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武之璋
近期，网络上出现了于墨老师老师发布的一段关于司马迁及其著作《史记》的短视频。尽管视频不长，但其中却存在诸多谬误。这些谬误不仅体现在对司马迁及其著作的片面理解上，更包括了对相关史料的错误引用与解读。担忧于墨老师的说法会对广大观众产生误导，进而对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与理解造成不良影响。在此郑重提出几点纠正意见，以期能够为大家提供更为准确、深入地了解，共同促进对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
于墨老师在其短视频中竟也称《史记》为“谤书”，指责司马迁品行有亏，并对汉武帝与刘邦进行毁谤。此论调荒诞之极。司马迁，一代史学巨匠，其个人品德与学术造诣历来为世人所敬仰。在历史长河中，除东汉王允外，鲜有人对其及《史记》提出非议。王允之所以持此观点，是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复杂原因的。而于墨老师今日似乎欲步王允后尘，对司马迁及其著作进行如此不堪的批评，实在令人费解。
事实上，王允称《史记》为“谤书”的行为本身就充满了争议。他之所以持有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个人立场。
王允，作为东汉末年的权臣，曾做出许多影响深远之事，包括暗中策划诛杀董卓。他亦曾犯下极其恶劣的行径。当时，一位因政治斗争而身陷囹圄的大学者蔡邕，向皇帝哀求保全性命，表示即使被剁去双脚，只要能留下性命完成《汉书》便心满意足。蔡邕作为学问渊博的学者，当时为蔡邕求情的学者很多，然而，王允却坚持处死蔡邕，他的理由是，当年汉武帝未杀司马迁，致使司马迁完成《史记》并对汉武帝与刘邦进行毁谤，因此必须杀死蔡邕以防其效仿。最终，蔡邕惨遭杀害，这一行为无疑极其恶劣。
王允对《史记》的价值与司马迁的人格一无所知，仅凭个人偏见对史记妄加批判。指责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汉武帝与刘邦进行毁谤，导致杀掉一个大学者，实在令人愤慨。
自司马迁与《史记》问世以来，历经两千余载，除王允外，于墨老师竟成为首位否定司马迁人格与质疑《史记》学术价值之人。其否定之理由荒诞不经，显然缺乏对司马迁及《史记》的深入了解与研究。他无视司马迁在中国史学界的崇高地位，亦无视《史记》在中国学术界与文化界的巨大价值，此种浅薄与无知，实令人叹息。中国文化中，史官精神乃优良传统之一。史官们秉笔直书，不畏强权，以公正客观之态度记录历史，维护了历史的真实性与公正性。在漫长的专制帝制时期，史官之记录使得众多帝王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节制，唯恐遗臭万年。此种精神之可贵，不言而喻。因此，将司马迁及其《史记》视为“谤书”，对司马迁及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之地位毫无影响，但是突显了于墨老师的无知也！
我们今日探讨的议题，是关于史官在记录历史时应持有的秉笔直书的精神。若史官因个人荣宠与安危之虞而曲笔隐恶，其著作之可信度将大打折扣。试想，若中国历史上缺乏这种史官精神，我们的民族又怎能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沧桑，依然生生不息。有观点称司马迁因毁谤汉武帝而遭受腐刑，实则缺乏史实依据，显属无稽之谈。司马迁之所以受腐刑，乃因其为李陵仗义执言。当李陵兵败被俘，汉武帝盛怒之下诛杀李陵全家，司马迁却敢于为李陵辩护，称其已尽力而为，投降匈奴或许只是权宜之计，期望日后能里应外合，助汉朝征讨匈奴。汉武帝闻此大为不悦，判处司马迁死刑。然司马迁以巨资赎得性命，却因此遭受腐刑。然而，他并未因此屈服，而是更加专心致志地完成了《史记》这部不朽之作。
《史记》一书完成后，因内容可能触怒汉武帝，司马迁当时未敢轻易付梓。若内容泄露，司马迁乃至其全家的性命恐将不保。直至司马迁完成《史记》后的二十年，即汉宣帝时代，这部著作才得以公之于众。由此可见，于墨老师对司马迁及其著作《史记》显然缺乏深入地研究与了解，对于司马迁遭受腐刑的原因也不知道。在连一知半解都是谈不上的情况下，于墨老师竟敢对这部历史上极具价值的史学巨著及其作者进行批判，实在令人惊讶。作为一名学者或评论家，应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深入研读原著，理解作者的意图与背景，方能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建议于墨在发布视频前，应认真审视自己的言论，确保所传达的信息准确无误。避免因轻率与无知而损害自身形象，玷污学术的尊严。同时，也希望您能够虚心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素养，以更加成熟和专业的态度面对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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