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由于蒋介石念念不忘大陆这块“乐土”，时时想着“消灭共产主义”，因此不断对大陆搞所谓“里应外合”的小动作。
在四十年代末乃至五十年代，台湾当局始终没有停止过向大陆派遣特务（此“特务”不包括执行纯军事行动的“小分队”式的武装特工，特此说明，以便区别），执行刺探情报、谋刺我高层领导、策反、爆炸等破坏性任务。
这些派遣特务潜赴大陆后的命运如何呢？这里略举几个用以说明——
台湾特务头子王升视察特务训练班成员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台湾“国防部保密局”派遣老牌特工杀手封企曾秘赴上海，阴谋暗杀上海市长陈毅。
但还未立定脚跟便在上海杨浦区杨树浦路被捕，不久即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一九五零年四月，曾经一度在国民党特工中名噪一时的军统职业杀手朱山猿，奉特务头子毛人凤之命，秘密潜赴上海，预谋制造爆炸事件，暗杀我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主要党政领导人陈毅、饶漱石、潘汉年等。
朱山猿抵达上海后，召集帮凶，进行紧锣密鼓的准备活动，但他还没来得及行动，就在上海浦东洋泾严家阁被捕，于同年九月一日被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处以死刑。
一九五一年三月，台湾派遣“王牌刺客”刘全德潜赴上海行刺陈毅、曾山、邓颖超等中共要员。
刘全德
刘全德和封企曾、朱山猿一样，还未来得及下手就被捕了。由于刘全德被捕后有特殊表现，故未判死刑，长期关押，于“文革”期间死于北京。
一九五二年六月，台湾特务庞庆云潜赴上海，阴谋爆炸杨树浦发电厂。
杨树浦发电厂系上海当时三家发电厂（另外两家是南市发电厂和闸北发电厂）中发电量最大的一家。
如炸毁该厂，上海一半以上工厂将停产，直接影响国内市场和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略物资供应。
台湾方面出此计策，既是破坏大陆经济建设，也是出于对在朝鲜战场处于劣势的美国的献媚讨好。
脑筋动得不谓不妙，算盘打得不谓不精，令人“遗憾”的是庞庆云运气不佳。
民国时期的杨树浦发电厂
他从广州乘火车到上海后，刚步出车站，在站外广场就被一个以前和他在军统局共事、解放后坦白立功而获宽大的朋友认了出来，拦住了就往公安局扯。
庞庆云后来被判刑二十年，刑期未满就病死于安徽某劳改农场。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台湾特务邢远敏奉命由台湾经香港进入中国大陆。
他的任务是收集我军事工业情报，既提供给美国作判断朝鲜战场我志愿军的战略意图之参考，也给蒋介石及其幕僚策划“反攻大陆”作为参考依据之资料。
邢远敏抵达广州后，即赴北京，通过以前的社会关系欲以重金收买中国军方知情人员，结果被高度警惕的公安机关及时察觉而被捕，被判无期徒刑。
一九五七年九月，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前夕，台湾特务张秀屏奉命潜赴武汉，纠合国民党保密局潜伏特务殷某，阴谋爆炸大桥。
九月下旬的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张、殷两犯划了一条小船从上游靠近大桥，想进行实地测量，以计算所需炸药量。
他们的行动被守桥战士发觉，警告无效，开枪射击，张秀屏当场中弹身亡，殷某负伤被捕。
一九五八年一月，台湾特务李雷霆（女）以华侨身份来到大陆，利用亲戚关系对我解放军陆军一位师级军官进行策反，企图诱使该军官率部投奔“自由世界”。
这位红军出身的高级军官及时识穿敌特阴谋，亲手将女特务擒捕。李雷霆后在关押场所上吊自杀。
时代的列车进入六十年代后，蒋介石妄图乘大陆国民经济暂时遭受困难之机实现其“反攻大陆”的梦想。
他在大批派遣武装特务窜犯大陆的同时，还派遣“非武装”特务潜赴大陆，收集情报，或者潜伏待命，为“反攻大陆”做准备工作。
从一九六二年四月开始，国民党“大陆工作委员会”、“海外工作委员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一组”、“心理作战总队”、“反情报总队”等特务机构就各自将经过严格训练的特务秘密派赴中国大陆。
和蒋记“国防部情报局”等特务机构派遣武装特务窜犯中国大陆相比，这些特务机构所派遣特务的情况有两点不同：
第一是人数少。前者派遣武装特务每股多则十几二十多名，最多的一股达四十五名，少则也有五六名。
而后者所派遣的特务人数却以少见长，一般是每“股”一人，单独行动；有时因任务特殊，必须几人配合执行，这才增至三五人。
第二是进入大陆的方式一般都采用“合法入境”。
武装特务形同“军事小分队”，均以乘船或空降形式进入大陆，他们是来打仗的，因此不在乎身份暴露与否。
而后者是来大陆搞秘密行动，“地下工作”，因此真实身份暴露与否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所以必须隐蔽得极好。
当他们接受任务时，特务机关已经为其准备好各种“合法证件”，通常都是“华侨归国”。
这些证件很大一部分是真的，上面甚至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馆、领事馆的签证章，印章是真的，盖的人也确是我使馆官员。
因为前往签证的人出示的是驻在国政府机构的合法证件、证明，作为一个外交官，他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把人家当成“特务”而拒绝签证。
60年代的华侨
持这类证件入境的通常是执行短期任务的“交通员”、“观察员”。
如果是准备在大陆潜伏或者执行费时间长的任务的，则另用其他方式进入大陆。这种方式五花八门，各机构各有不同做法：
冒充海难船只生还者让大陆渔船救上岸的；化装成生意人混入边境不法马帮偷越边境的；从金门岛泅渡过来的；以金钱买通外轮海员，从香港、澳门等地搭船偷渡大陆的等等。
凡是行之有效而又可行的潜入方案，特务机构都会干。
这些派遣特务抵达大陆后，“任务”完成得如何？请读者诸君拭目而观——
一九六二年七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天气炎热，上海浦东地处东海侧边，平时一到晚上总会拂过几道海风，带来几许挟着潮湿的海的气息的凉意。
但这天晚上却大为反常，海风不拂，树叶子纹丝不动，已近午夜时分了，蝉儿还在鼓着两片薄翼拼命地鼓噪，更使人从心理上觉得增添了几分烦热。
位于浦东南汇某地的上海警备区某炮团三营驻地门口，一个战士身穿斜纹布单军服，披挂齐整，荷枪实弹，身姿笔挺地站在哨位上，他接岗不过十分钟，但汗水已把军服渗湿了。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哨兵听见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定晴往西侧一望，只见简易公路上走来一个黑影。
他顿时警惕起来：这条公路是专为炮兵部队修的，通到阵地即算到底了，中间虽有乡间小道连通，但附近的村民一般都不舍近求远走公路，尤其是夜间，几乎无人涉迹。
今晚怎么会有人走来？莫非是想摸哨炸炮？
当时国际风云突变，海峡两岸又战云密布，躲在台湾的那些反动势力残余蠢蠢欲动，敌我斗争形势确实比较严峻。
部队每天的政治学习、班会、晚点名，都在教育战士必须绷紧头脑中的“敌我斗争弦”，所以这个哨兵此刻冒出这个想法应该说是正常的。
他取下肩上的枪，迅速推弹上膛，大声鳴问：“什么人？”
黑影冷不防给吓了一跳，声音颤抖地回答：“我……我是老百姓。”
听口音，对方是山东人，而浦东这个地方是没有外地老乡的，都是清一色的本地人，说一口节奏较慢而显得吐字清晰的浦东土话。
哨兵心中疑窦加重了，又是一声断喝：“往前走十步，站下！”
对方遵命，嘴里数着：“1、2、3、4……”往前走了十步，在灯光映照得到的地方站定。
哨兵用戒备的目光打量着这个深夜出现的不速之客：年龄在四十岁上下，瘦瘦高高，肤色黝黑；穿一条灰色土布裤子，膝盖部位已经破了，打着补丁。
上身套着一件“和尚领”无袖白布褂子，脏兮兮的已经分辨不出成色新旧了；手里拎着一个蓝底花土布的包袱，鼓鼓囊囊的像是装着衣服。
“你是什么人？到哪里去？”
“同志，俺是山东沂南来的，到部队来探望俺外甥。”
“哪个部队？”
对方说出的番号正是这个炮兵营，哨兵马上问他探望谁，他一说名字，哨兵暗暗一怔：
这个战士是上月刚因公牺牲的，部队还没通知他家里，眼前这位是他舅舅，莫不是听见风声了找上门来了？
想是这么想，但哨兵的警惕性始终没松，一边让对方别动弹，一边钻进岗亭往营部打电话报告。
乘这个机会，笔者略费几笔介绍一下那位因公牺牲的战士。这位战士姓冯名阿扣，山东沂水人，一九五九年入伍，来上海浦东炮兵部队当兵。
一九六二年六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部队举行军事演习时，冯名阿扣因意外事故而不幸牺牲。
由于冯阿扣家中只有一瞎眼老母，部队领导研究下来，决定暂不报丧，而先以组织岀面通知当地民政部门，委托对冯母予以特殊照顾；
待冯阿扣的“革命烈士"称号批下来后，由部队派专人护送烈士骨灰盒并带上抚恤金、慰问品去烈士家乡向冯母道明真相。
作为部队首长，对部下意外伤亡总深觉难过，用一位因有过这类经历的离休老干部的话来说，是“内心深处总觉得似欠着死者一笔债”。
冯阿扣所在部队的首长的心情和这位老干部如出一辙，当下这边哨兵电话一打进去，营长、教导员马上从床上爬起来，穿戴齐整，三步并两步地到门口来迎接冯阿扣的舅舅。
先几步出来的营部文书已经和来人交谈过，把一份盖着烈士家乡所在地民政部门大印的公函递给营长：
“营长，这位老乡叫史文虎，是冯阿扣同志的舅舅，这是当地民政部门的公函。”
营长点点头，没接公函，和史文虎握手，神色凝滞，语调沉
重：“老史同志，你到上海来，咋不发个电报，咱们好派车来接您。”
教导员说：“进去说吧。”
两位首长把史文虎引到营部，先开西瓜，再让洗澡，又吩咐伙房搞晩饭。史文虎吃饱喝足，坐在那里东瞅西望：“咋不见俺外甥？”
50年代解放军军营
营长、教导员交换了一下眼色，心里明白了：当地民政部门没告诉他真相，把球踢这儿来了！
教导员朝营长眨眨眼睛，说:“哦，真不凑巧，冯阿扣出差去了。”
他决定先瞒过今夜再说，人家远道而来，今晚无论如何得让他睡好。
史文虎叹了一口气：“唉！真不凑巧。唔，首长，他多久能回来？俺可住不了几天的。”
教导员说：“冯阿扣去外地学习操作新式火炮技术去了，估摸这几天能回来。老史你别急着回去，在我们这儿待几天吧，我们派人陪你上街转转，再去上海市里玩玩。”
冯阿扣的“革命烈士”称号这两天就能批下来了，届时再告知真情，先做通这个当舅舅的工作，回头派人和史文虎一起去山东，让他协助做冯母的工作。
部队领导的这个打算，应该说不失是一个好主意。
营长也附和着劝了几句，史文虎想了想，点了头。
当晚，部队腾出最好的房间让史文虎睡觉。为使这位烈士的“舅舅”休息好，教导员还送来了全营唯一的摇头电风扇。
这件事给“史文虎”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在监狱接受改造时，曾多次在小组学习会上提及，用以说明解放军“官爱兵、军爱民”的高尚品德、优良作风。
这个冒充“烈士舅舅”的“史文虎”，真名叫潘孝恩，台湾省花莲县人，那年是三十六岁，系蒋记“参谋本部”情报处行动组少校谍报员。
插个题外话，退守台湾后，蒋介石父子改组了情报机关，一改大陆时期军统中统对立的局面，新设立“国家安全局”，负责协调所有情治部门。
将原来的军统—保密局系统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原中统改组为“司法部调查局”。
台湾当局军事部门架构
同时又在“参谋本部”内设立“情报参谋次长办公室”，辖“情报处”、“联合情报研析中心”等部门，主要负责刺探和分析大陆军事部署情况。
潘孝恩这次潜入大陆，就是为了收集祖国沿海地区和城市的军事布防情报，其中的重点之一就是上海。
上海，这个东方第一大都市，自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回到人民手中开始，就受到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立体层次的保护。
据说，六十年代时的保护上海的军事布防部署，还是40年代末时由陈毅主持制定的，海、陆、空兵力设置，均以抵御台湾当局方面的突然袭击为主。
其设置地点呈倒“品”字形，即在浙江的宁波、舟山和上海浦东部署海、陆、空重兵，随时准备对国民党武装力量的突袭作岀闪电式反应，给以严惩。
这个倒“品”字，台湾方面是知道的，而他们要了解的，是这三地的具体兵力、武器究竟有多少，具体位置又在三地的何处。
为此，“参谋本部情报参谋次长室情报处行动组”组织了三个特工小组，分别赴上述三地进行实地刺探。
潘孝恩作为“上海小组”副组长，是第一个奉命来中国大陆的，这个小组共有八名特务，于六月中旬由台湾飞赴香港，又从香港去了澳门，到了澳门便住下“待命”。
七月中旬，从台湾来了一个小头目，和“上海小组”的组长关门密谈数小时。
当晚，组长交给潘孝恩一应证明、证件、经费，让他冒充已死亡的解放军战士冯阿扣的舅舅去上海浦东某炮兵部队“探亲”，实地刺探军事布防情报。
几小时后，潘孝恩上了由澳门黑社会控制的偷渡小舟，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
60年代澳门码头
在从中山——广州——武汉——上海的旅途中，潘孝恩利用上司给他的那些假证件假证明，频频改变身份，总算安抵目的地。
潘孝恩对冒充冯阿扣舅舅没有把握，心中难免惶惶不安，所以选择了这个时间闯上门来。
此刻，他见部队首长深信不疑，心中窃喜，高枕无忧地睡了踏上中国大陆土地后的第一个太平觉。
一觉醒来，已是红日高升。潘孝恩面对着东方的太阳笑逐颜开，这是发自内心的酣爽的笑，他觉得自己现在应该笑：已经闯进军营了，难道还担心搞不到情报？那真是大笑话了！
潘孝恩做梦也不曾想到，在大陆上确确实实有这种大笑话，而且恰恰就是他碰上！
仅仅过了一小时，他已经从“座上宾”成为“阶下囚”了，促成这个剧变的不是别人，恰恰就是他本人——
潘孝恩漱洗过后，文书领他去饭厅吃早饭。部队早已开过饭了，饭厅里空荡荡的就他们两人。
文书边吃边跟他闲聊，聊了几句不知怎么说到火车上的伙食，潘孝恩说：“火车上吃得不错，光收钱，不要粮票。”
文书突然想起一件事：“哎，老史，你把车票给我，我们营长说了，可以给你报销。”
这一说，潘孝恩的神经绷紧了，他是从武汉坐轮船到上海的，哪里拿得出山东到上海的火车票？
如果这是演电影、电视剧，那倒难不到他这个角色，编剧可以安排他面不改色地扯一个谎：火车票已经扔了。但这是现实生活，潘孝恩也不是演员，而是真正的派遣特务。
他毕竟“恶人心虚”，头脑中下意识地产生“这是不是在试探我”的想法，神色顿时有异，支支吾吾道：“这……这算了吧，反正又不用花几个钱！”
文书一听，寻思这不似一个终年待在山沟沟里刨土疙瘩的庄稼汉的话，再一看对方脸色不对，心中顿生疑窦，当时却不露声色。
吃过早饭，他让潘孝恩先回房间休息，自己去营部办公室向营长、教导员一汇报，高度怀疑那个所谓的“烈士舅舅”是特务假扮的，两位领导顿时警惕起来。
教导员随即往团部挂电话，要求查询已牺牲的战士冯阿扣的档案材料，弄清有没有一个名叫“史文虎”的舅舅。回讯很快就来了：查无此人，冯阿扣母亲娘家也不姓史！
真相大白！潘孝恩随即被部队扣留。在师司令部的军法官面前，他无可奈何地把自己的来龙去脉作了交代。
军法官也是山东人，听这个出生于台湾、以前从未来过大陆的派遣特务说着一口几无破绽的鲁南话，临结束讯问时不无慨叹地说：“台湾人能说这么一口山东话，真是难为你了！”
在金门受训的台湾特务
潘孝恩说：“这是我在特训班学的，我的‘方言’成绩全班第一。”
不错，这个派遣特务确实能说大陆的好几种方言，可是，即便他能说全国所有省域的方言，又怎样呢？到头来还是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潘孝恩案件”虽未使我军遭受损失，但还是引起了部队和地方保卫部门的高度重视。
事后，部队保卫部和地方公安局曾对台湾特务机关获知冯阿扣牺牲一事的途径进行调查，排除了部队泄露消息的可能。
又和山东联系，对方却未收到过部队发去的关于通报冯阿扣因公牺牲情况的公函，这才弄清缘由：邮件失窃！
台湾派遣特务将盗窃邮件、文件、资料作为收集情报的一种手段。
位于台湾花莲县的国民党特务秘密训练基地
对于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来说，作一起盗窃案件并不是一桩很困难的事，通过几十分钟的“操作”就能获得情报，这比潘孝恩那样闯军营的冒险性要小得多。
因此，负责刺探经济情报的特务往往都采取这种手段来攫取情报。
一九六三年一月，湖南省粮食厅的夜间值勤人员曾经擒获过一个奇怪的窃贼。
这天是星期六，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半夜过后，门卫张某照例走到院子里，开始他五十年来从未间断过的练功。
张某五十八岁，从八岁开始就拜师习练武术，他练的武术名唤’‘武当纯阳功”，习练时间大有讲究，必须在“子”、“午”这两个时辰各练一段时间。
他对武术悟性不算很高，因为练了五十年还没成名成家，但却有一股常人不及的“迷”性，练得入了迷，寒冬酷暑刮风下雨从无间断。
为此，他在解放前年轻时就泡在大户人家当护院，好有空闲时间练武。解放后，经人介绍又进了省粮食厅当门卫，言明专值夜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包下来。
张某虽不是武术家，也谈不上名震遐迩，但在长沙毕竟有点小气，所以小偷从来不敢光顾粮食厅机关大院。省里评“防盗先进单位”，粮食厅年年有份，趟趟不缺。
却说这天晚上张某刚摆个架式站下，忽然瞥见五十米开外的拐角处的楼上办公室里闪出一丝光亮，黯淡微弱，稍现即逝。
他怀疑眼睛发花了，直怔怔地站着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里，几秒钟后，窗子里又闪现出灯光，这回时间稍长，有半分钟左右。
一看之下，老爷子懵了：这模样眼见得是溜进了小偷，可这小偷到那几间屋里又能偷到什么呢？那是征粮处办公室，除了几本账册子，翻遍各个角落也找不到一个“钢崩儿”的！
湖南省粮食厅旧址
想是这么想，但张某想起自己的门卫职责，还是决定上楼去会会这个敢闯挂了十数年“防盗先进单位”牌牌的堂堂省粮食厅的角儿。
老爷子紧了紧腰带，塹足悄行，无声无息地上了楼梯，沿着走廊来到那间办公室外面，脸孔凑到玻璃窗上往里一瞅。
只见一条依稀可见的人影待在黑咕隆咚的屋里，双手帖在文件柜门上，正鼓捣着什么。
他二话不说，朝拴着的门上就是一脚，“啪”的一声响，门被踢开了，他那久经锻炼、灵活敏捷的身躯几乎是贴着门板同时进入办公室的。
“啊——呃”一声痰咳，日光灯已经亮了。灯光下，跃入老爷子眼帘的是一张年轻的、因受过度惊吓而扭曲得变了形的脸。
使门卫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小偷竟穿着一身崭新的藏青呢子中山装，这种价格昂贵的高级服装，整个省粮食厅只有一个起义过来的原国民党师长（现任副厅长）才有一套。
他头脑里闪过一个想法：准是刚偷来的，这么说这小子今晚已经闯过一家了！他开腔了，语调里透着明显的忿怒：
“你小子干么？偷东西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是谁把着门儿！”
对方原本蹲着，这时站起来，脸上堆着讨好的笑：“大伯，您饶了我吧！我给您钞票。”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叠钱，全是拾元大票，估摸不会少于五十张。
门卫摆摆手：“跟我走！”
“去……去哪里？”
“先去门房间暖和一会，回头我打个电话让警察来带你去。这钱，你交给警察吧！”
对方闻言，大吼一声，飞快地朝老爷子扑来。他想打架可是找了个很理想的目标。
张某练了五十年武术，还未有过实践的机会，此时正好大显身手。
令老爷子惊讶的是，这个年轻人竟然也是个里手，而且不是个“三脚猫”，寻常人以三个敌他一个也不一定能赢他哩。
但他不幸遇到了老爷子，最后只好以被卸脱了臂关节后表示难以忍受的巨大疼痛的“哼哼”声来宣告自己退出这场散打“比赛”。
公安机关接到电话，火速驾车赶来。先将已由张某给合上关节的案犯上了铐，然后勘査现场取证。
当刑警进入被撬窃的那间办公室、拍下第一张照片时，还以为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
闻讯赶来的省粮食厅征粮处处长也持同样观点，看看翻得满地狼藉的表格、账册、文件之类连连摇头，苦笑道：“真是胡闹！我这里一无钞票，二无粮票，小偷真是找错了门！”
就在这时，刑警从一张办公桌下面发现一个人造革拎包：“这是什么？”没有人回答。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拎包是属于谁的。
刑警把拎包里的东西倒在桌子上，那是一本本账册——本省各专区（地区）粮食局向国库交公粮的明细账。
刑警还没意识到什么，那位处长突然扑到桌前：“什么？他要偷这个？他敢偷这个？”
刑警问：“这是什么？”
“这是国家机密！”
穿呢制服的小偷盗窃被称为“国家机密”的账册，问题一下子变得严重了。刑警押来小偷，当场讯问，但小偷却矢口否认拎包是他的。
几小时后，一份《指纹鉴定报告书》摆在小偷面前，表明他同拎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接着，他的假证件也在真科技前漏了馅，小偷于是只好作了招供，承认自己是“国民党中委会大陆工作会”的特务，真名叫田国宝。
田国宝潜赴大陆的任务很简单：弄清华东六省一市的征购粮食的确切数字。任务简单，意义却非同小可：
台湾的有关专家根据这些数字可以推算整个大陆的征粮数、库存数，来判断中国的军队持续战斗力、民众的活动能力、经济情况和外贸动向，从而为高层领导决策时作参考依据。
门卫张某在这起案件中立了功，后来被评为对敌斗争积极分子，受到了表彰和奖励。
台湾派遣特务中分工搞大陆文化情报的特务，大部分属于国民党中央辖属的“大陆工作委员会”和“海外工作委员会”，少数也有属于“心理作战总队”的。
这些特务几乎全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的本人就是作家、记者、演员、编辑、教授，或者是和大陆文化界个别名人有亲友、门户关系。
国民党特务临去大陆前与蒋介石合影
如一九六二年十月被我公安部门限令即期离境的黎光明，即是美国一所大学的中文教授；
又如一九六四年一月在杭州被捕的一个姓丁的特务，即是一个评剧演员，系大陆一位海内外闻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的记名弟子。
这些人当派遣特务，大部分是“客串”，即本来就在港、澳或者外国有合法居住权。
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回大陆探亲访友或者办私事，为台湾特务机关所获悉，以重金收买，让其收集中国大陆文化界的情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角度衡量，他们“接受台湾特务机关指令，领取经费，收集情报”，完全够得上“派遣特务”的标准。
而事实上，这些角儿没填表格，没办手续，更没接受过特工训练，所以他们的活动往往不加掩饰，结果常常被公安机关侦悉。
台湾特务头子为特务授勋
但的确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虚此行”，真的将有关文化情报带往港澳台湾。
据台湾特务机构出版的《六十年代特工工作回顾》一书称：当时在派往中国大陆执行任务的特工中，负责文化情报的人员成功率最高。
笔者想这是可能的，因为台湾特务机关把来自中国大陆的内部讲话、小道传闻都作为“情报”。
特务搜集到的文化情报对“反攻大陆”并无作用，这些情报经过筛选、汇总，最后送到“国家安全会议”时，总是被蒋经国剔出来，扔在一旁。
由于祖国大陆军民的高度警惕，以及公安机关的尽心工作，台湾派遣特务潜赴中国大陆执行任务难度很大。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抵达中国大陆后不久就暴露被捕，小部分人无功而返，能够真正搞到情报或者完成其他任务而又平安返回台湾的，其数量微乎其微。
个别完成任务的特务在台湾聚餐庆祝
台湾特务机关一看这样不妥，劳心伤神、费财费物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便决定改变内部纪律。
于是，蒋介石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召集各特务机构头目开会，亲自训话，提出：
“要教育派往大陆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必须抱着牺牲精神前往大陆，要不怕死，要敢死。人越不怕死则越不会死。这一点，请各位向派赴大陆的同志转告。”
“再则，光有不怕牺牲的精神还不够，我们的团体还须有严厉的纪律。要记住，要让部下搞清楚一点：派他们去大陆不是旅游，而是工作！”
会后，各特务机关都作出新规定：凡去中国大陆搞情报的，不许空手而回，无功而返！
规定是规定了，但特务活动的成功系数并不是单一地凭靠特工的主观能动性，很大一部分还要视目标、外部环境而定。特务本领再大，也是没有用。
他们派赴中国大陆的特务，照旧落网的落网，不敢下手的还是不敢下手。
特务们纷纷犯愁，倘在以前倒还能毫无顾虑地回去，现在可不行了，蒋介石有话在先：去大陆不是旅游，而是工作。此事怎生是好？
好在特务中不乏聪明人，灵机一动，搞似真似假的情报回去交差。
他们常用的手法之一是伪造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各级机构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
他们先翻阅大陆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及一些大区（如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中央西北局等）和省委的机关报。
选出其中有关报道、文章，反复研读，然后按照中国大陆领导机关行文的格式，起草“文件”。
1960年的人民日报，国民党特务就通过这些报刊伪造情报交差
或者炮制某中央或政府领导人的内部讲话，然后重新以速记符号抄录后（通常用化学密写药水）再带回台湾。
台湾特务机关收到这类“情报”后，由专家进行分析，由于这些“文件”、"讲话”的主要精神与中国大陆报纸、外电报道所公布的同类情况基本相符，所以往往信以为真。
这些炮制假情报的特务为此受到表彰、奖励、晋级，有的还被上司点名向其他特务介绍“英勇事迹”。
这些特务在台上说得绘声绘色，下得台来，躲在角落里暗自好笑。
这类把戏耍了没多久就被戳穿了。事情坏在一个名叫倪维乐的特务身上。
倪维乐，一九三零年生于广东省韶关，抗战胜利后去香港定居，六十年代初在九龙“夜夜乐”娱乐城当职员，之后经人介绍参加台湾特务组织，曾赴台湾接受特务训练。
60年代的香港九龙
一九六三年八月，上司派倪维乐来中国大陆收集政治方面的情报。
倪维乐的公开身份是娱乐城职员，香港虽是弹丸之地，四方八面的消息却很多，而他得职业之便听到的更多，知道中国大陆公安机关的厉害，哪敢飞蛾扑灯、鸟儿钻网？
可是也不能不去，他每月从特务组织领取一份薪饷，就算是他们的人，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上峰交下差使来，倘若他敢道个“不”字，只怕吃饭家伙要搬一搬家了！
那怎么办？这家伙在这方面的心眼特别灵，无须异人点拨便有了一个高招儿——既不用去大陆，又能向上司交差，那就是待在香港伪造情报。
倪维乐于是一面按照特务机关的旨意积极作偷渡大陆的准备，暗地收集大陆的报纸、杂志。
他还花钱买了台大功率的短波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以及美国之音、英国BBC等国外华语电台的播音。
还去图书馆借阅有关介绍中国共产党及政府有关领导人的书籍杂志。
当一切都准备就绪后，倪维乐向特务组织领取了经费，并向娱乐城老板请了假，然后突然从香港消失了。
“大陆工作委员会”驻香港的秘密机构头目以为他已经来中国大陆了，殊不料他却躲在九龙郊区一户农民家里。
他身边伴着个靓女，一面寻欢作乐，一面炮制“中共中央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对新华社记者的内部讲话”、“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会会议纪要”等“绝密”文件。
一个多月后，倪维乐“返回”香港了，向特务组织交出了“情报”。
“大陆工作委员会”驻港机构头头见他一下子搞到了四份重要情报，大喜，亲自召见，热情勉励，然后亲自带了“情报”飞往台湾，意欲邀功。
台湾特务机构总部
“情报”交上去，转到专家手里一鉴定，马上露馅了。
原来以前那些伪造“文件”的特务，都具有相当文化水平，有的是兼职记者，有的甚至还写过小说出过诗集，他们尚且只能勉强把“文件”、“讲话”弄个“及格”；
而倪维乐不过初中文化程度，充其量只能写写记叙文，要想炮制“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尤其是“陈毅讲话”，那显然是“尺寸不够，分量不足”。
其结果是语病连连，措词错误，破绽百出。几位情报专家看了又看，大惑不解：莫非中共把原先起草文件的那批秀才全刷下去了？
一位专家说：“中共如果真的启用这种水平的人起草文件，那么总裁就不用谈‘反攻大陆’了——用不了几年工夫，大陆将不攻自破！”
情报专家断言：这四份情报是假的！
台湾情报机关负责人—蒋经国
听了专家汇报，蒋经国感觉事态严重，又亲自阅读了倪维乐交上来的四份“绝密文件”，发现确实是语法不，不像是共产党的公文。
倪维乐被召往台湾“述职”，他原以为等待他的是鲜花、美酒、奖金，却不料一下飞机就被拘留，押进黑暗潮湿的牢房，勒令交代情况。
他落到这境地，只好乖乖交代。当他把一切都交代出来后，蒋经国大为恼怒，下令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一辆囚车把他拉往刑场，执行枪决，其罪名是：“畏难不前，伪造情报，蒙骗党国”。
蒋经国为此事特地向各特务机构发了份文件，通报“倪维乐事件”。此后，不再听说有伪造情报的事情发生，但这不等于不存在这种现象。
蒋介石关于“去大陆不是旅游”的训话精神被各特务机构实施后，个别派遣特务潜赴大陆因实在无法完成任务，又不敢回去，生怕受纪律制裁。
走投无路之下，有的被迫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被免于刑事处分，并予以妥善安置，这是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