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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变(节选)

文 | 李洁非

在中国,“钱关世变”允非虚言。一世一代迁嬗起落,每可借币变窥之。历史内部蜕迹,总能从货币层面直观显现。

逮于南宋中叶,叶适说:

“三代之世,用钱至少,自秦、汉以后浸多,至于今日,非钱不行。”

寥寥数语勾勒出简明线条。由“少”而“多”,进至于“非钱不行”,是中国历史与社会的三级跳。其间经历十几次朝代更迭,制度由封建而帝制,又四度出现大的分分合合(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历史千头万绪,论者却可仅借货币的观察,对之一语以蔽。

内中,货币化率或社会对货币的依赖度,为最显著的指标。由叶适所言,我们应知中国已处何种时代。如今社会彻底商品化,人对“非钱不行”习以为常。但在古代自然经济条件下,钱非必需品,许多世代务农者或终生不知钱为何物。故当叶适言以“非钱不行”,这区区四字的内容实甚惊人。

宋代生活与货币如胶似膝,可先借一些数字稍窥。国内研究者指出,“宋代(主要是北宋)是中国历史上铜钱发行数量最多的时期”,“铸钱额一般年份也远远超过百万贯,最高年份铜钱铸造额接近500万贯。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而日本学者强调:“北宋时代,与清代并驾齐驱,在中国史上铸造了数量最多的铜钱。”

宋清版图迥异,北宋国土面积未足三百万平方公里,较清代疆域约止四分之一。同时,两代相隔四五百年,生产力状况不可同日而语。人口方面,各取其中期数据,北宋仁宗天圣七年统计为“口二千六百五万四千二百三十八”,清乾隆二十九年“二万五百五十九万一千一十七口”,几差十倍。上述种种条件下,二者铸币量竟然“并驾齐驱”!即便将清代货币部分转为白银考虑在内,也仍可称之奇观。

这不只是经济自然增长所致,更有中国独特制度的作用。此前由于中央集权,货币层面已发生两次重大变化。祖龙以“秦半两”,构建了中国版图与社会的“大一统”。武帝“悉禁郡国毋铸钱”,意味着汉初“无为而治”政策作古、君权益隆,及算缗、榷酤、盐铁等一揽子财政制度创更。经此两变,中国从“用钱至少”渐至“浸多”。唐宋间又有第三次重大变化,将中国一举推入“非钱不行”的时代。

这就是两税代租庸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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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水浒传》剧照,文图无关

政府征税的变化:由征物改为征钱

“租庸调法以人丁为本”,人丁背后是田亩,国家依授田之额征赋。及玄宗后,唐初人丁田亩的原貌面目全非,略即钱穆先生所言:“民避徭役,逃亡渐多。田移豪户,官不收授”,“创建租庸调制度的意识与精神全不存在”。朝廷岁入既为所累,民间输纳亦失公平。终于在德宗建中元年(780)八月,宰相杨炎奏行两税法。“两税”,夏、秋各征一次,“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要点为:

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一是改征物为征钱,二是征收对象从定居人口(土户)改为实住人口(不分土客),三是征收依据从丁口人头改为实有资产。马端临总结为两句话:“以钱输税而不以谷帛,以资力定税而不问身丁。”这里关键是“以钱输税”。实物改货币,致“物轻钱重”。农户普遍有物无钱,不得已“末业日增”,钱缺之虞遂现诸史。只是唐时钱量实难以支撑“以钱输税”,所以到了宪宗元和十五年(820),中书门下奏请“天下两税、榷盐、酒利等,悉以布帛丝绵任土所产物充税,并不征见钱,则物渐重,钱渐轻”,得旨“宜依”。后还有其他变化,如文宗大和四年(830)五月,四川地方奏请“两税钱数内三分,二分纳见钱,一分折纳匹段”,亦为旨允。

总之,税止征钱初衷当时虽未贯彻到底,但两税取代租庸调仍成定局,经五代至宋延续下来。它所变革或开辟的,是国家赋税从实物形式包括役法所含人工出力部分向货币形式转移、转化之路。此路一开,历史很难继续行于旧轨道。

北宋“自熙宁以前,民间两税皆用米麦布帛,虽有沿纳诸色杂钱,然皆以谷帛折纳,盖未尝纳钱也”,但王安石变法“民间出钱免役,又出常平息钱”,赋税自此渐从纳物向纳钱过渡。

到南宋时期,基本都已货币化。如高宗绍兴二十三年,“是时,两浙州县合输绵、绸、税绢、茶绢、杂钱、米六色,皆以市价折钱。”孝宗淳熙四年,就输钱占比过重致增民负下诏:“比年以来,五谷屡登,蚕丝盈箱……尚念耕夫蚕妇终岁勤动,价贱不足以偿其劳。郡邑两税,除折帛、折变自有常制,当输正色者,毋以重价强之折钱。若有故违,重置于法。”光宗绍熙元年有臣工反映:“古者赋租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都说明输钱已是两税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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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禄构成的变化:由实物为主改为钱币为主

与此相应,许多事情悄然生变,例如俸禄。支俸以实物钱币并用虽不自宋始,却在宋代发生比例颠倒。《新唐书》载,一品月给禄七百石、俸八千(即八贯);宋则同品级月“奉禄”三百千(即三百贯)、“禄粟”一百石。实物越来越少,主要发钱。神宗时大臣张方平曾说:

凡公私钱币之发敛,其则不远。百官、群吏、三军之俸给,夏秋籴买谷帛、坑冶场监本价,此所以发之者也。屋庐正税、茶盐酒税之课,此所以敛之者也。

养士、养吏与养军,费用大半靠钱支付。宋官僚阶层膨胀已逾往代,同时因行募兵制,百万军队人人皆由国家养至终身。仅此二项,财政对货币的依赖即超想象。其中“群吏”俸给还涉及新的情况。沈括记:

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熙宁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设重法以绝请托之弊。是岁,京师诸司岁支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二百五十四,岁岁增广,至熙宁八年予为三司使日,岁支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一百七十八。自后增损不常,皆不过此数。京师旧有吏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预此数。

宋代官、吏有别,吏是政府低微职员,以往这部分人不给薪,生计实际靠受贿,神宗为清洁吏治,开始给他们发放“䘵钱”。仅仅五年,岁支从三千余贯增至三十七万余贯。这是沈括于三司使任上亲手经办之事。他还强调,此数仅计“京师诸司”,并未包括“天下吏禄”。为货币依赖推波助澜的,又有禁榷制。禁榷即国家专营,萌芽是管子相齐始征盐铁,助桓公成霸业。此时止于“征榷”,亦即抽税。汉武帝更进一步,置盐铁官,将“征榷”升格为“禁榷”,实行大宗产品国家垄断经营,之后延诸历代。宋代禁榷涉及面更广,大者如盐、酒、茶,年入数千万贯,至王安石变法无形中扩于无边。均输、市易,以国家化身商业钜子,挤压民商、尽纳诸利。当时,神宗即“闻市易极苛细,人皆怨谤,如榷货鬻冰则民鬻雪者皆不售,市梳朴则梳朴贵,市脂麻则脂麻贵”。故知宋人日常,连针头线脑也得以钱换购,“钱”的身影可谓无所不在。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以故叶适才有“非钱不行”的感慨。中国发生“金钱依赖症”,以及人民普遍养成“用钱”习惯,时间点就在宋代。今人观览《清明上河图》咸叹其市廛繁聚,那只是直观印象,稍作深想当会意识到此一图景的底处及内里,有巨量现金川流不息,做着往返循环的运动。应该说,张择端真正描绘的,是北宋末年高度货币化的社会情形。

“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复有金钱之用,尽以楮相贸易。”叶适所绘此景,值得载入人类经济史册。念及朱熹、陆游与我辈一样怀揣纸币,时空恍如消失。宋代纸币从民间自发首创,到政府准允、肯定直至接管,顺应了历史进程。上下二百余年,纸币既非昙花一现亦未中途夭折,其间有起伏及教训,但整体平稳且切实促进了经济。尤其南宋以近乎夹缝处境,而不坠茂昌丰采,不可不知背后有纸币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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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李洁非《品宋录》,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李洁非《品宋录》

宋朝以史为鉴、勤于反思,从政治到文化脱胎换骨;人民少受流离,文明不致濒亡,久安格局实由宋启。两宋商品经济趋近繁荣,人口持续增长。宋文化与中国历史上下前后的关系,无论深度广度皆较“文艺复兴”有过无不及;在宋代理学背景下,探索与突破遍及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创新之花满枝绽放,成就远超往代……

《品宋录》转换常规视角,细品两宋方方面面、里里外外,揭开通常的“积贫积弱”印象,呈现一个更加真实客观的宋朝。

《品宋录》论析深细,文笔雅洁,并配以反映宋代文化风貌的《顾氏画谱》中插图二十五幅,增加阅读体验。

李洁非《龙床》《黑洞》《野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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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郭斯文

复审:方 也

终审:赵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