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的回忆 ——对日寇三光政策罪行的控诉
谢月珍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 周年之际，我想起50年前那场侵略战争给我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这切肤之痛，没齿难忘。现回述我的亲身遭遇和耳闻目睹的种种浩劫，以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的残暴罪行。
流浪中渡过的学生时代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暴发那天起，日本帝国主义就开始对我国广大农村、城市进行狂轰滥炸。当时我正在孙中山纪念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我们经常在上课时一听到飞机声响就要停课，拼命地跑到附近树林里避炸弹，并 常常听到各地炸塌房子，炸死人的消息，我们无法安宁地 读书、生活。半年后学校只得搬到尚未受到多大干扰的澳门。
1939年秋，我又考入中山县立男中、女中、师范三校联合成立的联中（因中山石岐给日寇占领而搬到靠近澳门的南屏乡）念高一。在全国抗战热潮的感染下，我参加了学校的抗日青年先锋队，不久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春，中山全境均给日寇占领，到处是侵略者的军队，他们横行霸道，奸淫掳掠。中山到处田园荒芜， 民不聊生。联中又被迫迁到澳门，学校借人家的仓库作校舍，男、女各一个大室，睡在地板上；白天要行半个 小时到另一个仓库去上课。
是年3月8日是我最难忘怀的一 天，那天是“妇女节”，我们抗先队的十多个女同志坐在一 起，大家唱起了“松花江上”和“黄水谣”等歌，当唱到 “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奸、淫、烧、杀，一片凄凉，扶老携幼四处逃亡，丢掉了爹娘，回不了家乡”，一声 一泪，勾起了同学们内心的悲伤和愤怒，唱到后来竟然放声大哭，惊动了旁边许多的男同学，他们也和唱起来。座 谈中，大家谈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无不切齿痛恨；谈到各人的身世处境无限悲凉。大家都义愤填膺，恨不得能快些参加游击队，打回老家去和敌人拼个死活。
1941年夏，我因在联中暴露了党员身份（国民党反动 势力在学校也很大），我姐姐也高中毕业，党组织要我们转 到香港升学，因此我又转入香江中学读高三。谁知这年 冬，日寇又占领了东南亚和香港，学校又被迫停课。日寇在香港街头到处抢掠，奸淫妇女，已是司空见惯，我 们这层楼的几个年青妇女都化装成老太婆，人人都不敢外出。当时，我父母已去逝，三姐弟一向靠几个姐姐从 美国寄钱回来维持生活。此时侨汇断绝，我们姐弟无以 为生，被迫去街边摆小摊。不久，由原在学校任支部书记的杨柏昌同志带领我们六、七个同学，跟随中山难民一起回中山家乡。当地每天均有数万人逃离香港。
我们三姐弟轮流背着一张棉被，白天成群结队地行路，晚上就睡在圩镇或乡村的街道旁。一天两餐靠宝安、东莞的慈善机构和 东江纵队发动组织群众发放的粥充饥。一连行了六、七天，再坐一天的小艇，我们终于带着极端疲惫和十分痛楚的心 情回到石岐，转回各自的家乡。从此我失学了，高中还没 读完就寻找生活出路，在中学的四年半里，到过五个城市 和乡村，人过七间中学。我的中学时代就是在这种苦难的 流浪生涯中渡过的。
回到家乡后，当地群众生活也十分艰难，都是靠茨苗稀 粥渡日，饿殍遍地。我们三姐弟身无分文，一时又找不到 工做，地下党组织一时又联系不上，我们只好投亲靠友， 姐姐月香找到一个在沙溪的同学家住下，我就跟同乡两 个青年做起小贩来。而小贩赚不了多少钱，有时还会亏 本。后维持不下去了，遂与弟弟二人一同跑去二姐家， 住在五区雍陌的二姐也很凄凉，丈夫给敌人杀害了， 自己带着两个幼小的女儿，靠二餐茨苗稀粥过日子，我 们去了，她只能在锅里多加两碗水，茨苗粥更稀了。勉强 维持三个月后，我和弟弟又回到家乡石门。不久在进驻石 门游击队的帮助下，我在本乡担任小学教师，月薪100斤 谷。这时我早上先赤脚下田淋菜施肥，八时穿上鞋子到学 校上课，就靠这微薄的收入，仅可够二人糊口(后来姐姐 在合水口教书，弟弟就前去依靠她）。后在地方党组织的安排下，我曾教过书，也耕过田。并 以教师为职业，边教书边做群众工作。直到1944年夏，我 被调入五桂山游击部队搞民主政权工作。这样才结束了我 的中学生和当小学教师的一段苦难历程。
耳闻目睹的惨剧
调入部队工作以后，接触面更广，耳闻目睹日寇对我广 大城乡人民烧、杀、抢、掠的罪行更多，许多乡亲和抗日 战士的遭遇比我更惨。现列出几宗有代表性事例，以说明 日寇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是多么残暴和可恨。
1944年旧历六月初一，日寇伪军互相勾结，制造惨绝 人寰的石门九堡惨案。那天敌伪捉了93名石门九堡的群 众，威迫他们讲出谁是游击队，藏在哪里？群众一言不 发，怒目而视。敌人无法，竟把他们拉去下栅外沙敌营 囚禁起来，严刑拷打、灌水压肚，群众都不屈服。两天 后，敌伪把41名青壮年拉出来要他们自己挖坑，用刺刀捅 着他们，强迫他们跳下坑去，他们不畏强暴，高呼“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赶走侵略者！”等抗日口号。就这样，41 名无辜群众被野蛮的强暴活活生埋。遇难者悲壮的呼喊 声，久久回荡在天宇间。目睹亲人们被活埋，村民们悲痛 欲绝，有个妇女忍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当场疯了。这41 名遇难者中就有我一个堂姐、一个堂侄媳妇，其他都是我所 熟悉的乡亲邻居。
1945年某月的一天，谭生同志嫂嫂郑秋叶去三乡收集 叛徒郑兴勾结敌伪的情况，不幸被敌抓去，严刑拷打，可 她坚贞不屈，不吐露部队半点情况。敌人无奈，将她剖胸取心，陈尸路旁，并扬言谁收尸就收拾谁。革命家属谭生 同志的外母，冒着生命危险，把烈士的遗体收殓了。
1944年12月的一个晚上，在凤凰山区东坑村搞民主政 权建设的杨维学同志，不幸被来山区扫荡的敌人抓住，经 过几天的严刑拷打，灌水、坐吊椅、吊飞机，逼他供出部队的情况，但杨维学同志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敌人无计 可施，把他解到下栅外沙，吊在榕树上，点燃木柴，架 火烧身，但共产党员杨维学烈士面无惧色，在红红的烈火 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杨维学同志就这样给日寇活 活地烧死。
1945年8月9日，在部队担任交通员的周雪贞同志， 带着重要的信件到东江去。到宝安黄田时，正遇上日伪军 疯狂扫荡，情况十分危急，来不及躲避，她急中生智，把 信件嚼烂吞下肚去。敌人捉住她后，搜不出信件，便严刑 拷打逼供，她宁可肉破骨折，始终不出声。无耻的敌人竟 把她的衣服脱光，狂叫“当了她”共产党员周雪贞同志昂 首挺立，面不改容。正当敌人的屠刀向她刺来的一刹那， 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才十九岁的周雪英同志就这样 给敌人活活当死。贫农出身的交通员卢八女同志，经常扒着小艇护送同志 和信件来往于敌人关卡林立的地方。一次在护送陈胜和梁 棉同志从顺德乌沙去沙窖，回来途中遇敌被捕，敌人对她严 刑拷打，要她供出部队情况。她脸不变色心不跳，态度从 容，挺起胸膛，大声高呼：“我是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 万岁！”丧心病狂的日寇，竟将卢八女同志捆上大石沉下海 去，把她活活淹死。
1945年5月9日开始，日寇1000多人，伪军2000多 人，国民党反动派1000人，互相勾结，精心策划对我五桂 山抗日根据地进行血腥围剿和反复扫荡，一直持续到8月 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时间长达三个多月。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杀害无辜百姓和部队战士，山区人 民群众遭受严重损失，30余间房屋被烧，100多人被杀害，抢东西就不计其数。叛徒郑兴仅在三乡一处就杀害我11名 羊属。就在敌人反复扫荡的时候，我16个游击队员在突围后 来到石莹桥附近坚持反扫荡斗争，由于他们被困于山上， 整整七天七夜没有吃过东西，于是派一名队员下山侦察情况和找点食物，但不幸被敌发觉而被捕。其他队员因极度 疲惫体衰，也一起被捕。敌人严刑威迫，要他们供出主力 部队的情况，但队员英勇不屈，守口如瓶，敌人竟惨无人 道地将16名战士全部杀死，碎尸路旁。
也是在这段敌人反复扫荡的时候，日寇又制造了惨绝人 寰的“火烧蛟龙队事件”。1945年7月中旬的一天，驻在合 水口里的蛟龙队指导员谭志同志带领10多名战士在抗击 敌人时，由于敌强我弱，只好暂时掩蔽在山中的一片灌木 丛中，敌人竟放火烧树林，10多名战士就这样被活活烧 死。这一笔笔血债，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入我们的国土，侵 占了我们的家园，对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这铁的事实，是任何人企图抹煞、否定都是不可能的，中国 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切齿之恨的。
死里逃生的一天
在敌、伪、顽勾结进行“五·九”大扫荡和反复围 剿的三个多月里，部队同志每晚露宿在山头，我们搞政权民运的同志，也是每天晚上露宿山头，我们每人都 有一顶竹帽、一件蓑衣、一套破旧的衣裤，女同志还多 一个假髻，晚上就用蓑衣当蓆，竹帽盖头，衣服包当枕头。
1945年7月下旬的一天近黄昏时，部队收到我们驻南 朗情报站送来的情报，知道今晚日寇和伪军约200人再来扫 荡。饭后，我和曾谷、刘震球等“岳阳楼”(五桂山民主政权 的代号）的同志约好，今晚住宿地点在合水口里筲箕环村 后山。我即到乡长和妇女主任家中叫他们立即分头通知各 村长及妇女积极分子发动群众做好坚壁清野（一有敌人 来，群众立即把家里的担杆、箩绳及刀、锅等东西收藏 好，不让敌人挑东西和宰杀猪、鸡、鸭），接着又到民兵集 结队和他们商量好埋地雷的地点时间等。
谈完后已是晚上九时多了，我即回到约定地点，准备和 曾谷等同志会合。可是到了后山，却不见人影，估计是他 们临时改变地点来不及通知我。我考虑到自己一个人在山 上睡觉，敌人来时不知道醒来就麻烦了，不如和群众在一 起会安全些。于是我便到靠近树林边的甘崧婶家去。
甘崧 婶非常热情地招呼我，我和她一齐在厅堂的长凳上睡下。谁知天还未亮透，田野、路口都已布满日寇的哨兵。于是甘崧婶一边和我约口供，一边帮我梳头装假髻。不久背后山的枪声响了，几个日寇抬着一个伤兵入屋 来，把我们全家四人（还有甘崧婶的两个小儿女）赶出门 口。敌人把我们及邻居共六、七个死死捆绑着，用枪尖威 吓我们，用皮靴踢我们，要我们说出游击队在哪里，但人人都不吭声，也不哀求，只是怒视敌人，敌人无法，又把 我们六、七人拉到原来“岳阳楼”住过的凌子云同志的碉 堡里。一入室内，见到屋里有30多人，都是石门九堡乡的群 众，早上到南朗圩路过合水口时被敌人捉住的，乡亲们见 到我也被捉，都惊愕地注视着我。坐在我旁边一个老婆 婆，扶着我的手臂，担心而又关切地说：“唉！你怎么也被 捉了！”我嘱咐她如果你能先我出去，请转告我的姐姐谢月 香（她当时在石门搞群众工作），敌人没有发现我的身 份，我一定会在押去南朗敌营之前逃脱的，请他们放心”， 于是我便请她把反绑着我手的绳子解松些(他们一群没有 被捆绑），准备在出南朗途中的小溪树丛中逃脱。此时敌人 正在几个村子里放火烧屋，甘崧婶站起身来，从窗口看到 看自己的房子正熊熊大火，十分痛心和愤怒。我安慰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逃得出去，好好支 持部队打击敌人，打胜仗以后我们再重建家园。几个小时后，敌人把我们几十人赶出门口，把石门乡 的群众赶在一边，要他们把敌人抢来的粮食、家禽、衣 物等东西担到南朗敌营。
我们六、七个人则被绑着押到 南边村两间大屋面前，一个一个捆绑在窗门的铁枝上，然 后逐个拉入厅堂审问，我被绑在窗口，清楚地听到敌人威 迫甘崧婶，用枪托打她的头，撞她的心口，要她说出游击 队的情况，她愤怒地说：“游击队时来时走，我怎么知道他 们在哪里？”驳得敌人哑口无言，又追问：“你家的青年妇女是谁？”她说：“是我的女儿，死了丈夫回来我家住。”敌人不信，说：“你这个年纪能生得出这么大的女儿？”我才想起早上和甘崧婶约口供时忘记她只大我十三岁。但机智 勇敢的甘崧婶立即回驳敌人：“她是丈夫前妻所生，我是她的后母。”她的镇定和坚强终使敌人看不出破绽。正好此 时集结队在村后打击敌人的枪声响了，日寇立即停止了审 讯，把队伍拉走。临走时还威吓我们不许动，谁走就打死 谁。
敌人分几路拉走，有的去烧屋，有的去抢东西。此时 一个70多岁被他们拉去煮饭的老大娘，用菜刀割断绑着我们的绳子，我们几个人才迅速逃走，一直跑到很远的一个 山腰里，原来那里坐满了合水口乡逃出去的群众。那时已 是下午四、五点钟了，乡长刘汉洲同志带着一个青年到崖口乡买来一袋饼，我们几个人狼吞虎咽地填饱肚了。近黄昏时，敌人已拉队撤走了，我们死里逃生，随刘乡长回到他家。
这次敌人在合水口里扫荡，仅这一天就烧了该乡六间房 子，杀死了一个青年，抢走了几十担粮食和一批家禽、衣物，这是日本侵略者三光政策的又一罪行。
从这些铁的事实，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多么可恨，看到共产党员和烈士 们的民族气节和坚贞不屈的革命气概多么可敬，看到人民 群众对我们部队的鱼水情多么深切。这些恨和爱，又是那 么鲜明的对比，使我永远不能忘怀。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世世代代都要记住：决不能让日本的侵略暴行重演！
1995.4.15日
抗战标语。图片来自百度。
逃难途中的人们。图片来自百度。
本文节选自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山抗战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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