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依法决定对邯郸市杀人埋尸案的三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核准追诉。检察机关将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同时，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进一步加大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力度。
牧启宝/绘
原文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适用》
作者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陈可倩 王静仪
图片 |网络
近年来，我国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屡见报端，曾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回应公众强烈的情理诉求，同时防止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极端严重的行为后刑事追责的落空，2020年1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由此新增的刑法第17条第3款特别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在满足以上行为、结果、情节、程序条件的情况下，方可对涉案低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近日，河北邯郸初中生杀害同学埋尸案牵动人心，其罪行之严重、影响之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认定，已满足激活刑法第17条第3款适用的条件。因此，有必要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适用问题进行探讨，为此案及类案的处理提供参考，实现严惩重大恶性犯罪和未成年人保护之间的张力平衡。
一方面，应充分厘清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追诉的各个要件，尤其是其中语义最为模糊的“情节恶劣”，以判断个案是否应启动刑事追责。立法者根据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所设置的入刑情节，给予了司法机关一定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空间。因此，类似于英美法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中对恶意的强调，“情节恶劣”应是关于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实质性判断。这种判断的形成，有赖于对涉案未成年人事前、事中和事后诸多情节，以及被害人情况的综合考量。首先，在事前情节上，应着重考察行为人的犯罪动机是否卑劣，是否具有预谋，及其是否曾有涉罪行为或长期霸凌等严重不良行为。其次，在事中情节上，需核心关注行为人的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地点和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地位等因素。如手段残忍、恃强凌弱、当众犯罪，以及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均可用以肯定“情节恶劣”的成立。再次，在事后情节上，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是否能构成“情节恶劣”，主要取决于行为人的悔罪态度。如果行为人事后侮辱、奸淫、肢解尸体，或者拒不认罪，毫无悔过补偿之意，甚至干扰司法机关办案、散布不实信息扰乱社会秩序，那么其人身危险性无疑就更大。最后，还需兼顾案件中被害方的情况，如被害人的年龄、人数，应特别重视对被害人过错的考量。对因被害人过错导致矛盾激化的案件，不宜仅以结果严重为由，就认定其构成“情节恶劣”，扩大对低龄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范围。
另一方面，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决定，即便最终需要追究低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也应当深入了解其生活、成长背景，进而有针对性地裁量刑罚。对此，有三点需要特别重视。其一是低龄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状况。现代脑科学研究成果表明，阻止个体轻率决定、防范冲动行为的大脑前额叶，通常要到二十五岁左右才能完全成熟。因此，不能排除部分低龄未成年人在作案时，虽然具备强大的破坏能力，但是却缺乏相应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因此，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绝不能“一刀切”地施以重刑。其二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不足。尤其对留守的低龄未成年人而言，家庭照护或学校监管的缺失，都可能导致其采用极端手段解决日常矛盾，将“小打小闹”发展为“大奸大恶”。为避免“不教而刑”的困局，必须严格控制刑罚的适用，为低龄未成年人留下适当的矫正空间。其三是不良社会交际和网络信息的影响。在现实接触和网络交往中，低龄未成年人往往会加入或者组成“小团体”。一旦有越轨者混迹其中，就将引起交叉感染、模仿行为，从而催生或者增强犯罪心理。低龄未成年人极高的可塑性，不仅决定其容易因懵懂深陷犯罪，也提示司法机关应谨慎进行刑罚裁量。一言以蔽之，在对低龄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量刑时，不能单纯以报应为目的，违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24）指出，在对犯罪严重的未成年人依法起诉的同时，也必须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推进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在司法系统释放关键信号的情况下，全社会同样应当意识到，刑法严惩绝非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终点。通过各方合力实现标本兼治，才能让更多的罪错未成年人迷途知返。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99期第4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