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大连旅顺区政府组织对万忠墓进行修缮，在挖掘中，埋在地下的累累白骨得以重见天日，对照当年的外媒报道，历史真相破土而出。
1894年11月21日，旅顺口风雪交加。日军侵入后，对我无辜同胞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场大屠杀历时四天三夜，约2万无辜同胞惨死于日军屠刀之下。
旅顺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无辜平民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大屠杀事件。
屠杀之后，旅顺口的大街小巷尸横遍野，抬尸队将尸体集中在三处进行了焚烧，骨灰就埋在白玉山东麓，也就是现在万忠墓的位置。
然而，如此令人发指的屠杀行为，日本政府对杀人凶手不仅不惩罚，反而为杀人罪行辩护。
当时有很多随军的战地记者目睹了这场大屠杀，认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超出了常轨，相继刊发了很多报道。
英国人艾伦在《龙旗翻卷之下》中记载：“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
“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
“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穿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描述：“我见一人跪在日兵前，叩头求命。日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打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
“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大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着一无衣服的婴孩，其人急走，将婴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两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子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刀者即刻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阻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
“次日(11月24日)我与威利阿士至一天井处，看见一具死尸。即见两兵屈身于死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执一刀，此两人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
“我经过各街，到处见尸体均残毁如野兽所啮。被杀之店铺生意人，堆积叠在道旁，眼中之泪，伤痕之血，都已结成冰块。甚至有知灵性之犬
狗，见主人尸首之僵硬，不禁悲鸣于侧，其惨可知矣。”
英国法学家胡兰德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引用维利尔斯的记载：“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从战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36人(后考察生还者约800人)。而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留下的。”
“其中有一个叫鲍绍武的人说：“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
这些报道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公愤。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面对大屠杀的事实，置之不理，予以狡辩。当时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写了一本书叫《蹇蹇录》，在书中他是这样进行厚颜无耻地狡辩：
“对于大屠杀的报道多少过于夸张，被杀的虽然都是一些非战斗人员，但却是清兵伪装成当地平民的样子。”
日军在旅顺的大屠杀，震惊世界，有关日本是“文明国家”的声调急剧衰退，但很快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旅顺大屠杀就少人关心了。
1994年，万忠墓发掘清理，重新安葬，当时的考古专家进行了鉴证，发现骨灰里面有大量的幼儿头盖骨的残片，有粘连着人骨的焦炭，有焚烧尸体做支架用的铁管支架80多根，还有妇女佩戴的首饰，老百姓的玉器、瓷器、铜器的残片，以及一些老百姓货币流通用的钱币、银块，等等。这些铁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在100多年前的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被杀害者更多的是无辜的百姓，有很多是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
旅顺万忠墓中国死难同胞的遗骨和遗物，是倭寇野蛮屠杀旅顺人民的历史见证！
今天，当我们重阅那些滴血的记载，仍然悲痛不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尘封的历史同样能指引未来。回首那段不堪回首的凄惨岁月，让该忏悔的忏悔，让应反思的反思，让倭寇还清历史血债。(陈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