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陕南是色彩最丰富的季节,山川就像一幅天成的油画,松柏还照样的青翠,阔叶林的树叶将落而未落,褪去绿色,变成了红的、紫的、黄的,五彩斑驳。

林子里的果实太多了,轻易就能饱餐的鸟儿停留在枝头,显得有几分悠闲和慵懒,悄悄地长着准备过冬的羽毛,储存应付冰雪朔风的脂肪。

而松鼠却比谁都忙碌,整天不停地釆集着果实,埋藏在树下……所有的动物都知道,冬天就要来了,得准备过冬了。

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有一只“鸟儿”是惊弓之鸟,他也在准备过冬,却对能否度过这个冬天全没谱儿。

他就是国民党原西安绥靖长官公署主任,两个月前改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的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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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字寿山,浙江镇海人,是蒋介石的最宠爱的将领,毕业于黄埔一期。老蒋手下有特别效忠他的所谓“十三太保”,胡宗南居其首,故私下自称“太子”。

同乡、学生、“太子”,这些成了他腾飞的引擎,助他一路青云,成为陆军一级上将。

他个头不足1.6米,升官的速度却比谁都快。有人给他概括为“五个第一”:

黄埔学生在国民党陆军中第一个当军长;第一个当兵团总指挥;第一个当集团军总司令;第一个当战区司令长官;第一个授将。

但官运亨通并不代表能征惯战。从1932年当师长开始,他就一直是围剿红军的急先锋。

从江西、川西北、甘南,一直到陕北,红军总会遇到这只恶狼,但胡宗南战绩总是不佳。

在松潘围攻长征的红军时,其部队伤亡过半,他险些被活捉;

西安事变前,他率部进攻陕北红军,被彭德怀打得大败而逃。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可他的部队却时不时地与八路军搞摩擦。

且不说那时。只说解放战争初期,他可是出尽了风头。1947年3月19日也许是他军事生涯的“光辉”顶点。

这一天,他的部队占领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首府延安,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贺电。

不过,他头上的光环是虚幻的,占的是一座空城,是毛泽东有意丢下给他的,毛泽东已经带着中央机关和部队撤走了。

那时,胡宗南大红大紫,忙得个不可开交,又是上镜拍电影,又是接见潮水般涌来的中外记者,还要出席数不清的慰问大会和宴会,但有一忙却不能说,就是忙着造假。

既然他占领的是一座空城,自然就没有俘虏和缴获,偏有记者提出要看,无奈,他只有让人抓一批老百姓当俘虏,搜集一些破枪当缴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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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仅仅只“光辉”了6天,占领延安后的第7天,其手下的第31旅(欠1个团)就在青化砭被我全歼,旅长李纪云被生俘。

胡宗南30多万大军,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当时还不到3万人,兵力对比为10:1。毛泽东和彭德怀就这点实力,却硬是不离开陕北,在山沟沟里与他兜圈子。

毛泽东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有时甚至只隔一个山包。他死活抓不住毛泽东,却一次次损兵折将。

继青化砭之后,彭德怀又在羊马河、蟠龙消灭他两个整编旅,来了个“三战三捷”。

此后,胡宗南害怕部队分散被歼,让部队抱团行军宿营,仗着块头大,让你啃不动,就这样让毛泽东和彭德怀牵着鼻子在陕北“大游行”。

他终于上了彭德怀围点打援的圈套,宜川瓦子街一役,歼灭其1个军部、2个师部、5个旅共3万人,其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和整编第90师师长严明被击毙。

从此胡宗南从攻势转入守势,灰溜溜地撤出陕北,退守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

此时,他进攻陕北的30万大军只剩下17.5万,而我西北野战军却从不到3万发展到近10万。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华北大部解放时,将华北的18、19两兵团调往西北,彭德怀一下有了4个兵团。

胡宗南的兵力优势虽然还在,但兵力分散,仅凭自己无法与一野抗衡,只好拼命巴结青宁“二马”,乞求马步芳、马鸿逵与他统一行动。

对如何歼灭胡、马的问题,毛泽东与彭德怀的来往电报很多,在钳胡打马和钳马打胡上反复权衡,最后决定先钳马打胡,再钳胡打马。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彭德怀发起扶(风)眉(县)战役,1兵团和18兵团在渭河滩一举歼灭胡宗南4个军6个师和另6个团共4.3万余人。

“二马”在19兵团的监视下,眼看胡宗南节节败退而未敢轻动。

胡宗南退至秦岭及其以南地区。接着,彭德怀钳胡打马,于8月下旬发起兰州战役,歼灭青马2.7万余人,解放兰州。

扶眉战役和兰州战役使毛泽东的三个既定目标完全达到:第一,不使胡、马靠拢,以便分别歼灭;第二,“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第三,迫使胡宗南退到陕南。

胡宗南就是这样被逼到了陕南。

在我四野接近广州、三野进入福建,二野屯兵湘北后,蒋介石眼看华东、华南不保,幻想在西南与我作最后决战,胡宗南手下的残兵败将成为蒋介石最大的本钱。

在兰州战役进行时,胡宗南一再许诺马步芳要竭力配合,派兵支援,但他一兵一卒也没有动。

此时的胡宗南悲观到了极点。蒋介石巡视到重庆,召见他和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

“寿山(胡宗南字)!”蒋介石问道:“你对西南决战有何见解?”

见胡宗南面有难色,蒋介石说:“今天没有外人,随便说,随便说。”

胡宗南一贯在蒋介石面前唯唯诺诺,今天不知是吃了豹子胆,还是被解放军吓破了胆,居然反对在西南决战,回答说:

“报告校长!学生以为,与其在西南进行没有胜算的决战,不如放弃西南,撤到滇缅边界,保存实力……”

不等胡宗南说完,蒋介石猛地一拍桌子,骂了一声“混账!”接着说:“你手上还有3个兵团(第5、第7、第18)13个军近40万人,居然就想跑了?”

似乎是在问别人又像是在问自己:“难道我最信赖的学生也丧失信心了吗?”

停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抗战时期,我在重庆,后来不是光复全国了吗?不是回到南京了吗?难道共产党比日本人还厉害?”

他转向宋希濂,“你说呢?荫国(宋希濂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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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希濂连连点头,说:“校长英明!”

蒋介石是铁心要在西南作最后决战了,这是他最后的一线希望,这希望就寄托在面前这两个得意学生身上。

“寿山,你说说,有什么困难?”

胡宗南遭到一顿训斥,不敢再说什么,只提了一个兵员紧张的问题,但他正在通过收容散兵和抽壮丁的办法补充。

蒋介石听罢,说:“这个问题,你得拜荫国(宋希濂)为师,他在湘西收编了好几万人,编了3个暂编军,12个暂编师。你那个陕南可以收编的人不会比湘西少吧?”

“要番号,我可以给你嘛。我晓得,你这个人爱搞小派别,容不得人,现在党国正在用人之际,只要是反共的武装都可以收编嘛!”胡宗南哪敢说不是,只有点头的份儿。”

最后,蒋介石谈了他对西南决战的分析:“共产党军队要进四川,无非是一南一北两条路。”

“南面通过湘西,但此路艰险,又隔着长江,可能性较小;北面通过陕南,虽然剑门天险,但一旦越过剑门关,那就一马平川了,历朝历代都是走的这条路,要重点设防。”

“你们两个,一北一南,肩负重托,不要让我失望。”

在这次召见后不久,胡宗南就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命,兼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在1949年3月拟订的《应变计划》中,“西北区戡乱区”的负责人是马步芳,没有他的事。

他明白,现在给他这个兼职是为了方便他像宋希濂那样收编土匪。他赶回陕南的汉中,开始忙收编的事。

胡宗南从抗战时期就当“西北王”,不用蒋介石点拨,他对陕南的历史和战略地位是非常熟悉的。

陕南是汉中、安康、商洛地区的总称,地理学上称陕南山地或秦巴山地。

它背靠秦岭,面对大巴山,汉水流经两山之间,山水秀丽,地势险峻。东可下河南,南可控湖北、四川,西可出甘肃。

这可是一个有说头的地方。历史上,汉中是汉高祖刘邦的龙兴之地。

楚汉相争之初,面对强势的咄咄逼人的项羽,处于劣势的刘邦主动放弃富饶的关中,而选择了偏僻的汉中作为封地,当了汉王。

刘邦比项羽高明,高就高在他看到了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而项羽没有看到。

果然,刘邦在汉中羽翼丰满,用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一鼓收复三秦,几经奋战,最终灭项羽,戴上皇冠。

诸葛亮也看到汉中的战略地位,以汉中为后方根据地六出祁山,但因蜀国国力不济,兵少将寡,只能以攻为守,最后出师未捷身先死。

明末李自成起义,在被围剿得山穷水尽之时,选择陕南作为东山再起之地,终成大气候。

此外,还有多次农民起义军占据陕南,让围剿的官军伤透脑筋。

陕南又是我党的一个老革命根据地。从1928年刘志丹领导的渭华暴动算起,中经红四方面军西进、红三军北上等。

到1946年中原军区转战鄂豫皖开辟陕南战场,人民军队在这里一共是九进八出。

胡宗南理解蒋介石的苦心孤诣,是梦想效诸葛故事,固守巴蜀,等待时机。

诚如蒋介石所分析的,要想守住四川,必须守住陕南。从汉中经剑门关入川是一条传统路线,汉中失则剑门难保,剑门失成都便成了盘中之肉。

可让谁来守汉中呢?“校长”已经明确告诉他向宋希濂学习,收编土匪。

当时,从陕北、关中以及鄂、豫两省逃到陕南的国民党文武官吏和散兵游勇多得是,加上当地的惯匪和恶霸武装,收编两三万人不成问题,枪支弹药也不用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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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让谁来当这个土匪王。胡宗南思来想去,还是王凌云最合适。

看过毛泽东的新闻名篇《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的读者,对王凌云不会陌生。

他从1947年12月开始任国民党第13绥靖区中将司令长官,率国民党第2军、第64军和当地民团驻防南阳。

上任伊始,他就大征民夫抢修南阳飞机场,加固城防工事,同时在南阳地区反复“清乡”,血腥镇压民众运动,只要有共党嫌疑,格杀勿论。

他是河南人,此番驻守南阳,摆岀一副要与城池共存亡的架势,然而,当我中原野战军剑指南阳时,王凌云却心虚了。

南阳是1948年11月4日解放的,可我军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司令长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原来他提前一天就溜之乎也(据他回忆说,是奉白崇禧之命撤走)。

他带着亲信部队逃到鄂西北,欲与“鹰犬将军”宋希濂靠拢,谁知宋希濂翻脸不认人,乘机来了个“黑吃黑”,把他的残余部队火并了。

王凌云带领少数残兵赶紧跑到陕南,投靠胡宗南。胡宗南当时虽已退守关中,但仍然兵力雄厚,另外作为黄埔出身将领根本看不起靠办民团搞土匪起家的王凌云。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胡宗南得高看他一眼了。

在逃到陕南的残兵败将中,他的军阶最高,是中将,又当过13绥靖区司令长官,论资排辈该他,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他有当匪首的经历。他是靠恶霸土匪武装起家的。早年在北洋陆军混了一阵后,他就在家乡恶霸地主的支持下办民团。

1927年,任汝阳民团营长,1930年任临汝、汝阳等四县民团“剿匪司令”,积极参加围剿红四方面军,在辖区残酷杀戮红军亲属和农运积极分子。

因其极端反共,手下匪众于同年被国民党第20路军总司令张钫收编,封其为第3师师长。

眨眼三五年的时间,就从一个亦官亦匪的民团小头目变成了国军师长,千里马也跑不了这么快。

民初以来豫西是个土匪窝,土匪所以多,王凌云也是一个不法之徒效尤的“榜样”,只要心狠手辣,手中有人枪,不愁没官当。

抗日战争时期,王凌云还是做了一些好事的,先后参加了南昌会战、桂南会战,升为陆军第2军中将军长,又参加了滇缅抗战。

抗战胜利,他就开始走霉运,因非黄埔嫡系,先是给了一个昆明警备副司令,接着让他当国防部参议,靠边站了。

好不容易谋到13绥靖区司令长官的位子,南阳一战,又成了丧家之犬。

宋希濂与他都是中将,所以敢火并他,除了因其新败,说穿了是欺负他是杂牌。

而此时胡宗南正需要一个有土匪经历的杂牌将领,来帮他把陕南的各色土匪武装拢到一块,因为鱼管鱼,虾管虾,乌龟管王八。胡宗南相中了王凌云。

1949年11月2日,胡宗南在石泉县茶亭镇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陕南防务和应变计划。

在会上,他郑重宣布,经报军委会和国防部批准,成立“川陕鄂豫绥靖公署”,任命王凌云为公署主任、挺进军总指挥兼豫西行署主任,下辖3个新编军(每军辖3个师):

新编第4军,军长李学正;新编第5军,军长徐经济;新编第8军,军长季凌云。

另外,将逃到陕南的河南邓县原自卫团团长丁树恒等股匪编为第127军第310师,由丁树恒任代军长兼师长。

这样,王凌云手下共4个军10个师。架子搭得很大,但总共只有1.3万余人。

不过,没有编入军、师系列的土匪武装还有约1万余人,原则上也授权王凌云指挥。

胡宗南给王凌石的任务是:把陕南建成屏蔽四川的坚固藩篱,守住入川的门户。

在胡宗南给王凌云宣布命令的前一天,毛泽东亲自部署的西南战役已经在南边打响了。

11月1日,二野在刘邓的指挥下,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约500公里地段上对国民党军实施多路攻击。

北边之所以比较平静,是毛泽东用的疑兵之计。早在开国大典前,中央军委就已确定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率18兵团从汉中入川,与刘邓一起彻底解放西南。

坐镇重庆亲自指挥西南决战的蒋介石判断我军将从汉中入关,令胡宗南死守川陕边界。

贺龙于是在北边大造入关的声势,但声势很大,进展缓慢,目的是让蒋介石把防御重点继续放在北边。

直到11月中下旬,蒋介石发现我二野部队已经先后占领贵阳、遵义,拦腰切断了他布置的西南防线,而且宋希濂的14兵团在湖北咸丰地区被全歼,这才发现又上了毛泽东的当。

蒋介石这才急令胡宗南集团20万人马赶紧入川。

对我军南北两个出发地区,毛泽东与相关野战军首长早已布置各1个军,承担打通前进道路和剿匪的任务。湘西是47军,陕南是19军。

19军是由原属中原军区刘邓指挥的鄂西和陕南部队于1949年5月1日编成的,军部兼陕南军区,下辖55、57师和四个军分区,编成后10天,即划归一野指挥。

19军就是为剿匪作战准备的。

王凌云当了川陕鄂豫绥靖公署主任,头20多天虽然风雨飘摇,但解放军还没有攻进来,而且胡宗南的部队还在秦岭以南。

他威风凛凛地坐在汉中的公署衙门里,频频会见各路匪首,任命军政官员,颇有一种临危受命,不辱使命的派头。

虽然他还不知道西南战役已经在南线打响,但他知道胡长官交给他守住入川门户的任务,靠这伙人是完成不了的。

解放军攻克剑门关

狗肉上不了正席面,土匪打不了正规战。身为此中人,最知此中事。

他手下的喽啰,一种是与他一样从各地逃来的残兵败将,一种是被解放地区的国民党官吏。

这些人逃到这里,是想保命,最好能抱上胡宗南的粗腿,先讨个一官半职,再等待机会“复辟”,若是真要为党国捐躯,他就不会跑到这里来了。

还有一种是当地的惯匪和民团、自卫队之类,这帮家伙各怀鬼胎,为的是个人的利益,保的是发财的地盘。

平时欺负老百姓还可以,真要上阵,想的是跟在后面发洋财,胜则抢得你死我活,败则跑得无影无踪。

虽然他使尽手段,又是晓以“大义”,又是封官许愿,好不容易把他们拢到一起。

但他知道,如果他落水,他们不但不会拉他一把,反而会把他按下去淹死,然后抢走他身上的财物。

现在,他带领的就是上述三种人,一种都靠不住。所以尽管他天天都在重复“精诚团结,尽忠党国”“不成功,便成仁”的说教,但心里盘算着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

对于手下烧杀抢掠、强奸贩毒的种种恶行,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这狗日们过把瘾吧,到时候恐怕是谁也顾不上谁了。

王凌云在公署衙门里只住了1个多月。1949年12月6日,我奉命入川的18兵团61军与陕南的19军在汉中会师,宣告陕南解放。

这一回,王凌云与在南阳一样,溜了,不过这次是往四川溜,向胡宗南靠拢。

本来是要他当篱笆墙,他倒成了跟屁虫。你胡长官往四川撤,我就跟着往四川跑。

汉中解放后,贺龙令19军统一指挥秦(岭)巴(山)山区的剿匪,首先消灭王凌云这个陕南“土匪王”。

王凌云在哪里呢?他跑到了四川的通江,已经不属陕西的地界。他惊魂稍定,感到陕南的19军是奈何不了他了。

但他忘了,19军可是一支有丰富剿匪经验的队伍。在剿匪中,他们有其他野战军所没有的优势。因为长期在陕南坚持斗争,所以与军分区所属的地方部队和民兵有紧密的联系。

特别是在发动群众上很有一套。在剿匪时往往是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一起行动。

此前,他们在群众的配合下,已经进行了多次剿匪战斗,无一失手。围剿商县周兴文匪部,出动部队与民兵1700人,歼匪2100余名,只牺牲副班长1名,伤战士3名。

1949年9月3日,他们总结的5条经验上报华中军区和西北军区,备受肯定。

其中第一条是讲侦察,“进剿前必须周密调查研究,分析土匪之特点与现状”;

第二条是讲战术,“首先必须集中我之主力,选择匪之要害,采取出敌不意,突然奔袭,猛扑穷追的办法,占领匪可能盘踞抵抗之高山、险地。

19军军长刘金轩

力争歼匪一部,以压倒匪之气焰,打击匪之布置、联络与体系,致匪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迫使其化整为零,东逃西散或押枪隐蔽。

然后我即行动,划分各部清剿区域,迅速转入驻剿、搜剿并猛烈开展政治攻势使匪无喘息与联络集中之机会”;

第三、四、五条分别讲发动政治攻势、严格执行政策和充分发动群众。

王凌云以为19军不会追到通江来围剿他,殊不知他已经被19军55师的部队包围了,用的就是上述战术。

19军兼陕南军区领受统一指挥秦巴山区的剿匪任务后,即把剿灭王凌云匪部的任务交给55师。

侦知他在通江的云雾山地区并一时麻痹,师长符先辉、政委张明决定釆取长途奔袭、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术,兵分三路,越境围剿。

第一路是163团团部及第2、第3营,从镇巴出发,以日行百里的速度翻越大巴山,迂回至万源城下,守敌不战而降。

该部掉头向西,两天一夜疾行180公里,突然占领了通江县城,堵死了王凌云的南逃通道;

第二路是164团,从西乡出发,沿着当年红四方面军的入川路线,3天走了200公里,到达四川境内的平溪坝,从北面、西北面堵死了王凌云的逃路;

第三路是163团1营,挺进至四川境内之新店子、长坪,从东北面对王凌云进行堵截。

师部也进入川北,对三路部队进行统一指挥。

此时,西南战役已经顺利结束。国民党正规军要么起义要么逃走,只有像王凌云这样的土匪武装还在糊里糊涂地混。

王凌云不知道,胡宗南在其18兵团在川西起义后,吓得私自坐飞机逃到了海南岛(后被蒋介石逼回西昌)。

1950年1月2日,围剿王凌云匪部的战斗打响。在平溪坝,164团面对王凌云的新编第8军,首先发动政治攻势,匪369团团长周辅臣率全团800余人阵前起义。

他们实在不愿再逃了,要调转枪口与解放军并肩剿匪。于是一个团变成了两个团,向匪第22师发起攻击,歼匪1000余名,新编第8军参谋长吴美仁投降,残匪逃窜。

我军穷追猛打,至1月7日,在苦草坝将新8军聚歼,生俘军长季凌云及以下1300余名。新8军就此报销了。

新5军比新8军早灭亡4天。1月3日,163团1营在通江东北的长坪、泥溪坝一带与匪新编第5军发生激战。

仅经过30分钟战斗,匪军长徐经济、副军长崔振山便举起白旗,率2000余众投降。

王凌云手下3个新编军,留在他身边的是新编第4军。这个军的骨干大多是跟着他从河南逃出来的县长、区长、乡长、自卫队长之类,另外还有不少特务,算是他的嫡系。

军长李学正兼任绥靖公署副主任,是仅次于他的第二号人物。

1月6日,王凌云让李学正先带领绥署机关、新编第4军以及陕西游击总司令史侠夫等人的土匪武装,进入云雾山与解放军打游击。

而自己在给匪徒们打气之后,找了个理由脱离大部队单独行动,想瞅空子金蝉脱壳。

先说李学正,王凌云让他打游击其实是一句废话。打游击不是谁想打就能打成的,得有条件。

首先得熟悉地形,土匪所以能神出鬼没,就是把地盘内的地形摸得滚瓜烂熟。

现在你跑到四川来了,对地形生疏得一塌糊涂,路认不清,门摸不着,如龙困浅滩,虎落平阳,打啥子游击?

还有,打游击要耳目灵活,在土匪窝里,匪首到处都布满眼线,现在你跑到四川,没人给你通风报信,两眼一抹黑。

匪徒们一开口,不是河南腔,就是陕西话,四川人一听就知道你是外地来的,先就警惕三分。

再说,打游击队伍要精干,李学正带着绥署机关和一群亡命官吏,累赘不堪,带着是包袱,甩又甩不脱,这些家伙平时锦衣玉食,衣食住行都要人伺候,现在哪吃得了这份苦!

所以,李学正的游击战就只剩下一句话,打不赢就跑。

从1月6日开始,他都是与解放军一接触就不分昼夜地溜。如此溜了4天多,于10日早晨,溜到了云雾山一个叫鸡背梁的地方。

这里四面环山,云雾缭绕,好一个世外桃源,神仙居所。李学正已逃得疲惫不堪,队伍已七零八落,见暂时没听见枪声,就准备在这里喘喘气,歇歇脚,哪怕就半天也好。

未想到55师163团连半天也舍不得给他。上午10时,太阳驱散了迷雾,突然枪炮声响起,只见解放军官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周围的山上向下扑来。

剿匪部队其实只投入了两个营的兵力,但气势如虹,杀声震天,李学正手下徒有2000余人,东逃西窜找不到出路,纷纷举手投降。

军长李学正、陕西游击总司令史侠夫等大小军政官员也一一俯首就擒,但是俘虏中找不到王凌云。

王凌云在1月6日与李学正分开之后,就脱掉了军装,穿上一件从老百姓家里弄来的粗布黑长袍,腰里扎一根蓝腰带,头上戴一顶当地老人冬天常戴的绒线帽,脚穿一双黑布鞋。

中将司令,“土匪王”,一下变成了逃难的农民。就凭这点化装术,他居然躲过了剿匪部队的视线,来到一个叫青峪口的村子,住进一户姓杨的农民家里。

老杨不知就里,真把他当成了逃难之人,虽没有好东西招待,但不乏怜悯之情,粗茶不缺,淡饭管饱。

老杨家的女儿正是豆蔻年华,四川妹子生的白净,又落落大方,王凌云见了,居然淫心顿生,露出好色本性,但落难在此,不敢贸然。

民国时期的汉中农村

这可不是当年,想干谁就干谁,花花肠子一转,想出一条妙计:何不向老杨求婚,一是可名正言顺地与美人同眠,二是成了他家的东床快婿,就可用新的身份掩人耳目,躲过搜查。

于是,他一下掏出18两黄金送给杨家作为聘礼,乞求当上门女婿。

18两黄金对普通农家来说,那可是天文数字,不信杨家就不动心!

然而,王凌云又一次失算了。第一,此女早已有了婆家,订了婚约,如果毁约,将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从此失去信誉,人看人低;

第二,此女才十六七,王凌云已过半百,生的又黑,显然他是要讨小,而给人家当小老婆,非迫不得已,是没人愿意的,何况落难之人还要讨小,让人一看就不是正经人;

第三,昨天还是叫花子,今天大把掏黄金,这家伙多半有来头,现在兵荒马乱,解放军正在这里剿匪,被他沾上,恐怕少不了惹麻烦。

想到这些,老杨以小女已有人家为由婉拒其请,不敢收他的黄金,不料王凌云死皮赖脸,硬把黄金塞给他,非当上门女婿不可。

老杨不敢给他来硬的,怕把他逼急了吃现亏,便答应慢慢商量,谎称容他劝劝女儿再说。

他拿着农具下地干活,转过一个山坳,便飞也似的向附近剿匪部队的驻地跑去。

他找到了163团2营,见到教导员关子烛,扑通一声跪下,诉说上述情形,并拿出那18两黄金为证。

看来情况属实,那个逼婚的老家伙说不定是个大匪首,关子烛让老杨带路,派小分队与他一起赶了过去。

有如坛子里捉乌龟,王凌云束手就擒。原来以为抓的一个专员、师长或劣绅之类的匪首,却不料还没审问,他就自报家门了。

因为他知道,被解放军俘虏后,往往官越大就越安全,底下越不敢擅自处理。

正是如此,他很快被押送到55师师部。师长符先辉是陕南的老红军,此次率部剿匪之前,就已对王凌云的身世和罪恶了解得一清二楚。

“你就是王凌云?”

“是,在下王凌云,罪该万死。请贵军开恩,念我家中还有80岁老母,留我一条生路”。

还没有抖落他的罪行,他就这个德性,这反倒让符师长多少感到意外。降兵降将他见得多了,骨头软到这个程度的还不多见。

作为军人,他倒想与一个真正的军人对对话,哪怕来一次唇枪舌剑,为此他做了充分的准备。

同样是国民党中将,淮海战役被俘的杜聿明,既不认输也不认罪;大别山剿匪被俘的汪宪,只认输不认罪。

碰到王凌云这号软骨头,符先辉真的无话可说了,只好命令他给那些潜逃山林的残部写劝降书,王凌云鸡啄米似的点头:“我写,我写。”

从王凌云身上,可以看出匪首出身的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只有利益,而没有信仰和气节。

符先辉(右)

王凌云手下还有一个第127军,这支名义上归他指挥实际上不听他指挥的土匪部队,在南江县官路口被164团一举围歼,匪代军长兼310师师长丁树恒以下1700余人全部投降。

丁树恒投降后,用河南话问了一句:“你们咋来的恁快?”

至此,围歼王凌云匪部的战斗结束,共歼匪1.3万余名,其中生俘师以上、专员以上匪首35名,另有以王尧敬为首的军统、中统特务73名。

陕南的土匪并没有都跟着王凌云往四川跑。“川陕鄂自卫军指挥部”少将司令柯玉珊就留在陕南坚守岗位。

他始终不明白,胡长官干嘛就看上了王凌云,要他当了“川陕鄂豫绥靖公署”主任。

在胡宗南召开应变会议前,他曾经直言不讳地提醒胡宗南:王凌云这号人靠不住。胡宗南不但不听,反而要他在王凌云的领导下共渡难关。

“他指挥我不放心,别把我编在他的属下。”胡宗南不便勉强,便给柯玉珊一个独立的番号:“川陕鄂自卫军指挥部”。

照说,柯玉珊怎么也不应该当土匪。他是湖北郧西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步兵科,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可毕业后官运坎坷,处处不顺,几乎就没有让他带过兵。

到抗战时期,他才在老家混了个郧西县县长,很快又被排挤,后任甘肃文县县长。

经过努力运作,终于弄了个空军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还是个没兵权的差事。他不甘心,又活动回陆军,在98军谋了个少将高参。

高参高参,要你参就参,不要你参靠边。男子汉大丈夫,岂可终生寄人篱下?越是不被重用,他就越想出人头地。

他的机会终于来了,胡宗南在陕南布置敌后游击战时想起了他。

胡宗南说,既然你不愿受王凌云领导,那就独立干吧!电台发你1部;武器拨你一点;兵,你自己去招;钱,你自己去筹。

“行!”柯玉珊满口答应,他要向曾经压制他的人证明,我柯玉珊是条汉子,而不像有些人那样,平时大红大紫,关键时刻拉稀!

柯玉珊于是大肆搜罗土匪,抢劫财物,选择镇坪作为自己的游击根据地。

镇坪县属安康地区,位于陕西省的最南端,东面是湖北的竹溪、竹山,西面与南面是四川(今重庆)的城口和巫溪、鸡鸣三县,像个近似“U”形的“半岛”。

这些年为了发展旅游,镇坪的鸡心岭正位于祖国雄鸡版图的心脏部位,故在鸡心岭立了标志碑,以此延揽游客。

镇坪因其偏僻,故新中国成立前成为土匪的渊薮。1949年底,陕西有匪4.3万,陕南占了3万多人,一遇围剿,镇坪就是最后的撤退地。

镇坪是陕西最后解放的一个县。原因就在于此。

镇平县

早在1949年5月,镇坪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就在湖北郧县成立,县委书记兼代理县长赵子平。

县委、县政府成立了,却没法回去行使职权。因为镇坪虽然已经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但被如狼似虎的土匪武装控制着。

小小镇坪县有土匪3000多人,鄂陕川籍的都有,各种番号七八个,各有各的地盘。

镇坪县委和县政府回不了镇坪,只能跟着19军55师行动。1949年8月到了平利县与镇坪交界的秋坪区,眼望着镇坪的山山水水,就是回不去。

1950年1月11日,我安康军分区独立7团和平利县独立营解放了镇坪老县城。柯玉珊令镇坪自卫团南逃,与之会合。

他沿途留下小股土匪骚扰,带领匪部经鸡心岭,南窜到与四川巫溪交界的地区。

此时,镇坪县委、县政府还只能在平利县的琉璃坯宣布行使职权,仍然回不了镇坪。因为县城虽然解放了,但土匪没有被消灭。

镇坪县城解放后,各路土匪都集中到了柯玉珊的麾下。哈哈!他要好好过把当司令的瘾了。

他把三省边区的土匪武装统一编为1个旅(独立旅,自兼旅长),5个团,加上逃到这里的陕西绥靖第1师的残部,共有3000人。

他还在这里设立了医院、仓库,想以此为巢穴,与我长期对抗。

企图把土匪武装当正规军来带,柯玉珊这就犯了致命的错误。

且不说是土匪就是土匪,要改变成正规军短期内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说边区土匪一下集中在一起,就给对手以聚而歼之的机会。他当然不会想不到这一点,只是错误地判断了形势。

此时,19军55师在川北围剿王凌云尚未回陕,57师在汉中维护川陕公路安全,安康只有军分区的地方部队。他觉得这点部队一时奈何不了他。

另外,镇坪县城刚解放,共产党怎么也得先庆祝庆祝,把县城收拾收拾,一时可能还顾不上他。

解放军挺进陕南

这个估计就错大了。如果光是靠安康军分区部队,他的确可以在三省边界周旋,甚至可能瞅准机会占点便宜。

问题在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不同,干什么都讲大局,讲一盘棋。为下好围剿柯玉珊这盘棋,陕南军区车马炮卒都用上了。

为防止他继续向南逃窜,川北部队已经堵住了通道;安康军分区独7团与平利县独立营由北向南进剿;湖北两郧军分区独1团、独2团由东向西进剿。

如此这般,已让柯玉珊陷入四面包围之中。

同时,因为此次战役是以剿匪为目的,解放镇坪县城只是其中一环(县委、县政府之所以暂不进城,也是为了不致分散兵力)。

所以剿匪部队不在县城停留,而是按剿匪计划继续南进,不给柯玉珊以喘息之机。

县城解放后,独7团侦知柯玉珊向鸡心岭以南逃去,便在政委秦金铎的带领下向南进发,越过了海拔3000米的鸡心岭(大巴山主峰之一)。

14日下午14时,在巫溪铜贯沟的三岔与柯玉珊的后卫接上了火。匪死伤10余人,被俘30多人,余匪逃窜。

柯玉珊未料到剿匪部队会来得这么快,再往南逃就会远离老巢,还要碰上55师这颗硬钉子,因55师就是从他的家乡两郧地区出来的,他知道惹不起,所以他只能往北往东。

为避免被一网打尽,他赶紧将匪部一分为二,自己带着独立旅旅部和1团、2团等向东北回窜至平利;让其余部分在四川的巫溪与湖北的竹溪之间流窜。

敌变我变,剿匪指挥部也改变部署,由安康分区部队追剿柯玉珊本部,湖北两鄭分区部队追剿另一部。

柯玉珊在前面逃,独7团在后面追,冒雪紧追了两天多,终于在平利县的鸡石堂咬住了柯玉珊。

经鸡石堂、土场子、元木沟三战,先是其指挥部直属队、第1团、独立营和医院投降,接着其第2团团长周文礼又率部投降。

一共抓了400多名俘虏,却不见柯玉珊。团政委秦金铎马上改追剿为驻剿,布置部队分散到各个村子里住下来,发动群众,同抓土匪。

秦政委回忆说:17日,雨后天晴,红日高照,四周的山峦经过一场雨雪后,洗得一片翠绿。部队在元木沟休息,战士们有的擦枪,有的晒被洗衣服,不时响起一阵阵欢声笑语。

大巴山,开天辟地第一次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热闹景象。

下午3时左右,一位农民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他家来了10几个土匪,衣着破烂,身带短枪,可能是抢饭吃的,要我们赶快去捉拿。

我判断可能是柯玉珊一伙,即令1连指导员王万昌带1个排跟老乡去,捉不到活的要死的,决不能让其漏网。

王万昌一行接近农家院时,被匪哨兵发现,哨兵鸣枪报警,柯玉珊赶紧率兵往外冲,无奈农家院门已被火力封锁,一颗子弹击中柯玉珊的大腿。

他倒下了,但又顽强地站起来,地朝前跑了几步,又倒下了,我官兵冲上去准备抓活的,他用美式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成仁”了。

柯玉珊死后,镇坪已无大股土匪。柯部逃到湖北的土匪被两郧军分区部队消灭。

1月18日,安康军分区与两郧军分区部队在镇坪会师。镇坪县委、县政府终于结束了半年多的“流浪”,搬到了县城。

从1950年1月2日剿匪战斗打响,到1月18日解放镇坪县城,陕南剿匪只花了半个月时间就大功告成。

陕南剿匪的顺利,与全国很多地区耗费一两年甚至数年时间形成鲜明对比,也给远在北京的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剿匪结束后,符先辉升任12军副军长、65军军长等职。

特殊年代,二炮也经受了考验,由于种种原因,原来的三个副司令员全部空缺。

1969年,开国中将张翼翔担任二炮司令员,深感班子力量薄弱,于是向中央军委打报告,请求调几个得力的将军担任副司令员,把班子补齐。

总政治部在综合考虑各方意见后,从二炮现有的人员中选拔了一批人,呈送给毛主席定夺。

毛主席阅罢,问周总理:“当年在陕南,只花了半个月就抓住王凌云,平定全陕南的那个师长,在哪里?”

周总理心领神会,没多久,符先辉就由65军军长跨界破格提拔为第二炮兵副司令员。

毛主席果然没看错人,符先辉副司令员一职从1969年一直干到1985年,是二炮和火箭军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副司令员,被誉为“二炮工程的奠基人”。

符先辉在二炮任职的十多年时间里,正是二炮大型武器阵地工程建设的关键时期。如今这些阵地都先后建成,已成为我国最具威慑力的核打击力量——

这一切无不浸润着符先辉将军的半生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