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们发表了《食堂每年亏200万，27年无一员工患癌，中国最“傻”公司，学不会！》一文，讲的是苏州德胜洋楼的故事，目前阅读量已达100万+，有读者留言感慨，“这是一家把‘乌托邦’理想照进现实的公司”。
坦白讲，说德胜洋楼像个“乌托邦”倒也并不为过，随便举几个例子便足以颠覆认知。
比如，成立至今的27年里，它未发生过一起劳资纠纷事件，员工稳定率高到完全不需要进行社会招聘；
比如，在35岁成职场“隐形拦路虎”的当下，他们员工的年龄几乎都在35岁以上，老板更是直言，想着淘汰35岁以上的员工，这么做人太缺德；
再比如，除了养老保险的退休金外，它还为每一位退休员工发放补充退休金，这笔钱由公司承担……
而德胜洋楼背后的缔造者更是一位“狂生”“奇才”，他叫聂圣哲，留过洋，教过书，当过导演，编过舞台剧，平时喜欢写诗填词，现在又是一位每日点评各类社会现象的企业家“网红”……其兴趣与经历不可谓不丰富过人。
那么，聂圣哲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如此多的身份背后他是如何经营好企业的？对于一些社会事件和现象又有着怎样的看法？
不久前，我们联系到了聂圣哲，就诚信、教育及企业经营理念等话题与其展开了一场详谈。他的一番言论与见解，直言不讳，个性十足，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感。
以下是我们与聂圣哲的对话，内容很“劲爆”、很风趣、很值得揣摩。
口述：聂圣哲 德胜洋楼创始人
访谈：陈为 正和岛总编辑
编辑：正风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一、怎么根治不诚信的人？
陈为：见面之前，我准备了几个问题，希望您能系统地聊一聊。
第一个问题，诚信的缺失一直是社会中的一个痛点，大家都感同身受。目前来看，很多人寄希望于小气候来影响大气候，希望一家家企业先把诚信建设起来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氛围。
从您的经历来看，您本身也是说真话、讲诚信的既得利益者，除了您自己的以身作则外，企业内部想要形成诚信之风，还有哪些方式方法？
聂圣哲：这个问题，我先从一部戏讲起。
2003年12月18号，有一部戏在长安大剧院首演，戏名就叫《公司》。
这部戏的编剧、导演、服装和舞美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主演请的是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整部戏的主题就是诚信。
为什么叫《公司》呢？因为公司是人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单元，就像当年老舍先生写《茶馆》一样，茶馆当年就是北京人生活的基本单元之一，所以我定了这个名字。
没想到的是，这部戏在北京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韩再芬被“中央文明办”评选为文明大使，也邀请我参加了文明大使的授予仪式。我在会上做了个即兴发言，讲了一段话。
我说我们以前都觉得诚信是品德问题，是道德问题，但诚信其实是市场经济中的运营成本问题，如果我们的诚信问题不解决，运营成本就会特别高。
举个例子，在西方的一些市场经济国家里，双方合作时并不是处处都需要签合同的。
常见的一种情况是，我今天把货给你发过去了，发票就粘在这批货上面，你收到货把发票撕下来看看上面是多少钱，然后再把钱汇给我，这笔交易就完成了，不需要大费周章的签合同，这个交易成本多低啊。
我最近也在讲一个词，叫“收场文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最后能不能收场。
就像我们的手艺人一样，他们非常讲诚信，很注重自己的承诺，为什么？因为东家给他们的材料就是这些。比如一块木料，既然你答应了人家拿这块木料打一个柜子或者一张桌子，如果最后没打出来，你就收不了场，这就叫收场文化。
包括那些曾风光无限的房地产大佬们，为什么如今不少人退出江湖乃至锒铛入狱？因为在该踩刹车的时候他们不踩，他们为什么不踩？因为他们不讲诚信，导致最后收不了场了。
所以诚信不仅仅是品德和道德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运营成本问题，这一点要搞清楚。
另一方面，诚信的建设也离不开大的环境。比如一些政策不能朝令夕改，不能说早上讲的事情晚上就改了，或者今天讲的事情明天就改了。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是，这些年来，我其实也交过很多骗子朋友，于是我就问他们，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极度痛恨骗子的人，为什么还愿意跟我玩呢？
结果有一个骗子讲了一句话，我深深地记在了心里。他说，聂老师，你不知道吗，我们骗子也喜欢诚信的人啊，我们骗子更愿意和诚信的人打交道啊。
至于具体该怎么培养诚信风气，我认为有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自己要进入到一种自虐的状态。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诚信这件事上自己得和自己过意不去。比如在建筑上，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房子建成后如果有瑕疵，哪怕客户没看出来，甚至已经觉得非常满意了，也要重新返工，因为这没能达到我们的标准。
一句话，在做事上，绝不能产生能糊弄过去就糊弄过去的想法，不能当“差不多先生”。
这方面荷兰人的做法就很典型。比如，他们的国歌里有一句话，叫“我们永远效忠西班牙国王”，因为荷兰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于是很多人就问，那他们独立之后为什么不改国歌呢？荷兰人说我们不改了，我们没时间改，就这么一直唱下去吧。他们把时间用在哪了呢？用在高端技术的研发上。
比如阿斯麦（ASML，全球最大的光刻机制造商），上午研制出了7纳米的光刻机，下午就开始讨论5纳米工艺，等5纳米成功了，马上又准备研制2纳米，连庆贺的时间都不留。
为什么这么赶时间？因为他们知道，你今天晚上12点搞出来了一个芯片，明天中午另一个工程师就有可能搞出一个比你更精细的芯片。如果自我满足了，觉得这样就可以和别人吹嘘了，那阿斯麦早晚会被别人超越，就成为不了顶级芯片制造商，这就是一种自虐。
当然，我们不能把这种自虐强加到每一个普通人身上，但在一些高端技术上必须要自虐，自虐是诚信的一个最高境界。
第二，绝不和员工开诚信上的玩笑。
我有个原则，在员工面前，只要是从我嘴里讲出的话，那就是承诺，哪怕是我胡讲的，我也必须去兑现，我的嘴唇就是公章。
为什么？因为你要想在员工面前起到表率作用，靠的不是以身作则，而是以诚信作则，永远不要跟员工开诚信上的玩笑。
我的员工其实也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说话的人，有时讲着讲着就讲成脱口秀了，但在他们的生活保障上，在他们的工资待遇上，我没有说过一次脱口秀，说到一定做到。
久而久之，员工自然也感受到了我对诚信的重视，以及诚信给人带来的这份感动。在这样一种氛围下，他们也开始诚信待人，去为产品质量负责，口碑就这样做起来了，然后客户之间再口口相传，说德胜这家公司是可靠的，我们的工作就会比其他企业好做很多。
在诚信的建设上，我们其实还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规定，比如坚持付钱不过夜。
这点也好理解，就是字面意思，我今天答应要付你一笔款，协议上写的是明天到账就行，但只要条件许可，我今天晚上一定把钱给你打过去。
为什么钱不过夜？因为我想的是，万一我们这个公司明天出了什么事，比如要倒闭了或者被查封了，这笔钱可能就付不上了，我岂不是就欠你人情了，那我不如今天就把钱给你，不欠这个人情。
以上就是我对诚信的一些理解。当然，这也使德胜的一些做法在外人看来可能有些过激或者不近人情，但不可否认，对诚信的重视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是收获。
这方面，我可以再分享一个故事。
当年，某地一位主管城建的领导欠了我们500万的工程款，我们的房子已经建好了，结果这最后一笔工程款就是不给我们付，一拖再拖。
后来我跟他讲，今天下午四点半之前，如果你再不付款，你要承担一切后果。
我是怎么做的呢？那天下午我找了很多记者，有商业媒体的，也有党媒官媒的，让他们就坐在那些房子对面。
然后我买了一口巨型大钟，设置了下午四点半的倒计时，又雇了四台推土机。没错，下午四点半不付款，我就当着各大媒体记者的面，让推土机把房子都铲平，就是这样一种鱼死网破的态度。
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宁可在法院上赔偿几千万，也要让你这个人下不了台。
你欠我500万，说好的今天给凭什么不给，你不给就是不诚信，这事儿我们没有商量的余地，今天下午必须得付款。好在这位领导最终按时付了款，我们后来还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这就是德胜在诚信上的态度，我们守诚信，合作伙伴也必须守诚信，不然就没有合作的空间。
陈为：有些人担心当别人都不讲诚信的时候，自己守信会吃亏，但其实物以稀为贵，正因为我们守信，运气可能反而会更好，是不是这样？
聂圣哲：我觉得关键在于要形成一贯性的风格。
林语堂先生有一句话，你要么做淑女，要么做破鞋，你不能白天做淑女，晚上做破鞋，那就不行了。我觉得林语堂先生的这句话是非常对的，破鞋有破鞋的路，淑女有淑女的路，这两个路子就看你选择哪一个。
整体而言，我还是希望更多的企业都能够讲诚信，因为相对来说，诚信的成本还是很低的，甚至都不需要请人吃饭。
说到这，我再讲一个故事，这件事里我们倒的确是请了一顿饭，但相比其它方式，这顿饭已经是最低的成本了。
大概十六七年前，某市一个主管工程的单位，也是欠了我们600多万工程款不给，我还是采取老办法，规定个时间，不给钱推土机就推过去。
后来他们单位派了一个处长来谈这件事，也按时把钱打给我们了。但后来这个处长找到我们的总经理，说晚上你请我们吃顿饭吧，我们也不是要贪这笔钱，只是别的工程项目的人最后一般都会给我们包个红包，你们德胜什么表示都没有，我们心里一下子有点不适应，至少请我们好好吃一顿吧。
我和我们经理说那就请他们吃一顿吧，现在想想其实挺有趣的，有机会我想把这些故事再拍成戏，应该会很有意思。
陈为：看来现实生活的确经常比影视剧精彩，剧情也要更复杂。
聂圣哲：生活远远高于艺术，说艺术高于生活，来源生活，那都是艺术家自己讲的，他们不懂得生活。
陈为：这就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的手段比那些坏人更高，他们就没办法了。
聂圣哲：是啊，我们这么一干，他们就守规矩了，慢慢地他们也就适应了。
遇到一些事情时，有些人可能更偏向于息事宁人，或者拿原则做交易。但诚信就是一个原则问题，是经济交易中最托底的一个东西，如果你连这个托底都没有了，那就真的没有底线了。
比如说你卖房子，老百姓一家几口辛苦积攒的首付款给了你，也按规定月月还着房贷，结果你说房子交不了了，这怎么能说得过去？你让人家没法生活了，不能这么干的。
二、怎么把农民工变成君子？
陈为：观察下来，华为是把知识分子变成战士，您是把农民工变成君子，这其中都有哪些经验？（备注：德胜洋楼的员工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出身，德胜洋楼致力于“让农民工成为优秀的产业工人和君子”，内部奉行“君子文化”。）
聂圣哲：农民工是我一辈子都要感谢的一群人。他们就像一部部崭新的手机，里面没有什么垃圾软件。来到德胜以后，我再给他装上很好的软件，这样一部新手机用起来就特别流畅了。
在我看来，反而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学校把这些“手机”给弄卡顿了。因为这些学校给手机里装的全是盗版软件，手机用起来就发热，反应也不灵敏。
我们的做法是，先把人招进来，比如我们有自己的木工学校，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专业的木工训练，几年下来，他们就对建筑的特性和结构有深刻且透彻的理解了。
所以德胜的建筑师全都是木工出身，年轻的时候都在施工现场干过，他们知道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得重点盯着，也知道怎么画图更能让现场工人看懂。而我就像是“武大郎开店”，虽然他们没有一个人学历超过我，但水平都比我高。
再举个例子，我们这里之前有位老奶奶，现在已经去世了。清朝的时候她就在苏州丝绸学校学习过，织了一辈子丝绸，最后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哪怕是闭着眼睛，她搭手一试，就能摸出来手里的丝绸是特级、一级还是二级。
而我们现在一些高校里的丝绸设计专业的学生在学什么呢？他们在上化学课，在学丝绸是由什么元素组成的。
所以别说是闭着眼睛了，很多学生就是睁着眼睛仔细看也分不出哪个是一级哪个是二级。丝绸是给人穿的啊，如果天天盯着化学公式，而自己不去织丝作绸，这些学生怎么可能成为专业的丝绸工匠呢？
在之前一次教育会议上，我就直接把这个问题讲了出来。我说无论是教育厅里的职教处，还是县教育局里的职教科，有哪个领导是职校毕业的？只要有一个，我今天就从这里爬出去！
你们有人是木匠吗？有人是铁匠吗？都不是，你们都是博士，还把我拉进了一个“大国职教博士群”，我都觉得可笑。说得难听点，这就像一群太监在研究嫖娼，这要命啊。
等我发完言，他们也给了我一个友好的建议，让我以后少说话。
所以我真的觉得企业办学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一些孩子可能文化课不好，但就是爱做手工活，他们初中毕业后就可以来企业办的职业学校学习，毕业了直接就能上手工作，这些人里培养出来的管理者水平也都很高。
而且现在各地人社局也很支持这件事，只要凑够二三十人一般都会同意给企业批个班，这个班里的学生，将来就是你很好的接班人。
陈为：确实，教育会培养出一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学生。我之前参访了日本的伊藤洋华堂，它有一个理念，就是不要纯粹从书面文字的角度来思考，实践能力的缺失的确是当下一个很大的问题。
聂圣哲：一方面，这与我们的儒家文化和国学有关。这些文化里讲的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是一以贯之的生活上的理念追求，打架的时候用不上。
另一方面也和知识分子的追求有关。过去几千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以当官为毕生目标，但元朝是个例外。
元朝时期，科举制不再被重视，考试次数和录取人数较之前都大幅减少，很多士人失去了晋升的渠道。因为元朝统治阶层认为知识分子是最没用的一群人，那什么是有用的？工匠有用、妇女有用、牲畜有用。
这就导致知识分子普遍感觉没有当官的希望了，为了谋生他们开始研究起了天文、水利和医药等学科，于是促成了元朝科技文化的繁荣。
所以为什么《德胜员工守则》能够有百万册的销量，就是因为我们设计的规章制度别的企业拿去就能用，守则里的各项规定能够对员工起到指导作用，对他们的工作实践有所帮助。
说到这，我再讲一个关于用人的问题。
前些年，富士康发生了一连串的跳楼事件，被人称为“血汗工厂”。后来我和郭台铭见了一面，我说，郭总，你们的人力资源经理是不合格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你讲一个小明和小强的故事。
小明和小强两个人是初中同学，小强成绩不好，毕业后没考上高中，来到了深圳富士康的流水线打工。不过小强的手很巧，人也勤快，几年下来从普工做到段长最后做到了车间主任，还认识了一位姑娘，两个人后来也结了婚，买了房和车。
小明成绩好，顺利考上了高中，后来一路读到大学毕业，但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他想到了小强，希望小强能在富士康给自己安排个好点的岗位。
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因为富士康是底薪加计件制的，小明上了三年高中，又读了四年大学，这就是七年的时间了，而那些和他同岗位的人七年前就在做这份工作了，人家早就是成手了，所以他再怎么做也做不过旁边的那些人。
最主要的是他心里不平衡，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如今在这里打螺丝，学的专业知识完全用不上不说，工资还比其他人低，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
小强对小明其实挺好的，有时候还招待他去家里吃饭，但看着小强和他媳妇有说有笑的在那做饭，小明更想不开了。你初中毕业去打工，如今房、车、媳妇都有了，我大学毕业现在挣的钱还赶不上这些普工，吃完饭回去后他越想越难受，最后实在是想不开，就跳楼了。
所以我就和郭台铭说，你一定要做好一件事，就是严查学历造假。
比如招聘工人时要求的学历是高中，就不能让本科生乃至研究生进来，高学历填低学历也属于造假，经济上有个词叫负增长，这种学历造假就叫造负假。
郭台铭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真听进去了，回去就在学历这块做了严格规定，这之后就没听说过再有跳楼事件发生了。
后来郭台铭和我说，老聂，你这个办法太绝了，你就是高人。我说你比我大，叫我小聂就行，我也不是高人，我就一米七五，我只是对这些事深有体会罢了。
所以，现在一些大学盲目扩招，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件饮鸩止渴的事情。因为你培养出的学生没有实践能力，来到工作岗位上还得从头学起，没办法很快做出产品。
往大了看，我认为真正的科研人才也应该是扎根在一线工作中的，而不是在一个伪高大上的位置做事情。因为当我们脚踏实地地把中国制造做好，自然就有了中国精造，有了中国精造自然就有了中国创造，制造是创造的基础。
包括现在很多人讲AI、讲Sora、讲ChatGPT4.0，但这些人工智能描绘的景象再好，想要实现，需要的也是我们拧好一颗颗螺丝，在一个个工段上，把想要的产品一点点打磨出来。
无论何时，人的实践是一切创造的根基。
三、王树国校长能让福耀科技大学走出一条新路
陈为：聂总对教育的理解很深刻。听说曹德旺老先生创办福耀科技大学后，最初也想邀请您做校长？
聂圣哲：是这样，一开始曹董是准备请浙江大学的一位老师做校长，后来这位老师让他来找我，说聂圣哲能帮你把这个大学办好。
但说实话，和曹董聊了之后，我其实觉得这个学校想要办好难度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缺的不是一所清华、北大或者中科大这样的顶尖高校，我们缺的是一所新型大学。
新型大学走的是STEAM路线，是一个融合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等学科的综合教育，它培养的是拥有不同知识和技能水平的多元人才以及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我和曹董说，如果办这个学校，一年招生不要超过400人，人不能招多了，而且最好实行师徒制。就像爱因斯坦的母校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一样，最早就是一个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工程师和科学家。
因为你要知道，那些能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他们无论是在福耀还是在其他学校都能学得很好，甚至都用不着你教。
另外就是不要搞硕士和博士学位，设置三年制和五年制这两个学位就可以了。道理很简单，一个专业花了三年或者五年的时间都学不明白，那只能说明你不适合这个专业，就不用毕业了。
这其实也符合“过桥原理”。什么是过桥原理？举个例子，比如，一个岗位原本要招的是硕士生，那些能按时毕业的硕士就符合这个招聘条件，他们就过了这个桥。而你如果没能按时毕业，等你再想应聘这个岗位时，再想过这个桥时，对方可能就要求博士学历了。
因为在这些过了桥的人里，很多人其实是想拆桥的，就是想让你过不了。所以，三年和五年制学位会增强学生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让他们专注于学业，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
这里，可能有人说那美国怎么还有硕士和博士学位呢？在我看来，与其说美国是一个国家，不如说它是一个擂台，世界各国的人在这里竞技。
但问题是，这些竞技者中很多人是在读完高中或者本科才过来的，美国不了解他们之前的水平到底如何，所以就设置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测试下他们的水平，最后能拿到学位的绝大部分都是人才，这些人就能留下来。
当然，也有些国家已经看透了这点，像我们的一些留学生就说在美国很少能见到日本同学了，因为日本要把人才留在自己这里。
过去一些年，日本人发现一提到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些美籍日侨，那这些获奖者能不能是日籍日人呢？于是就在人才政策下了很大功夫，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才能留在本国。
2001年，日本提出要在50年内拿到30个诺贝尔奖，当时在全球引起了一片质疑。可谁也没想到，此后23年间，日本就诞生了20多位本土诺贝尔奖获得者，几乎保持了每年一位获奖者的节奏。显然，政策的效果是显著的。
回到福耀科技大学来看，王树国先生最近就任了这所学校校长，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
我和王校长也是好朋友，当年他任哈工大校长时就特聘我为哈工大教授，还把美制木式结构这个专业干成了全国第一。可以说，在校长这个职位上，包括在和教育系统打交道上，他是非常有经验的。
第二，王校长为人很大气，他其实是有评上院士的机会的，但他还是把精力放在治学上，没去评院士。
第三，王校长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非常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如果福耀科技大学能按照他的教育理念来办学，或许是能走出一条新路的。
总之，我还是希望福耀科技大学能培养出一些世界级的顶尖人才，曹老先生也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人，有机会我也会去看望他。
四、为何60岁时还拜师学艺？
陈为：前段时间，您拜梁宏达为师的消息引发了一轮热议。感觉能让您佩服的人应该不多，梁老师为什么能入您的法眼？
聂圣哲：我拜梁宏达为师有几个用意，第一，他在他们家的辈分小，这就使得他受到了他爷爷完整的私塾教育，私塾教育里面的一些内容是非常宝贵的，很值得研究一番。
第二，他受过黑龙江大学新闻专业的教育，在评论方面是一个大家。而且他还不是博闻强记，他是博闻会记，他讲的事情如果转换成文字就是一篇文章，口头表述和文字表达完全一致。
第三，在一些事情包括人生上，他看得非常透彻，这点我也很服气。在我心里，他可以说是中国文科第一教授，和那些写乱七八糟文章的教授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就我个人而言，这次拜师也是要开两个先河。
有人说“人过三十不学艺”，而我六十还学艺，这是第一个先河。第二个先河是拜了一个比自己小的人为师，梁老师比我要小七岁。我觉得这两个先河也让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向前走了一小步。
其实我对一个学者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个人对人类文明有没有起到推进作用。
比如新文化运动的几位领导者，大力倡导白话文，使文字工具得以日常化，同时也把过去文言文中一些含糊其辞的内容解释得更详细了，他们就对文明的前进起到了推动作用。
陈为：您结交的朋友很广泛，这些三教九流里，您感觉还有谁的水平比较高，或者让您受益比较多？
聂圣哲：其实有一些怪人的水平是很高的，比如学者鲍鹏山。有一次他来我这里吃饭，我给他打出的横幅是“商鞅克星鲍鹏山老师”。
为什么叫克星呢？因为他潜心研究商鞅遗毒，严厉地批评了《商君书》里的内容，还有自由学者王东岳，特别善于举一反三，能让你对哲学和古典自然科学有很深刻的理解，包括《三体》的作者刘慈欣，他虽然写的是故事，但讲的是文明和道理。
同时，这些人也给我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就是我们中国人是有才的，中国是能够培养出一流人才的，我愿意和这些人才交朋友。
相反，如果对方是蠢货，我真是一句话也不想多说。之前，有一群人来找我聊天，我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不讲了，跟蠢货聊天是没意思的。
五、到了这一天，公司就可以倒闭了
陈为：我跟一些朋友聊到您时，多才多艺是他们对您的一个共同印象，说您既能当导演、木工，又懂戏曲还通学术，又做时评。但也有一些朋友替您担心，他们担心您身上的各种身份会不会跟做企业发生冲突？
聂圣哲：这倒没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德胜这家企业很干净，它和我既有关系，又没关系。
有关系是因为我算是员工的精神领袖，或者说是一个玩伴，没关系是因为从《民法典》来看，我连这家企业的实控人都算不上。
第二，我们的员工和其他企业的员工不一样。
在别的企业里，员工见到老板可能毕恭毕敬，但我们的员工见到我那真是喜笑颜开，他们愿意和我聊天，问我有没有什么新段子可以讲讲，特别喜欢和我在一起玩。
当然，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我们也是很严肃的，是绝对不能开玩笑的。比如诚信、质量和待人的真诚。
举个例子，我们有一条规定，叫巴掌不打进门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来到了德胜，那你就是我们的客人，我们就要热情招待你。
有一次，一个人从我们园区外的栏杆翻了进来，我就带着几个人上去拦他。等我们抓住他后，他说自己没有恶意，就是想进来看看，但之前一直没有参观的机会，这次又恰好路过，就没忍住翻了进来，想看看里面到底长啥样。
他这么一说，我的情绪立刻就转变了，赶紧笑脸相迎。我说欢迎参观，但闯进来是不行的，当然，你现在既然进来了那就是客人，然后热情周到的带他参观了一圈。
我们还有句话，叫“丑话说透，关爱给够，员工不是企业的主人。”一些企业会讲员工是企业的主人，或者公司是员工的家，但我们不这么认为。
道理很简单，你要是企业的主人了，那我是谁呢？公司又怎么可能和家一样呢？公司要是家了，我能随便去你家睡吗？
我们的原则是各司其职，你拿了这份工资，就得对这份工资负责。当然，公司也要努力提升员工的收入，所以一有机会我们就搞收入改革，想着法的让大家收入更高一些。
不过，我们不准备搞股权激励，我认为每个人的价值没办法用股权来衡量，搞来搞去反而会搞的不团结。在美国，一些传统企业会直接和员工讲，我这里不是一个股份企业，并以此为荣。
因为这样它就不用受资本市场的影响，可以专注于把质量做好，员工也能各司其职，不用分心想别的事，企业就能够得以稳定发展。
陈为：华为素来强调集体奋斗以及利益分享，您企业内的一些高层次人才会不会对期权有一定的预期？我们会不会考虑给他一定的期权？
聂圣哲：世界上的公司是各种各样的，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知道，一些互联网公司是有期权的，也必须要给期权，但在我们公司，员工都同意我的一句话，虽然这句话很难听。
什么话呢？中小型公司，就是一个天才带领一群傻子办起来的。我一个人的智慧是用不完的，是过剩的，你们跟着我玩，按我的智慧做事就可以了。
虽然没有期权，但我们也有一些很多企业没有的东西，比如退休补助金。
目前，德胜已经有几十位员工退休了，他们每个月除了能领到养老保险的退休金外，还能领到公司给他发的补充退休金，每月大概是三到五千块钱。
我外婆曾跟我讲过这样一句话，“孝子，不如枕头底下的银子”，这其实讲的是人性。
老人年纪大了，干不动活了，天天在家待着，如果自己能有一笔退休金，他在家庭中的地位与那些没有退休金的老人往往是不同的。
像我们这些退休员工在家里面就牛哄哄的，因为他们心里有底气，我即使退休了，我也能靠这些退休金养活我自己。
另外，我们公司已经很多年没进新人了，目前这批员工都是20多岁的时候进来的，好多人都干了10多年了。现在外面有一种淘汰35岁以上员工的说法，德胜完全相反，我们35岁以下的员工几乎一个没有。
我觉得，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员工而言，人家年轻时把最宝贵的时间给了你这家企业，如今年纪大了，35岁了，你想的却是把人家淘汰掉，这么做人太缺德了。
你知道我的终身追求是什么吗？就是我去世的时候，我视线里的这些员工还是我认识的，等到他们再去世时，德胜这家公司就可以倒闭了。
整体来看，我们就是这样一家安居乐业的企业，我从没跟员工要过业绩，比如让他们多签几个单子，他们压根就没听说过什么是业绩。当然，我们也不愁订单。
不过，去年初疫情刚放开的那段时间，我感觉形势应该会不错，在市场方面采取了一些比较激进的打法，造成了一些经营难题。好在今年已经调整过来了，这也让我再度想起30年前在美国留学时，一位老师和我们讲过的一句话：
“当一件事全国人都认为是好事的时候，它的结果肯定不会好。”
回到股权、期权这件事来看，多年以前，其实我也考虑过上市这件事，那时候上市是一件很火的事，还有补贴可以领，我就开始筹备。后来，一位朋友的几句话把我点醒了。
他问我缺钱吗？我说我不缺钱，他说那你听我一句话，你不适合上市，以你的性格，上市对你来说是个坏事。当时还没发上市公告，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把这件事停掉了。
所以，我们这个公司就是我们的一家之言，这也注定我们不可能发展得太快。而我对员工的期待，核心就一个字——混。也可以再加几个字，就是认认真真地混，来到德胜后，你就好好的混，混出个名堂来。
仔细想想，人的一生不也是这样吗？
大家的起点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也没办法决定起点，但终点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能决定的。你可以输在起点，但不要输在终点。
六、如何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陈为：我觉得您也是能写《活法》的人。一个人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不容易，这其中有着怎样的经验？
聂圣哲：我认为关键在于要把人生这件事看透。前两天我拍了个短视频，大家看了以后很感动，名字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讲的是我带孩子去扫墓的故事。
我和他说，孩子，我今天带着你去给我的爸爸、妈妈扫墓，再过几十年，你就要来给我扫墓了。人在这个世界上走一回，有时候，有些事情不可看的太认真，也不可把自己很当回事，不能什么都想要。
作为美制木结构别墅这个行业的龙头，我之前两次被推选为院士，而且推荐人的身份都很不一般，但我都拒绝了。我算了算，即便倒贴给我三千万，我也不能要这个头衔。
为什么？因为一旦我成了院士，我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
举个例子，我老家的乡镇书记和我是好朋友，乡里面要开个会，他说老聂，咱这会级别低了点，大院士请不来，你帮我跑一趟吧，来开个会。
你说我是答应好还是不答应好？
回去要一天，开会要一天，开会这天晚上大概率还要喝个大酒，第三天头晕脑胀的回来，三天的时间就这么没了。一年要是有一百个这样的朋友请我去开会，我就没时间了，所以这种事怎么能干呢？
说得再直白点，人都有离开的那天，等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又有几个人能记住你是院士呢？没什么意思。
陈为：所以还是要看穿想透。
聂圣哲：对，最好还能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在乐观的指令下看透，是一种最好的状态。
排版| 沈望望| 正风主编| 孙允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