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人们都知道，民不与官斗的道理。为什么民不能与官斗？
古代官员掌握着社会优质资源，掌握优势权力，并不会做出什么亲民的举动。他们大多要适应官场潜规则，要获得上级的庇护，还要私自加税，搜刮很多银子之后，送给上级一部分，还要自己留下很多。他们不但有权，而且有钱，有保护伞，还能掩盖很多事实。也就是说，他们手中的权力可以一手遮天，起码可以对地方形成一定的作用，控制很多人，也能左右言论，影响社会风气。
古代的老百姓大多是农民，不读书，不识字，不会和官员平起平坐，只是文化差距就足以让他们自惭形秽，就更别提权力的差距了。老百姓平时只是种地，没有太好的营生。他们会按照官员说的标准纳税，还要服兵役、徭役，同时要养活一家子。如此一来，在劳动生产率低的环境下，老百姓苦不堪言。大多数时候，老百姓吃不饱，喝不足，忍受剥削和奴役，但他们相信法律的公平公正，相信受到压迫的时候，要敢于反抗。当官员私自加税的时候，征收多余的税居然比皇帝正常征收的还要多。老百姓不堪重负的时候，就会有人出头，到上级告状。而地方官员的上级早已经接受了地方官的贿赂，成了地方官的庇护伞，会对状子“按下不表”。告状的人闹得凶，就会被官员关在大牢里，不得自由。倘若告状的人死在大牢里，就算是“庾毙”，官员不用负任何责任。于是，告状的人进了大牢，立刻就服软了，不然就会在公事公办的情况下“庾毙”，也就没有任何希望了。他们更希望进京告御状，即便不能，退而求其次，拦住钦差大臣，或者拦住御史大人，鸣冤叫屈，就算是死了也要为民请命，要大人们把地方官私自加税的情况处理清楚。
自古以来，不乏为民请命的人，但大多结果不好。他们不是被地方官弹压，就是被地方官的上级弹压，甚至死在大牢里，却不被人们熟知。他们告状的时候，老百姓凑钱，给他做路费。可是，当他们身陷囹圄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人敢帮助他们了。按照官员的看法，他们的行为属于“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即便是一些秀才们闹事，非得为老百姓请命，也仍然不是那么理想。官员会打压秀才，也会给秀才们一些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说话算话的人，而和官员作对，只能身败名裂。官员动用手中的权力和人脉资源，完全可以实现降维打击，实现各种名目的审查、拘捕，实现一些“软暴力”————派人看管，或者诋毁他们的名声。只要抓住他们“非法集资”的手段，弄成敛财的手段，就可以把他们拘押起来，而不用考虑别的构陷罪名。
官员手握权力，有人脉关系，有钱，可以随便找个罪名给上告的人定罪。倘若上告的人真的告了御状，或者拦住钦差大臣告了状，结果会怎样呢？当然不是很理想。私自加税的地方官员并不会被惩处，而是会有钦差大臣或者地方官员的上级直接出面，处理一些事务。就是减免一些附加税，或者从此以后，不再提附加税的事，但只是不提了，并不是不加税，而是照样加税。或者只是撤换一两个官府的临时工，让他们扛了罪，就算有了交代。可是，事情过后，还是那样私自加税，拼命搜刮，并不起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官僚系统已经达成高度默契，在对付老百姓问题上，出奇地一致，而且并不会对腐败官员有太多的惩处。毕竟，无官不贪已经成为事实，而老百姓只是待宰的羔羊，谁见过待宰的羔羊可以翻身得解放的？
民不与官斗并非只是老百姓惧怕官员的权力，而是经过一番争斗之后，不仅不会减免赋税，不会让贪腐官员收手，而是会导致贪腐官员变本加厉地盘剥，导致人们的生活雪上加霜。还不如不告状，不和官员争斗呢。如此一来，就再也没有人和官员争斗了，也没有人和官员计较了。长此以往，官员的盘剥就会成为惯例，成为老百姓再也摆脱不了的噩梦。但是，并非没有最优解。当官员剥削得太厉害的时候，就是老百姓揭竿而起的时候。不管是黄巾起义还是方腊起义，都有着被剥削、被压迫的原因，也都有着“民不与官斗”的逻辑导致的恶果。
官员一手遮天，并不会给老百姓太多自由，甚至已经完全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只是把老百姓当成待宰的羔羊，也就可以不断靠老百姓养活，并不断巧立名目，贪婪搜刮了。
民不与官斗，看似只是一种表面害怕和权力争斗的意思，其实有着太多现实经济考量，有着利害关系的计较，当然就不会有人为民请命，也不会有人和官员争斗了。“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句话适用于古代官场，真是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