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第三野战军20军奉令驻扎在上海南区,执行警戒任务。

一日,时任20军司令部参谋处长的蔡群帆找到军长刘飞,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想请假回家看一看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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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飞这想起来,蔡群帆是出生在上海,之前就在上海干过地下工作,现在全国已经解放,刘飞干脆给他下了道命令:

“你这次回家就多住几天,好好陪陪母亲。”

得了假期的蔡群帆兴高采烈的往家跑,不料到家一看,只见大门紧闭,门上的锁头都生锈了,显然很久没人回来了,蔡群帆心里有些焦急,就问邻居:

“你离开家的那年,你妈就被人给接走了,好几年没回来了。”

蔡群帆一听,顿时吃了一惊。

蔡群帆虽然是出生于上海,但他的祖籍却是浙江勤县(今宁波市鄞州区)。

蔡群帆的父亲名叫蔡熊年,母亲杨凤珠。

据不少文章中称,杨凤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爱上了穷人出身的蔡熊年,两人一起赴上海闯荡,蔡熊年在一家绸缎店里当店员,杨凤珠则是在家做手工维持开支。

没有小说里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

杨凤珠嫁给蔡熊年,吃了不少苦,社会上的生活艰难,远远要超过想象,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夫妻俩的日子虽然过得穷苦,但也还算幸福。

可苦难还是找到了他们。

蔡群帆是蔡熊年夫妇的小儿子,他还有一个比他大五岁的哥哥,可惜的是,哥哥7岁那年不幸患病去世,家里为了给孩子治病,欠了不少债务,蔡熊年、杨凤珠夫妇为此不得不辛苦一些,多打一些工,以求能还清欠债。

可打击接踵而至,蔡群帆6岁那年,父亲蔡熊年因劳累过度,不幸去世。

就这样,家里的重担一下子就全压在杨凤珠身上。

杨凤珠的性格很坚韧,她一声不吭的把所有的苦难全扛在肩上,后来娘家人考虑把她生活艰难,希望她改嫁给一个40多岁的茶庄老板,但杨凤珠愣是给拒绝了。

应该说母亲的坚强性格极大地影响了蔡群帆的成长。

杨凤珠坚持要送儿子上学,为此不得不节衣缩食供养,蔡群帆也很能体谅母亲的不容易,在校努力学习,回到家里也要看书,因为家里贫穷交不起电费,蔡群帆就在大马路的路灯下面去读书。

可尽管条件很艰苦,蔡群帆学习始终名列前茅。

蔡群帆中学是在一所教会学校——中法学堂读书,因为名列前茅,蔡群帆获得了减免学费的待遇。

母亲的性格加上从小接触旧社会时人生活的苦难,养成了蔡群帆嫉恶如仇的个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蔡群帆因参加校内抗日运动被开除。没办法,蔡群帆只好应聘到一家化学公司上班,期间自修了大学课程。

1934年,蔡群帆考取了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盐务稽核总署,1935年被分配到玉环分队当队长。

因为专门稽查土豪巨绅的私盐,被上级借故革职。

也因为旧社会的黑暗,促使蔡群帆走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在上海积极参加了一些抗日团体组织,期间接触到了不少中国共产党党员。

为了养活母亲,蔡群帆报考了法租界警务处秘书处任译员,期间还专门为上海地下党组织提供过情报,后来不幸事泄被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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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初,受党组织委派,蔡群帆被党组织安排到合泰难民收容所担任主任。

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后,蔡群帆更加积极的参加地下党的活动。1938年9月,蔡群帆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党领导的益友社,任常务理事。

蔡群帆在上海积极从事兵运工作,并改造杂牌部队,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蔡群帆还率部袭击过伪军在上海七宝镇的据点。

1940年6月,蔡群帆接到调令,出任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第三支队作战参谋。

出乎意料的是,在蔡群帆临走之前,母亲杨凤珠并没有阻拦,反而替儿子收拾了心理。

蔡群帆同母亲道别,问了一句:

“儿子就要到前线去打仗了,家里就剩下母亲一人,您怎么不拦我呢?”

被儿子这么一问,杨凤珠再也忍不住泪洒当场,她把围巾披在儿子身上,嘱咐道:

“儿子参军,当娘的只感到光荣,去吧,娘等着你戴勋章回家!”

杨凤珠虽然是旧社会出身的家庭妇女,但从小接受的教育,使得她心里很明白,儿子此次出行是为了家国大义,她不愿意成为儿子的累赘,因为她知道,儿子做的事情都是对的。

尽管蔡群帆也舍不得母亲,但在国家民族面临危亡的年代,他还是毅然决然挺身而出。

蔡群帆到新四军后,从排长做起,一路升任至第四支队支队长兼教导员、浦东工委委员兼军委书记,浦东第五支队政委。并开辟了浙东抗日根据地,他率领的金萧支队与日伪军作战达百余次,歼敌达2000余人,自身亦发展壮大,成为浙东人民抗日的一面旗帜。

至1947年华东野战军成立,蔡群帆已经升任华野第一纵队第三旅第八团团长。

在浙东的日子里,蔡群帆虽然离家很近,却因为战事繁忙,始终没能有机会回家去探望母亲。

上海解放后,蔡群帆回家探母,才发现母亲不在家,一问之下才知道,母亲早在他离家之前就已经被人接走了。

事实上,杨凤珠的经历比想象的还要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