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僚体系中贪官居多，清官很少，甚至是凤毛麟角。究其实，还是做清官的成本太高，不是一般官员能够承受的。
在隋唐以前，没有科举制度，底层知识精英不能通过考试进入官场。官场的职位大多被士族阶层长期把持，不可能出让给底层老百姓。底层知识精英要想获得好的出路，就要到权贵家里做门客，建功立业之后，才能获得提拔重用，获得好的待遇。当时的官员大多贪腐，并不会清廉。因为他们凭借关系成为官员，即便没什么才能，也不会受到质疑，更不会丢官弃爵。他们生来就要享受优越的待遇，对于财富唾手可得，会用财富上下打点，求得更大的官职，获得更好的待遇。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为人们办事没什么关系。也就是说，统治阶级的权贵们和普通老百姓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阶级，甚至是对立的两个阶级，并不会有融合的迹象。谁要是做清官，谁就会被所有的官员孤立，排挤，甚至根本无法在官场立足。陶渊明看到了黑暗的官场内幕，不愿意与同僚同流合污，辞官归隐。而辞官归隐的事情非常少，陶渊明算是开了先例。人们削尖了脑袋都想做官，可是陶渊明却不那么想，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躬耕田园，叫做“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到了隋唐时期，有了科举制度。民间知识精英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但科举考试的录取率比较低，不是一般人能够考中的。于是，一些书生考了好多次，失败了重新来考。考中了当然欢喜，考不中就会大失所望，甚至要寻短见。他们做官之后，并不会做清官，而是遵循官场潜规则，每年在“三节两寿”的时候，给上级送银子，获得上级的庇护。有了上级的庇护，任上出多大的事，也不叫事。皇帝摊派税收项目的时候，官员们层层加码，甚至私自加的税收比正规税收还要多。上行下效，都成了不成文的潜规则，也就让人无法言说了。他们手握权力，却并不会主动给老百姓办事，而是要老百姓求。老百姓主动找上门来，甜蜜蜜送上银子，就会办成事情。倘若没有银子铺路，就好像官员没有银子铺路不能升迁一样，也就办不成事了。
清官似乎不用考虑银子运作的问题，不用考虑迎来送往拉关系。他们只需要公事公办就行，没什么顾忌。但官场的官员们大多形成了利益链条，成了许多利益集团的人物，而清官不从属于任何利益集团，还占有官位，不从事官场的利益往来，就好像“占着茅坑不拉屎”一样，明明占着优质社会资源，却不会利用，岂不会被别的官员忌惮？清官不能有任何道德缺陷，不能收受任何人的贿赂，也不能轻易答应别人利用关系办事。倘若清官本身也有一些污点，那么清官就不算是清官，很容易被同僚弹劾。即便如此，做清官的成本仍然很大。
官员集体贪赃枉法，没人检查，都成了默许的规则，那么清官就算是乌鸦群里的白天鹅，本身存在就是一种罪。贪赃枉法的成本非常低，甚至交税的时候老百姓主动送上银子，还要求着官员收下来。官员不收，老百姓就要多交银子，等于给官员一份“辛苦费”。倘若有老百姓不肯交税，官员就会派人强行征收。而强行征税的人员是官员雇佣的，可以提前花钱买这个职位。只要有了这个职位，就具备了“合法伤害权”，到民间征税，吃拿卡要，除了按照规定数目征收，就是额外狠狠捞一笔，还包括吃喝玩乐的花销。这部分钱都要那些不交税的老百姓承担，甚至老百姓会被弄得家破人亡。《水浒传》中“官逼民反”的道理并非只是说说，而是现实中存在的道理。
清官不会这么做，在遇到抗税不缴的老百姓的时候，只能动用“合法伤害权”，把他们收在监狱里。过一段时间，监狱里的老百姓就交税了，即便卖房子卖地也要交税，不然就会死在监狱里。因为冻、饿、病死在监狱里，叫做“庾毙”，官府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此一来，清官的威逼和贪官的威逼如出一辙，都动用了“合法伤害权”，也都让老百姓服服帖帖。倘若清官办出了人命案，而且还有些冤屈在里面，就不会“捂盖子”了，也不能让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毕竟，他们不属于贪腐系统内部的官员，没有银子往来，没有保护伞，出了事没人照顾。于是，他们很快被同僚弹劾，很快就被贬官了。而他们的职位很快就会被其他的官员占据，很快就会沦为权力寻租的工具。
虽然官员大多经过书生时期礼节的训练，经过道德良心的驯化，但进入官场之后，就身不由己了。要抛弃以前圣贤书上的教导，专注于官场运作，不这样不足以立足，不足以升迁，不足以获得好处。一个明代的官员，工资折合成人民币，一个月只有一千多块钱，而每年用于运作的银子要花费二十万两左右，这么多的银两能到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像海瑞那样的清官也就只有一个，有两句诗描述他死后的景象：“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连出殡的钱都是同僚凑的，就更别提他生前的生活有多么清贫了。清官虽然完善了自身道德，但必定是经济上的失败者。连同皇帝都在贪腐，清官还会那么清廉到底吗？
当然不会。他们会被逼无奈，变成贪官。何况进入官场的书生们大多没什么骨气，也就变成权力的附庸，变成贪腐严重并且沆瀣一气的所谓官老爷了。谁要是做清官，谁就是脑子进水了，或者被圣贤书毒害了，也就被排挤被损害了。那么，谁还会做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