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认可腐败，而且认为不能改变，不如让自己的孩子加入腐败集团。这种心思情有可原，只是忽略了腐败的根源问题，却只是投机，也就让人看到复杂的人性了。
历朝历代的官场不乏腐败现象，一旦做官，就会腐败。那么，是不是体制本身的问题？当然是了。封建时代的官员并非要给老百姓谋福利，而是要为自己谋福利。隋唐以前没有科举制度，士族阶层的人世世代代做官，已经完全脱离民间，只是靠老百姓交的税活着，而且活得很滋润。他们会形成集团政治，形成帮派政治，却并不会争抢着为民间办实事。到了隋唐以后，兴科举，民间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考试获得官职。按理说，科举制度比较合理，可以防止一些庸才做官，也可以防止一些集团长期垄断权力、长期霸占社会优质资源的现象。可是，往往事与愿违。书生们读书赶考的时候，还有修齐治平的愿望，一旦考中，就要先学会站队，站到政治势力最强大的一方，而且还要巧立名目，拼命搜刮。他们用银子铺路，不但要搜刮大量银子，而且还要送给上级大量银子。不然，他们就无法获得上级的庇护，无法获得升迁。如此一来，官场的关系就要靠银子维持，而不是仅仅靠权力维持。
权力可以被银子收买，可以靠银子运作。而没有实权的官员不能获得银子，也不能获得升迁的机会。除非这个官员朝中有人，不然，没有银子的运作，基本上不会获得提拔重用。而那些被提拔重用的官员都已经交过了银子。如此市场化的官场运作，似乎已经把权力当成了商品来买卖，出现卖官鬻爵的现象也就毫不为怪了。这种权力的买卖仅限于官僚阶层，老百姓无能为力，根本买不起，除非有人经商赚了钱，愿意出钱购买一个官职，俗称叫做“捐官”。意思是，给官府捐助一笔钱，就能做官。而可笑的是，官员的职位已经按照价格排列好了，官职越大，权力越大，价格越高；反之，价格越低。人们按需定制，颇似现在的工业3.0模式。倘若官场卖官鬻爵的风气直接推广到市场，影响到商品的买卖，岂不是要提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其实，官职的买卖仅限于官员和富商之间，如果豪强地主也想参与，只要能出钱购买，就会任君挑选，童叟无欺。甚至大明的皇帝都公开卖官鬻爵，就更别大大小小的官僚了。皇帝即便知道官员们私自加税、贪污受贿的事实，也不会撤换官员。因为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在贪污腐化，皇帝总不能把所有的官员全都撤换一遍吧？况且，腐败官员们结成了利益统一的关系网，牢不可破，弄得皇帝也没办法————皇帝没办法的事，老百姓更没办法。
老百姓把手中的权力上交之后，期望皇帝为老百姓办事，谋福利。可是，皇帝获得权力之后，马上变了嘴脸，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还要大搞分封，弄得诸侯并起，战乱不断。老百姓失去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甚至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牛羊，只能供统治阶级任意驱使，却不会得到翻身的机会。官员不劳动，却吃得脑满肠肥，老百姓眼瞅着却做不到，就心生羡慕。可是，他们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就要咬牙坚持，拼上几代人的努力，也要供养一个书生，让书生进京赶考，考中之后，光宗耀祖。其实，书生并不是那么容易考中的，也不容易光宗耀祖。
老百姓不能改变腐败的现象，就只能接受。那么，有没有为民请命揭发官场腐败的人呢？当然有，不过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在官场，揭发腐败官员只是一场政治斗争的必备手段，而被揭发甚至被治罪的腐败官员只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毕竟，无官不贪，只是有一两个官员因为贪腐被治罪，岂不是杀鸡骇猴，以儆效尤？治理腐败不见成效，甚至皇帝都搞腐败，就更别提官员们的腐败了。民间有秀才为民请命，要揭发官员私自加税的问题，揭发官员卖官鬻爵的问题，大多被官员“捂盖子”，被关进了大牢，也就不敢出声了。即便秀才死在监狱里，也只是被称为“庾毙”，官员不用付任何责任，以至于弄得那些为民请命的人集体失声了。从“哭庙案”到“杨乃武与小白菜”，无论是正史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有“民不与官斗”的意思在，人们也就不会和官员们计较了，需要计较的是自己没本事，要用家族的力量培养出书生来，让书生考中后做官，变成有本事的人。
如此一来，古人的价值观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变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岂不知，读书赶考并不容易，甚至要荒废大半辈子的光阴，但书生们认为值得，即便如五十四岁中举的范进，也觉得值得。他们要挤进官僚队伍，实现贪污腐化的目的，还得合法实现，长久获利。那么，老百姓岂不是要羡慕嫉妒恨？改变不了，长期如此，也就合理化了，被人们接受了，认可了，甚至要让后辈挤进官僚圈子，贪污腐化，却从来不考虑贪腐的根源，也不会想到如何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