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原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邹毕兆写了一篇自己土地革命时期的经历的回忆录，后来取名为《玻璃杯》。
邹毕兆之所以把这篇文章取名玻璃杯，主要来源是毛主席的一句话。
“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这个玻璃杯就是破译敌人密码工作。”
邹毕兆的名字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不显山不露水，但当年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和曾希圣、曹祥仁一起被誉为“破译三杰”，当年他们三人都在军委二局工作，长征期间专门负责破译敌人的密电。
1935年9月10日，“草地分兵”之际，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毛主席还不忘嘱咐叶剑英，一定要带上他们三人，可见他们三人的重要程度。
一
邹毕兆所在的军委二局，曾在长征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主席曾评价二局是“走夜路的灯笼”。
“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应该说明的是，军委二局这个单位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人民军队建设中不断地发展演变而来的。
早在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组建过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当时我党派出一批特科人员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获取了一批国民党军政核心部门的密码本。
也是从这个时间段开始，我党开始重视从无线电密码破译过程中，获取敌人的军事机密。
中央苏区红军从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期间，便已经能够很纯熟的运用无线电技术破译敌人的密电，从而更精准的获取军事情报。
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时，中革军委终于下定决心，将总参谋部执行侦听、侦收敌人电台信号、从中获取情报的侦察台从通讯部门中分离出来，成立军委二局，专门执行无线电侦察任务，由曾希圣任局长。
在中央红军长征前，中革军委二局基本上已经具备了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类密电的能力。
不过有一点特别遗憾，就是中央受“左”倾错误影响的一段时期内，极不重视无线电情报工作的作用。
据邹毕兆回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军委二局曾破译国民党军352本密码本，几乎是平均每天一本的速度，却始终不被掌握军事大权的李德所信用。
有一点比较幸运的是，当时军委二局根据破译蒋介石的电文，判断出他的军事行动日子可能提前的消息，原本中央定下长征出发的时间是在1934年11月份，但中央采纳了二局的情报建议后，提前了一个月行动。
就连李德后来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蒋介石指示把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大约一个月。在九月的最后几天中，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作出相应的修改。”
可即便如此，在长征初期，博古、离得对军委二局仍然把破获的情报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在突破湘江后，全军损失五万余人，如果继续按照原计划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师，无疑是往敌人扎好的口袋里去送死。
红军在抵达湖南通道县时，已经连续破译了国民党当局多份密电，确定北上去湘西的通道已经被敌人重兵拦堵，毛主席通过二局破译的电文，判断出敌人在贵州方向的兵力空虚，应该转兵至贵州。
也正是因为这条建议，才使得红军摆脱了自投罗网被敌人歼灭的结局。
二
在长征途中，最让人啧啧称奇的莫过于四渡赤水。
1935年1月7日，根据二局破译的电文，中央红军夺取了遵义，为大军赢得了10天休整，也就是在休整期间，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毛主席重新获得了指挥的军事指挥权。
当时，红军面临的危机仍然没有解除，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大军向遵义猛扑，有鉴于此，中央红军决定从四川省泸州以西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入四川西北部创建根据地，并在红四方面军配合下发动反攻。
红军在赤水、土城一带集结后发现，敌人增援的很迅速，特别是川军郭勋祺部，毛主席在察看了土城以东的地形后，认为此地适合打伏击，因此决定集中主力狠狠地打一次，迫使敌人不敢在近追。
可没想到的是，青杠坡埋伏战打的并不顺利，毛主席也是事后才得知，侦察的情报有误，川军追击的并不是四个团6000余人，而是四个旅，其先头部队是六个团万余人。
毛主席当机立断，主动撤退。
也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二局破译敌人一份关键情报：
“赤水河以西兵力空虚，极虑赤匪乘机窜犯。”
毛主席见此情报后，立即决定西渡赤水。
需要指出的是，二局破译川军的电报并不容易，当时前线正在激战，所有人的心里都很焦躁，川军所使用的密码本又和中央军嫡系的不同，截获虽然容易，但破解起来却很困难。
二局所有的干部战士顶着巨大的压力，在最后关头破译了赤水河以西的情报，不亚于当年长征前破译国民党军可能提前行动的情报，这直接关系到红军生死，毕竟那时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在土城附近，如果没有二局的情报，将面临一场灭顶之灾。
土城一战后，毛主席意识到了军委二局的重要性，于是亲自主管二局破译科，开始时时掌握敌军的情报。
红军一渡赤水以后，处境仍然很危险，蒋介石在意识到我军可能北渡长江后，连夜在长江沿岸布防，除了屁股后面尾随追击的川军外，龙云的滇军与薛岳的中央军也分别从两个方向杀奔过来。
有鉴于此，红军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敌军薄弱的地带为发展地区。
1935年2月，红军开始向川滇边集结，蒋介石星夜调整计划部署，除何健继续在湘西对付红二、六军团外，将薛岳的中央军与滇军、黔军合编为一路军，以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线总指挥，并计划在川军、湘军配合下，全歼红军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叙永以西地区。
很有意思的是，蒋介石才布置好这一计划，第二天就被红军破译得知。
2月7日晚，军委二局截获了一封署名“总司令龙云“的电文，电文中详细的列明了蒋介石各路大军的布置。
毛主席一看，西、南、北三个方向上都有敌人重兵，唯独来时路的东面露出一大片空隙，有鉴于此，毛主席立即下令：
“挥师东进，重占遵义。”
也因为没料到红军会从来路退回去，国民党军顿时惊慌失措，据说贵州军阀王家烈才刚回老巢遵义，给老母亲过寿，就听到了红军打来的消息，无奈之下只好仓皇撤退。
此为“二度赤水”。
有意思的是，当时国民党军第一纵队（隶属于薛岳兵团、国民党军第一路军）59师增援出现在遵义以南，军委二局迅速通过破译电文得知，敌指挥部所在位置。
根据此情报，毛主席立即电令前线，要求红军以一部兵力牵制59师，其余部队侧翼迂回，直插敌第一纵队指挥部所在。
敌指挥部遭到攻击后，仓皇后撤，所部两个师在无指挥的情况下，被红军穿插分割，基本被歼灭。
1935年3月，遵义战役后，蒋介石气恼不易，重新布置兵力，计划采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的战法，将红军围在遵义歼灭。
应该说，当时红军经过遵义战役后，确实有些麻痹轻敌。
最初因为缺粮的关系，红军一开始决定打打鼓新场，因为打鼓新场敌人兵力较弱，打之很容易得手，但毛主席当时并不同意，理由是红军重返遵义，敌人一定会增援。
幸运的是，当天晚上，军委二局便破译了敌军的电文，称蒋介石已经增援打鼓新场。
不久之后，中央红军因敌军布阵严密，无法寻找有效战机，决定转兵北进，经茅台等地度过赤水河。
当然，红军“三渡赤水”本身目的只是为了充分调动敌军，为随后作战寻找战机。
有意思的是，当时军委二局又从敌人电文得知，蒋介石为了协调地面与空中作战，规定了地面部队与空中部队联络的暗号，即在高地上插白底红十字的布旗。
有了这一消息，红军后来“三渡赤水”也显得从容了许多。
蒋介石听闻红军三渡赤水后，又下意识的以为，红军又想北渡长江，于是连夜布置重兵向川南进军，在通过截获的电文得知国民党军布置后，毛主席几乎是在一刹那间，立即决定趁敌不备，挥师东进，四渡赤水河。
为了迷惑敌人，毛主席还专门调来了红一军团一个团大张旗鼓的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
三
1935年3月22日晚，红军主力四渡赤水后，处境并没有得到好转。
对于蒋介石而言，他想要消灭红军，必然是要各个歼灭，所以防止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或者是与红二、六军团汇合就成为他的当务之急。
事实上，蒋介石不单是这么想的，同时也是这么做的。
毛主席军事思想上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安敌人的套路出牌，总结来看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当时，国民党军主力都被我军牢牢吸引在北面，向南恰好是一个有利的机会。为了保证机密，红军沿途没有做任何停留，而是直奔乌江。
军委二局通过截获的情报得知，国民党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六个师的兵力也在昼夜冒雨行军，他们由安底西北一带往东南方向逼近。因为行军速度很快，很有可能在一天后与我军主力遭遇。
更糟糕的是，当时距乌江南岸20公里处还有敌3个师。
一旦与敌遭遇，我军行踪立刻暴露，想要顺利过江就不是那么容易，毛主席也在苦苦思索对策。
就在这时，时任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希圣建议：
“二局的破译人员对蒋介石电文的语言规律、用词都比较熟悉，能不能利用掌握的国民党军的口令和电文格式，假冒蒋介石密电，命令这两支部队改变行进路线，令他们晚些抵达安底一带，争取时间让红军渡过乌江。”
曾希圣的这个想法令在场所有人都拍案叫绝，毛主席也欣然表示赞同。
不过，这封对敌的电文，话不可能说的太直白，思来想去，曾希圣决定以蒋介石的口吻，拟定给吴奇伟、周浑元“继续前进”的电文。
吴奇伟、周浑元接到电文后，深信不疑，为表重视，他们沿途也没有做太多变动，这么一来，也导致了国民党军包围圈子打了不少。
借助这个难得的空隙，红军加紧行军速度，终于在三天后顺利渡过乌江。
蒋介石还以为自己布置的计划天衣无缝，殊不知毛主席指挥的红军主力，已经气势汹汹的杀奔他所在的贵阳，当时国民党军主力可并不都在贵阳附近。
就在蒋介石慌慌张张调集各路大军驰援贵阳之际，毛主席已经通过军委二局的破获的电文分析得知，敌人在云南方面守备空虚。
在毛主席指挥下，红军主力除红九军团外，全军经贵阳、龙里之间南插直入云南，将国民党军围堵红军的40万大军抛在了贵州。
整个四渡赤水战役期间，蒋介石浑然不知自己指挥失灵的缘故，但很不幸，当时二局参谋陈仲山意外掉队被俘，从他身上搜出了二局破译的敌军数份电文，蒋介石这才知道，红军能数次跳出他的包围圈的谜底。
蒋介石后来在给龙云回复的电文中谈到此事还说：
"危险堪虞，耻莫其焉。"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虽然在红军四渡赤水后，及时调整了全军密电码，但对密电码的底层机制却没有做出改变，其后军委二局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直至长征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