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
1947年8月，刘伯承和邓小平终于率领千军万马，踏上了大别山的土地，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任务。
大别山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位于南京和武汉之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历来是国共两党激烈争夺的要地。而在革命的历史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曾经四次离开过大别山。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大别山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之后，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重建根据地。而毛主席早在刘邓大军向大别山跃进时，就对大别山的形势有过估计，并指示刘邓首长，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
因此，在部队到达大别山的当天，邓小平就将创建巩固根据地的指示，下发到了所有部队，明确了到达大别山后的任务和实现的办法，其中邓小平特别提到了一条：
“熟悉风俗习惯，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立足未稳，国民党军23个旅也相继进入。邓小平和刘伯承经过分析，开始进行作战部署。经过一个月的艰苦战斗，刘邓大军先后解放了23个县，歼敌6000余人，建立了17个民主县政权，初步在大别山打开了局面。
但在战斗中，邓小平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有的部队情绪低落，打起仗来顾虑重重，根本没有达到歼敌的目的。邓小平知道，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还是部队长期作战行军，没有适当休整，作更加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员，导致一些同志思想上有了畏难情绪，部队纪律也松弛了下来。
对老百姓发火骂人，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开始出现在解放军的队伍中。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决定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议。
与以往不同，邓小平一改往日的和蔼可亲，会议期间不和任何人握手、打招呼，始终保持了一脸严肃的状态，对与会干部毫不留情面地进行了批评，并且发布了一条命令：凡是侵害老百姓者，一律枪毙。
这一次会议，及时解决了部队中出现的右倾情绪和纪律松弛的现象，提高了干部们的思想认识，推动了政治思想工作在部队中更加深入细致地开展。
就在邓小平发布命令一个月后，有人跑来向邓小平反映，说有战士抢了老百姓家里的十多头牛。邓小平听完立刻找来后勤处处长，询问事情的经过。
原来，那十多头牛是国民党从老百姓手里抢的，部队缴获之后，就当成了战利品，有些已经被战士们杀掉吃了肉。邓小平一听就急了，当即指示把吃掉的牛折算成钱还给老百姓。当天上午，司令部就派出检查组，后勤处处长也组织战士们将牛还了回去，还赔偿给群众六两黄金。
尽管事情已经解决，但邓小平还是不放心，带着大家上街亲自检查，结果发现整个镇子空空荡荡，大部分的老百姓听说部队来了，早已经逃了出去。邓小平一边走一边看，忽然就看到一个穿着军装的人，枪上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手里还拿着白纸和毛笔，急匆匆走在前面。
邓小平追了几步没追上，就派人去找一下这个人，看看是哪个单位的。一打听才知道，这个人是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见店铺里没有人，就自作主张拿走了东西。邓小平听完汇报，将手里的香烟狠狠摔在了地上：
“拿？这是抢！必须枪毙！如果令出不行，我们还怎么在大别山站住脚？”
很快，保卫科就将赵桂良控制了起来，关进了禁闭室。刘伯承听说这件事后很是痛心，专门交代保卫科长张之轩，让他转告赵桂良，希望他能够理解组织上的决定，否则纪律搞不好，老百姓又怎么对解放军，对共产党信服。
张之轩来到禁闭室，见首长专门交代做的鸡蛋面一口没动，就劝赵桂良吃一些。赵桂良听完刘伯承转来的话，低声表示自己没有意见。张之轩顿时急了，让赵桂良多说几句，哪怕事后有什么要求。赵桂良顿时掩面大哭：
“我只有一个老妈妈了，请组织告诉她老人家，我是杀敌牺牲的……”
正在这时，一名小战士走了进来，一把抓住张之轩，请求代替赵桂良去死：“副连长拿的东西没有一件是给自己的，花布是给我做买棉衣的，纸笔是给连里出板报的，粉条是……”
“你闭嘴！”赵桂良突然大喝一声，起身就要把小战士推出去。张之轩赶紧拦住赵桂良，让小战士说粉条是怎么回事。
原来，赵桂良见刘伯承最近因战事操劳，整个人有些瘦了，又听说刘伯承喜欢吃粉条，就趁着进城想办法搞一点，给刘伯承改善一下伙食。听着小战士的哭诉，张之轩内心矛盾重重，思来想去，他决定再去找邓政委一趟。
邓小平听完张之轩的报告，沉默了良久，叮嘱张之轩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刘伯承，然后同意了赵桂良的要求，作为战斗牺牲告诉他的家人：“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为了十万大军的命运，执行吧。”
公判大会当天，当李达宣读了对赵桂良处决的命令后，全场寂静。刚刚从山里赶回来的店铺老板，径直跑到主席台前，哭诉自己不该往山上跑，否则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请求刀下留情。一位老妇人也颤巍巍走上台，跪倒在地恳求饶赵桂良一命。
会场外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听到这一情况后，陷入了深深地沉默。最后还是邓小平开了口：“事情虽小，但军纪如山，我的意见还是要坚决执行纪律。”
刘伯承慢慢闭上了眼睛，沉重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来人走了之后，邓小平拉着刘伯承到村外散心。一声枪响之后，刘伯承冲着空荡荡的山野痛呼：“我刘伯承老而不死！为什么要吃粉条啊！”
邓小平惊讶地望着刘伯承，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只能安慰刘伯承：“是我们没有教育好，对不起生他养他的老妈妈。”
赵桂良一事结束后，全军纪律严明，再也没有发生过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
邓小平在严肃军纪的同时，还指示各部队要自力更生，以实际行动给老百姓留下好印象。部队行军打仗，战士们自己抬伤员，每到一地，都不顾行军劳顿，自己推谷子做饭，还帮助老百姓挑水、打扫院子。
通过这些表现，老百姓们对解放军逐渐产生了好感，陆陆续续下山回家，大别山又回到了往日正常的生活。在与解放军逐渐亲近之后，老百姓开始帮助解放军送粮食，送情报，照顾伤员，甚至还冒险掩护地方干部。
部队争取到了群众的支持，让邓小平十分欣慰。从此部队作战不再孤立无援，紧紧依靠着人民，让解放军可以争取到更大的胜利。
参考文献：
[1]胡遵远,张应松.刘邓挺进大别山:血铸军纪救危局[J].协商论坛,2017(07):50-52.
[2]王伟力主编. 热爱人民故事集. 济南：黄河出版社, 2009.02.
[3]任涛著. 邓小平在中原.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