年，阿富汗加上邻国巴基斯坦普什图部族区的鸦片产量，占当时全球总量的5%。不过当时还远远谈不上如今“毒窝”的程度。外来侵略和其带来的乱局，酿成了阿富汗真正的悲剧。
1979年，苏联悍然发动侵阿战争，砸烂了刚刚有点模样的阿富汗中央集权格局，阿富汗彻底碎片化，各地部族武装跟军阀崛起。苏军本计划速胜，却没想到被阿富汗拖入泥潭十年。且苏联的对手也不止阿富汗人。美国等西方势力不但半公开培养训练反苏的阿富汗“圣战士”，在武器装备和经济上也伸出了援手。
美国对阿富汗“圣战者”除了直接半卖半送诸如“毒刺”防空弹道、107火箭炮等适合游击战的武器装备外，更搞了一套的西方式的“授人以渔”！美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麦科伊指出：为了让阿富汗反苏武装尽可能多的获得资金，美国CIA竟然提供技术，升级当地的毒品加工工艺，甚至直接派遣特工去教授那些目不识丁的阿富汗农民学习毒品制造技术。
CIA提供了从产到销的一条龙服务，80年代，在巴基斯坦西南部至少出现了6个海洛因提纯工厂为阿富汗“圣战士”们服务。中情局还帮助他们走私鸦片离开阿富汗，这些毒品最终会流入欧洲市场，也有部分会进入邻国苏联。就这样，在美国的帮助下，阿富汗毒品产量在1982年至1983年之间翻了一番，达到575吨，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产地。
在1980年代的阿巴边境，经常能够看见这样的场景：浩浩荡荡的抗苏游击队押运着一辆辆满载美援武器的卡车返回阿富汗，卸完货后，车上会装满鸦片等毒品，运输到巴基斯坦。
由于收益丰厚，卖毒品不但能够养战，更是可以让那些部族武装和军阀头子自己中饱私囊，吃得肥头大耳，许多地方军阀甚至强迫辖区内的农民种植罂粟，像希克马蒂尔（阿富汗前总理，伊斯兰党主席）就是最大的毒枭，拥有六家海洛因提取工厂。
而链条的另一端，来自美国的CIA制毒“专家”给阿富汗提供的技术支持，很快就影响到了西方盟友以及本国民众。据统计，仅在1984年，来自阿富汗及巴基斯坦普什图区的毒品海洛因就占据了美国市场的60%及欧洲市场的80%，而此前阿富汗原本只能贩卖最原始的鸦片制品。
从1979年至1989年，苏联打了十年阿富汗战争，伤亡了近5万人（其中1.5万人死亡），并造成100万阿富汗人死亡，600万人沦为难民，可鸦片产量却暴增20倍，作为始作俑者的美国，对阿富汗毒品蔓延问题那是管杀不管埋。
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阿富汗各路军阀头子开始从事毒品贸易或其他非法活动。部分军阀甚至将步子扯得更大，比如毛拉·阿克杭德扎达不但给农民分配种罂粟配额并提供贷款，更是在伊朗设立办事处，负责毒品运输和销赃。随着苏军1989年的撤退，阿富汗的各路人马又开始了残酷的权力内斗。而随着西方支持的中断，地方武装势力们却愈发依靠罂粟种植来维持自己的军力。
此后，阿富汗各派军阀迅速反目，开始互相攻伐，形成各自的联盟团体，一些军阀联盟联手打造了罂粟种植、海洛因提纯和走私一条龙产业链。阿富汗伊斯兰党的希克马蒂亚尔在1989年苏联撤军时，沿边境设立海洛因提炼厂，还建立了对巴基斯坦走私的网络合作。该党派的另一领导人尤尼斯 ·哈里斯在楠格哈尔省凭借操控海洛因贸易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而逐渐坐大。而值得一提的是，日后成为阿富汗塔利班第一任领导人的奥马尔就在其麾下效力。
阿富汗塔利班自1994年在坎大哈异军突起并迅速席卷全国，1996年9月攻取首都喀布尔，1997年改国名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随后，塔利班政权同北方联盟展开激烈争夺，最终控制了全国90%以上的领土，阿富汗自1979年以来首次建立了接近统一的政治秩序。
彼时，阿富汗的毒品种植已经根深蒂固，而此前的混战时期阿塔其实自己也要靠毒品来养战。但是，此一时彼一时，更何况阿塔内部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毒品那是教义严令禁止的。随着阿塔逐步控制阿富汗局面，他们开始坚决执行禁毒政策，对一切形式的贩毒活动予以严惩。当时严厉的禁毒措施，让阿富汗各地的罂粟种植、鸦片生产的快速发展态势被暂时打断。
1994年，阿富汗罂粟种植面积约为71000公顷，而塔利班上台后的1996年至1998年，全国的罂粟种植面积被压制在64000公顷以下，鸦片产量也从3400吨下降到2500吨左右。但同时可以看到，阿塔的高压禁毒政策，充其量给阿富汗毒品产量踩了一脚刹车，却没有大幅度地下降。
因为各地的部族武装、军阀并没有得到铲除，塔利班直接控制的地域并没有那么大，自1996年9月至2001年1月期间，塔利班只控制全国70%面积，在剩余30%的区域内，毒品种植、贩卖始终猖獗。各地的武装早已依赖毒品贸易来维持日常军费开销，比如支付士兵薪水、军队训练等。
同样，对于阿富汗的农民来讲，哪怕自己只能得到毒品贸易利润中的极小部分，但依然是衣食所系，且相对省力，这导致很多农民很是抵触禁毒法令。于是，在军阀、部族长老以及普通地主、农民等各涉毒群体的普遍反对下，阿塔在各地的统治力度被严重削弱。
国内外的反对者，加上自身财政的拮据，使得塔利班只得妥协，逐步放松了禁毒政策，宣布废除禁止罂粟种植的法令，只规定鸦片消费和使用属于非法。甚至阿塔自己也发起了毒品财，向农民收取税款，每年能够从中获得2000万到7500万美元的净利润。于是，阿富汗鸦片种植面积从1998年的63674公顷，又迅速回升到1999年的90583公顷，占世界鸦片总产量的79％。
但以毒养政无异于饮鸩止渴，塔利班政权以教立国，也终究需要改善和国际社会的关系。2000年7月，阿塔领袖奥马尔和联合国达成协议，再度发布了全面禁毒令，以此换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国际经济援助，特别是在宗教层面强调了禁毒的必要性，这一次，塔利班当局的确下了狠手，截至2001年9月，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和鸦片产量从前一年的82000公顷和3300吨，骤然下降到第二年的7600公顷和185吨。
但尴尬的是，阿富汗毒品减少了，政府财政却迅速恶化，濒临崩溃，各地反塔力量趁机反攻。更讽刺的是，面临塔利班积极禁毒导致的困境，美国不但不予以援助，反而从舆论上大肆攻击阿塔的禁毒诚意跟成果。如谴责塔利班在下达禁毒令的同时向毒品提炼厂征收高额税款；令大批依靠种植罂粟维持生计的农民失去经济来源，引发人道主义危机等。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对阿战争，塔利班政府被推翻，阿塔势力退守阿富汗南部与阿巴边境地区，失去了对全国大部分领土的控制权，也意味着失去了对过境贸易与大部分罂粟产区的控制权，阿政府严厉的禁毒政策也戛然而止。仅几个月，阿富汗便重归世界毒品顶峰，失掉政权跟财源的阿塔，也随波逐流加重了对毒品收益的依赖。据联合国2009年发布的UN- ODC 2009报告数据显示，2002至2005 年，塔利班每年从毒品中获取的资金总额约为 8500 万美元，在之后更是猛增为1. 25亿美元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