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京）张守印
当我用柳木棍担着简单的行李，景云紧紧挟着只旅行包紧随其后，撞开那扇嘎吱作响的大门时，我的短平头和景云的辫梢已开始在滴水。
这是津浦线上的一个四等小站，简陋而空旷的候车室里 昏黄的灯光照着仅有的一张长条木椅，冷风摇曳着雨丝从没有玻璃的木窗中斜斜地扫进来。墙角处一个卖茶叶蛋的农村老太太懒懒地看了我们一眼-这是候车室里惟一的一个人。她是在守候夜间的两趟慢车，白天还有一趟慢车在这儿停车一分钟。这个四等小站之所以存在就因为一天中的这三趟慢车。
我和景云披散着湿漉漉的头发，敲响了售票的窗口。半圆型的小木门吱呀开了，灯光下露出一张写满疲惫的面孔：“到哪？”
“南京。”我递上钱。票扔了出来，“0点43分。”
“我到德州。”景云一边说一边努力地将钱递进去。
“22点16分。”
吱呀，小木门关上了，候车室又归于平静。
这是1973年的最后一个夜晚，1974年在这凄风苦雨中正蹒跚着一步一步地走来。
我们俩都舒了口气，将那张长木条椅拖到煮茶叶蛋的小火炉旁。湿淋淋的衣服被一窜一窜的炭火舔出细细的白雾，可身上依旧寒冷。我和景云从偏远的知青点匆匆地走了七十多里山路，身上早已汗透了。离车站还有五里多路时，又遭遇到这场雨。外面淋湿了，里面的汗水结成了冰冷的硬壳。
炉火将景云被山风皴裂的脸庞一点一点抚平。她笑着对我说：“明天天亮我就到家了，你要比我晚两个半小时才上车呢，我们俩一个南一个北。”
“三天后，你就是人家的新娘了。”我说，心里幽幽的。景云抿着嘴笑，挺无奈的。做新娘时，景云穿上那件细碎的红花棉袄一定好看，我想。
我和景云同一个知青小组。她的一个亲戚在我们公社当 干部，大约也是想有个照应吧，便从德州落户到我们南京的知青小组来了。
当景云第一天出现在我们中间时，她向我瞥来含笑的眼神，我就悄悄喜欢上她了。日子一天天悄然滑过，生活的重压封闭了各自的心扉。直到有一天，她拆开父母来信，信中掉下一张男子的照片时，我才明白尚未开启的心扉此生再也无法打开了。
原来是她的那位亲戚官太小，根本帮不上她的忙，眼瞅着知青一批一批调上去，景云依旧焦灼无望。她的父母硬给她找了个在“三线”内地工作的对象，大她十岁，但只要结了婚，便可以安排进厂。景云拿照片给要好的女知青悄悄看过，据讲模样儿还挺本分。
那天，景云从供销社扯了块花布，细碎的小红花撒在湖绿色的底子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自己一针一线做成了件棉袄。女知青们打趣她为自己作嫁衣裳，她红着脸不说话，然后重重地叹了口气。
她身边的旅行包里就装着这件细花棉袄，刚才落雨时，她用双手护得紧紧的。这是她新娘的嫁衣呢。
我们俩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话，候车室里的老式挂钟慢腾腾地才走到八点一刻。困意渐渐袭来，好冷好冷。我抱着肩，蒙眬中只见景云将旅行包的拉链拉开又合上，合上又拉开。要不是找个“回家探亲”的借口送景云，寒风刺骨的夜晚我怎么会蜷缩在这个小站？
不知过了多久，忽听火车鸣叫，我一下子惊醒了。景云呢？“走啦。”卖茶叶蛋的老太太说。蓦然，我发现身上披了件细花的棉袄，是景云准备作嫁衣的那件细碎红花棉袄！
我痴痴地愣在那里。卖茶叶蛋的老太太说：“人家姑娘 怕你冻着，悄悄地给你披上，临走时叫我别喊醒你。”怪不得，我睡着睡着感到身上有暖意了呢，恍惚中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划着了明亮的火柴。
我提着行李，披着景云的嫁衣上了火车。火车开动的一瞬间，我望着昏黄灯光下空荡荡的候车室，眼泪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