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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歌词叫“相见不如怀念”，我对这句歌词绝对是深有感触，留在我心底的那份美好，就是因为多年后的这次相见，彻底破灭了。
我是一名老知青，曾在江西省崇义县插队落户生活了近两年，我在江西生活的时间虽然不长，可对那里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淳朴善良的江西老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位美丽大方的好姑娘，让我思念牵挂了大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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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份，我们一大帮上海知青乘坐火车来到了江西赣州地区，然后又乘坐汽车来到了崇义县上堡公社。在公社革委会大院住了一晚，第二天步行二十里山路，来到了竹席大队，我们七名上海知青被分派在竹席七队插队落户，临时住在了队部的两间破房子里。
竹席大队虽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可那里的乡亲们都淳朴善良，也很热情。第一顿接风晚饭，队长邹健生从他家抓来两只鸭子，给我们炖了鸭子肉，白花花的大米饭让我们随便吃。那时的江西农村还很贫穷，这样的炖鸭肉大米饭，老表们过年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吃上。
来到竹席大队的第三天，公社书记肖志滨带领几名公社干部就来慰问我们上海知青，还告诉大队书记和邹队长，一定要好好关爱我们上海来的知青，他说大城市来的知青有文化有见识，能帮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他听有的老表说我们知青来了就要争他们的口粮，肖书记立即反驳说：“人家上海知青可不是来白吃饭的，人家是来帮咱们过好日子的。”
当时我们居住的那两间房屋很破旧，房顶是用杉皮盖的，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肖书记就安慰我们说：“你们先暂时住在这过渡一下，我们尽快想办法给你们建新房，保证不会让大家在这住太久。”
安顿好了住处，邹队长又安排了一个姑娘帮我们烧饭。帮我们烧饭的这个姑娘叫陈红英，当年十八岁，长得很漂亮，个头也挺高，性格开朗，特别爱笑。邹队长之所以安排陈红英帮我们做饭，一是因为她有文化，全大队就她一个女生读了初中，方便和我们交流。二是陈红英会做饭，也会干农活，她能上山砍柴挖竹笋，也能挑水，让她帮我们知青做饭最合适。
很快我们就和陈红英熟悉了，交流上也没多少障碍，因为陈红英的普通话比我们上海知青说的还标准。实在表达不明白的，她就用文字和我们交流，还把地方方言标注上汉语拼音，教我们学说方言。刚开始我们实在是听不懂老表们说的话，“喜欢”他们说成“稀饭”，“吃饭”他们说成“食饭”……
春耕春播开始以后，地里的农活开始忙了，陈红英不光要帮我们烧饭，她还带领我们七名知青下地干农活。
别看陈红英年龄不大，还是个女生，可她做饭是一把好手，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耕田耙田原本是老把式的专利，陈红英也会使唤耕牛犁田耙田，她还教我们知青学习使唤耕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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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跟陈红英学习犁田，我就遭遇了难堪。耕牛听不懂我的指令，我让它站住，它反而跑得更快，我用鞭子抽了耕牛一鞭子。没想到那头耕牛脾气特别大，回过头来就把我顶倒在水田里。关键时刻，陈红英上前扯住牛缰绳，那头耕牛乖乖地站在那里，我趁机爬了起来。
看我满身泥水挺尴尬的，陈红英就笑着说：“你没事吧，赶紧回去把湿衣服换下来，晌午收工回去我帮你洗。”
那天中午收工回到队部，陈红英帮我洗完衣服，又忙着帮我们做饭，看她忙忙活活一会也捞不着休息，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也是因为那次惊险又尴尬的经历，我对陈红英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她在我心中，就像花木兰一样勇敢，就像九天仙女一样漂亮。
犁耙好水田，就开始插秧了。竹席大队的耕地基本都是梯田，挑着一担秧苗走陡峭的羊肠小路，对我们上海知青也是一种考验。好在我的年龄大一些，体格也健壮，还不是那么吃力。可那些十五六岁的学弟学妹们，让他们挑着秧苗走陡峭的山路，那可真是一种考验和磨炼。一名叫范文成的男知青挑秧苗时不慎跌倒，崴了脚脖子，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才敢下田插秧。
插秧的那段时间，也是陈红英带领我们知青一起插秧，她亲手为大家做示范，手把手教会了我们插秧。当时的水温还有些低，我们在水田里呆久了就会感到双脚麻木，每隔一个小时，陈红英就让我们知青到田埂上歇一会，她却一刻也不闲着。队长看我们知青插秧的进度挺快，还对我们提出了表扬。其实，这都是陈红英的功劳，她一个人插秧能赶上我们三个人。
那年初秋的一天，吃过早饭我们跟着老表们出工劳动，在村口看到一只小花狗挺可爱，我就去逗狗，没想到那只小狗不识好歹，上来就咬了我一口，我的左手臂上留下了两个流血的牙痕。
看手臂出血了，我很紧张，吓得不知所措。邹队长看我被狗咬伤了，就让陈红英带我去找赤脚医生。可到了赤脚医生家，正巧赶上他不在家，家人说他去二队出诊了。
陈红英看我很紧张也很痛苦，就用手绢给我包住伤口，领着我去了她家。陈红英的爷爷懂一些中药知识，也知道一些民间验方，他就用自己配制的药面给我敷在了伤口上，缠上了纱布，还让陈红英用醋给我煎了一个鸡蛋让我吃下。
大约过了两三天，我手臂上的伤口就结痂了，没有红肿也没疼痛，十天左右就好了，后来也没留下疤痕。为此，我发自内心地感激陈红英。
收割稻谷比插秧还累，割稻谷，脱粒，挑谷子，没有一样轻松的农活。收割完稻谷我们才知道，当时稻谷的产量很低，大面积的梯田广种薄收，所以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怎样才能提高稻谷产量，成了摆在我们知青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能让老表们过上好日子，这可是公社肖书记替我们发下的誓言。
那年秋后，队里为我们知青建造了新房子，成立了青年点，我们七名上海知青都搬到青年点吃住了。经历了春播秋收，我们基本学会了干各种农活，也都跟陈红英学会了做饭。经过了大半年的劳动锻炼，我们的体格也健壮了一些。同学们最大的变化就是晒黑了，结实了，也越来越像农民了。
经过了大半年的朝夕相处，陈红英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她越来越漂亮了，也越来越像城里的姑娘了。她跟着我们上海女知青学会了扎马尾辫，也学着女知青穿衣打扮。就连老表们认为是最难懂的上海话，陈红英也能说几句。每天吃过晚饭，我们几名男知青经常谈论的话题就是陈红英，大家都说陈红英美丽大方勤劳又善良，以后要是能找一个这样的对象，那就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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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日子里，陈红英还是经常到青年点来帮我们烧饭，也帮我们洗衣服钉钮扣。因为她经常和我们男知青说笑，也有人说闲话，说陈红英这个女娃子疯疯癫癫的，天天和知青黏在一起，早晚要出事。任凭风言风语铺天盖地，陈红英照样到我们青年点来串门，有一次还跟着我去了一趟公社供销社。
渐渐地，我发现陈红英对我特别热情，给我送过橘子，给我送过煮鸡和炒花生，还用竹篾给我编了一个斗笠。有时陈红英还问，上海有海吗？上海的高楼有多高？有一次她竟然问我：“徐辉哥，你能带我去上海看看吗？”对于陈红英的这个问题，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其实，我和陈红英同岁，我是阴历七月的生日，她是阴历六月的生日，她为什么喊我哥，我就不得而知了。
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在想，在农村插队落户，要是能找一个像陈红英这样的对象过日子，也就知足了。有时陈红英也会走进我的梦想，每次梦到她，我都会在睡梦中笑醒。陈红英就像我的影子，我闭上眼睛，她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甩都甩不掉。
1970年冬季，就在我们上海知青为提高水稻产量想寻找突破口的时候，我们竹席大队得到了一个征兵名额。因为我是高中生，大队书记就让我去公社参加征兵体检。最后我通过了县里的复检和政审，光荣地参军入伍。离开竹席大队时，陈红英送我到村头，她眼泪汪汪地问我：“徐辉哥，你还回来吗？你还带我去上海吗？”那一刻，我无言以对，只能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
离开竹席大队后，我时常会想起陈红英，也时常会想起第二故乡的乡亲们。因为部队纪律严明，训练任务繁忙，我很少给陈红英写信。
半年后，我得到了陈红英的消息，她被安排到大队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不久，我又得到陈红英结婚的消息，她和学校的一名民办教师结为了夫妻。我委托还在那插队落户的范文成同学随了礼金，从此也就和陈红英断了书信联系。陈红英结婚后，我的情绪低落了好久。
1972年，我考上了军校，在军队服役十七年，后来转业回到了上海。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都没有忘记陈红英，她那张美丽的笑脸，经常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每当想起她，我心里就会莫名其妙地难受一阵子。
退休后，我和范文成回到第二故乡看望了乡亲们，为村里的老人献了爱心。老表们都还记得我们，总夸我们上海知青当年提高了水稻产量，让他们过上了好生活。当时陈红英夫妇已经去了南昌，她退休后就去帮女儿料理家务了，她丈夫退休后也去了南昌，我俩没能见到陈红英。
那次回赣州没能见到日思夜想的陈红英，我心里免不了有几分失落和遗憾。好在范文成打听到了陈红英的联系方式，我俩也和她取得了联系。陈红英的声音还是那样清脆洪亮，她说话还是那样热情，一口一个徐辉哥，一口一个文成哥，听起来特别亲切。陈红英邀请我俩去南昌游玩，我和范文成爽快地答应了。
今年清明期间，我和范文成、王宝山三人结伴来到了南昌，陈红英和她女儿驾车到机场迎接我们。看到陈红英的那一刻，我们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站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当年那个美丽大方的漂亮姑娘，而是一个又黑又胖、头发花白、身材臃肿的老大妈，再也找不到当年的那种青春靓丽的感觉了。她脸上除了见到我们的喜悦，剩下的全是沧桑。那一刻，我心痛如绞，泪如雨下。
尽管无情的岁月侵蚀了陈红英美丽的容颜，可曾经一起劳作的日子我们依然记忆犹新，我上前紧紧拉住她的手，寒暄的话没完没了。陈红英高兴得泪眼婆娑，我们那颗火热的心又交织在一起，她擦了一把泪水说：“徐辉哥，你还是原来的模样，一点都没变，可我却成了老太婆……”
在南昌玩了三天，陈红英做东热情款待了我们，带我们游览了多处景点。临别时，我们邀请陈红英夫妇到上海游玩做客，她爽快地答应了。
带着些许的失望和感伤，我们三人离开南昌，回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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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昌回来，我心里久久难以平静，甚至有些后悔，后悔不该去见陈红英，要是没有这次相见，陈红英永远是我心中那个最漂亮的姑娘。
老话说相见不如怀念，这句话真得很有说服力，我是深信不疑。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徐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