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76年当兵时，我借给战友50元，我退伍时，他拖延着不还，让我等一天，谁知道我的命运就此改变。现在回首我的一生,因这样一个善举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回报。有时感觉这一切宛如梦境,就是那样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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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我18岁那年,对在家种地干农活感到无比厌倦,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让我觉得日子索然无味,了无生趣。那年12月,突然听到村里有个好消息传来,县里要征兵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冲动,我想要离开这个单调乏味的农村生活,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模样。

可是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父亲时,他却勃然大怒,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作为家中独子,父亲自然不希望我去从军,因为那意味着我将远离家乡,失去我这个赖以为生的主心骨。父亲的严词厉色让我感到非常委屈,我觉得他完全不能理解我年轻人的想法和追求。于是我气冲冲地离开了家,跑到了大伯家去投宿。

大伯一直疼爱有加,和我感情非常好。听说了我和父亲的争执,他想方设法为我说情,希望能让我如愿以偿。大伯原本是准备砍掉自家老槐树,用卖树的钱去买礼物送给武装部的长官,请他们能够让我这个侄子去当兵。当时砍掉树木可是一件非常伤心的事情,因为那棵老槐树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是大伯年轻时就种下的,本来是准备留给他儿子将来娶媳妇时做彩礼的。可见大伯是何等地疼爱我,愿意为了我放弃这样一件心爱之物。

在大伯和村里的民兵连长的一再劝说下,父母终于勉强同意让我应征入伍。他们知道我这个年纪的孩子,如果心中有了执念,是很难阻止的。不如让我去体会体会外面的世界,将来说不定就会改变主意,重新回到家乡来。

由于从小在农村长大,我个子高高壮壮,体格健硕有力。在体检和政审的环节,我都一路顺利通过。就在离别的前一天,父母为我准备了一桌我最爱吃的菜肴,还特意为我买了几大包豆腐干,这是我最喜欢的干菜之一。临行前,父亲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到了部队一定要听从长官的指挥,不可与老兵起冲突。无论将来遇到多么艰苦的环境和训练,都要硬着头皮咬牙挺过去。如果想家的时候,就给家里写信吧。

后来,我的姐姐在一封信中告诉我,自从我离开家后,父亲经常会怀念我,时不时就会去我的卧室坐坐,整理我留下的衣物,还会把我那些破旧的衣服给缝缝补补。看到这封信,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不辜负父母对我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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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兵连后,我有幸遇到了一位老乡战友王文军,我们两个人被分配到了同一个排里。王文军的身世实在是可怜得让人难过,他出生的时候,母亲就因为难产而不幸去世了。当他3岁的时候,父亲也因病离世,从那时起他就只能和年迈的爷爷相依为命。

尽管家境如此窘迫,但王文军自小就很懂事、很勤奋好学。村里的大队书记看中了他这份难能可贵的品质,资助他读完了高中。那一年,书记本来还想为他推荐上大学深造,可惜没有被录取。于是王文军就选择参军入伍,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段旅程。

新兵连的生活虽然清贫,每个月只有6元的津贴,但对于王文军来说,这已经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他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都寄回老家,用来供给仅存的这位亲人。一支牙膏,他能用上几个月,等用完了还能剪开管身,继续刮用两天。他处处力求表现优秀,无论是脏活累活,总是主动去抢着干。连队有什么理发任务,他也是第一个报名参与。靠着这股子上进的劲头,很快就得到了连长的赏识。

第二年,王文军就被提拔为文书。到了第三年,他又当上了班长代理排长。老兵们都说,这分明是连队有意识地在培养栽培他。果不其然,第四年王文军就如愿以偿,正式被提拔为排长。相比之下,我在当时就自愧不如了,但在王文军的影响和带动下,我也在后来的日子里努力奋斗,终于有幸当上了班长。

在部队的生活中,我和王文军就像手足兄弟一样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只要有机会,我们总是互帮互助,体现着战友之间那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厚情谊。

1976年,是我们服役的第三年。那一年,王文军收到了家里来的一封电报,说他年迈的爷爷病重,情况危急。他急忙向营部请了个假,准备回家一趟。我知道他家境贫寒,上个月发的津贴钱都已经寄回老家,身无分文了。可是王文军向来谦逊，从不会主动开口向别人借钱。了解到他的处境后,我就主动把这几个月省下来的50块钱全部给了他。

虽然这在当时可以算是一笔不菲的数目了,但王文军仍然心存感激,说什么也不愿意轻易收下。最后只好是我硬将这些钱塞到他的口袋里,让他放心去处理爷爷的后事。一个窝囊的孩子,就这样备受命运的残酷对待,我当然愿意伸出援手,这也是朋友之间应该做的事情。

王文军的爷爷年事已高,虽然王文军赶回了老家,但终究还是抵挡不住病魔的肆虐,在一周后与世长辞。作为王文军仅存的至亲,这无疑是他人生中最沉重的一个打击。在爷爷临终前,老人还不忘叮嘱王文军,将来一定要好好干,争取将来能够提干,吃上国家发放的商品粮,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些话深深地印在了王文军的心坎上。等到他办完爷爷的后事,安顿好一切,这才重新回到部队。从那之后,王文军似乎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但在工作和训练上却更加刻苦努力了。每个月发下来的津贴,他总是先拿出一部分还给我之前借给他的那50块钱,剩下的钱则继续节衡缩衽,尽量减少开支,把更多的钱寄回家乡。

到了1977年,也就是我们服役的第四年,连队的指导员找到我,问我退伍后有何打算。其实他这番话里的潜台词,我是明白的。那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人,恐怕是没什么希望能够在部队里继续提干晋升了。既然如此,那我也就没有继续留在部队的必要了。于是我很干脆地向上级递交了退伍申请。

与此相反,王文军则在这一年终于通过了提干的考核,只等最后的命令下达,就可以正式成为一名军官了。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多年来的孜孜不倦和不懈努力。他的品行和工作表现,都赢得了上级的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