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一战结束后中国被强塞给一块领土，如今他国羡慕不已

1914年，欧洲的天空被战争的阴云笼罩。

7月28日，随着一声枪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那场由德国和奥匈帝国挑起的冲突迅速席卷全球，各国纷纷卷入这场空前的混战。

在中国，当时属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正处于袁世凯的掌控之下。

虽然国内局势复杂多变，但这位权倾朝野的领导者，却需要面对来自国际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梁士诒，走进了袁世凯的视野。

梁士诒，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对国际形势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深知，德国和奥匈帝国虽然实力雄厚，但与全球的力量相比，仍显得微不足道。

那场战争，非正义且难以持久，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正义的一方。

因此，他向袁世凯进言：

“德奥以小敌大，战之结果，必难悻胜。在我见，正不妨明白对德绝交宣战，将来于和议中取得地位，与国家前途，深有裨補。”

意思是说，由德国和奥匈帝国挑起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且与全世界力量相比，太过弱小，终究会失败。这时候我们应当与德国绝交，向其宣战。

到时候盟国胜利后，我们不仅可以以战胜国的姿态赢得较高的世界地位，同时对我国当时的处境和国家的前途，都大有好处。

梁士诒的这番话，字字珠玑，句句肺腑。然而，当时的袁世凯并未完全理解梁士诒的深意，也没有将他的建议放在心上。

转眼到了1915年。这一年，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一条约的签订，无疑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耻辱和损失。

后来虽然经过修改挽回了一些损失，但那种被侵略、被欺凌的屈辱感，却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面对这样的困境，袁世凯再次陷入了沉思。他向另一位重要人物陆徵祥询问补救之策。

陆徵祥沉思片刻后回答道：“只有参战，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言外之意，只有参战获胜，方有挽救的资格。

袁世凯听完陆徵祥的建议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他意识到这场全球冲突背后的复杂性和中国所处的微妙位置，他也明白，任何轻率的决定都可能对国家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

因此，他并未立即做出决断，而是选择了谨慎观望。

然而，不久后，袁世凯因病去世，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是否应该参与这场世界大战？

在他去世后，北洋政府继续保持着“中立”的态度，没有向德国宣战。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并未完全置身事外。

当时，中国虽然没有直接出兵参战，但却以另一种方式间接地支持了盟国。

我国向美、英、法等国输出了高达30万的华工，这些华工以勤劳和诚恳的态度，为盟国的工业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接过了政权的接力棒。与袁世凯相比，段祺瑞在对待国际事务上显得更为开明和果断。

他深知，中国要想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高的地位，就必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展示自己的实力和决心。

基于这样的认识，段祺瑞在1917年8月14日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正式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

这一决定不仅展示了中国的勇气和决心，也为中国带来了诸多好处：

1、中国收回了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天津、汉口的租界，并撤销了两国的领事裁判权。这标志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

2、中国获得了协约国的许诺，暂缓了“庚子赔款”的偿还，并且没有利息。这大大减轻了中国的财政压力，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机会。

3、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庚子赔款”被永远撤销。据数据显示，当时德、奥的赔款合计9400余万两，约占赔款总数的20.91%。

4、中国还获得了提高《南京条约》中规定的5%固定税率的权利，并在天津周围20公里内允许中国驻军。

这些措施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我国参战一年多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在1918年11月11日画下句点，宣告结束。

正如梁士诒先生所预见的那样，德国和奥匈帝国战败，而英法两国也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消耗了巨大的力量，国力衰退。

1919年1月18日，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协约会议在巴黎凡尔赛宫隆重召开。

当时，来自27个战胜国的1000多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商讨战后世界的秩序。我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史称“巴黎和会”。

虽然在巴黎和会上，我国因签字问题而引发了国内的“五四运动”，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巴黎和会还是当年一战的参战，都为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利好和深远的影响。

在战争之前，西方列强对我国虎视眈眈，尤其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让清政府沦为了“洋人的朝廷”，西方的势力在我国土地上肆意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