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晚清时期的中央政府，总是给人一种无所作为的无力感。
但若是细究历史细节，我们会发现，其实政府当中也有不少有志之士，他们曾立志作出改变。
因为意识到了闭关锁国带来的落后，他们积极向西方学习，从科学技术到社会制度，全面推动社会改革，试图救国救民。
但是纵观清朝时期的几次改革运动，不管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的维新变法，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晚清政府归根结底，还是存在着无法改变的弊端，这些弊端也导致了众多变法改革运动的失败。
从社会的全面领域分析，晚清时期的种种改革运动为何没法成功？是不是真的因为改革者不懂得弊端，他们才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改头换面的新天地？
洋务运动，尝试突破
魏源被中国的历史学界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所编写的《海国图志》，让身处闭关锁国状态之中的清朝人，看到了世界各国发展一派繁荣的景象。
过去的清朝总是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他们以为只要看不到外国的进步，就能够当作这份进步并不存在。
他们想方设法地自我欣赏，从来不曾反思社会发展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因此导致晚清时期的中国被已经进入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远远甩在身后。
《海国图志》告诉人们，只有工业化才是近代文明的开端。
只有跟上工业化的潮流，清政府才能够跟上世界发展的脚步，从根本上改变自己落后的实力。
于是朝廷当中以恭亲王奕訢为代表，民间以众多实业派为代表，晚清政府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它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技发展方式和文明，并且洋务派的代表者们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自强”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从口号当中也能看出，号召掀起洋务运动的创新型人才，他们已经看到了西方的强大和自己的落后，他们也已经在作出自我反思和改进。
洋务运动总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军工产业上的创新，第二阶段是民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革新。
恭亲王凭借自己在朝廷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广泛征集社会资源，在中央和各个地方政府开设造船厂等众多军工产业，并希望能借此为军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他认为，若是中外发生战争冲突，以中国目前的武器实力而言，一定会被其他国家碾压。
只有提升军队的后勤保障，提升武器装置的等级，我们才能在战场上拥有一战之力。
他通过各种书籍研究国外的工业化进程，同时积极学习国外军工产业的发展和革新内容，并将之运用到本国的产业当中，做出了许多光辉的成绩。
北洋舰队，这就是洋务运动的产物。
虽然北洋舰队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全军覆没，但在那个屈辱的时代，北洋舰队已经能够代表中国海军的最高战斗水平。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支舰队，我们甚至连甲午中日战争都没有办法与日本抗衡，我们的海岸线会直接被对方突破。
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这也是洋务运动的产物。
当时的洋务派不仅注意到了实业救国的道路，还意识到了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他们将会为国家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性和灵活性的人才，这些人才能够在实际领域对国家建设发挥作用。
如今社会提出的口号，在当时已经有所体现，那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洋务运动本身是一项积极向上的改革运动，它的初衷也是为了晚清政府的长治久安。
但是阶级的局限性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局限性，致使洋务运动的过程很像东施效颦，没有办法将西方近代化建设的精髓学习过来。
晚清时期的四大名臣，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和张之洞，他们四个人对这一点有着最深的感悟。
在创办武汉钢铁厂时，他们就因为经验不足和体制不对而吃了大亏。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阶级社会，底层阶级对上层阶级只有绝对地服从和遵守，完全没有任何话语权。
上层阶级说什么，底层的工作者就只能做什么。哪怕他们意识到这样的理论不一定正确，他们也没有反驳和提出自我意见的余地。
这就是典型的外行指导内行，这种畸形的产业生态，在武汉钢铁厂酿成了大错。
当时钢铁厂的管理层做主，从国外引进了一批先进设备。
外国的资本主义者当然会趁火打劫，在这场交易中敲诈了我们许多本不该支付的费用。
为了实现自强，哪怕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我们也完成了这场交易。
但是管理层根本没有一线实践的经历，他不知道，矿产设备与铁矿石的质量之间，必须一一对应。
有些矿石只能用某种特定的设备来进行加工，其他设备只能造成资源浪费。
因此在后来的实际工作过程中，管理层引进的一批设备，完全没法派上用场。
钢铁厂把钱花出去了，但这笔钱却没能创造更多的价值，这就导致整个经营过程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洋务运动期间，与武汉钢铁厂相似的例子还有许多，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经验告诉人们，师夷长技以制夷，或许没有那么容易实现。
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的创新，会使得生产发展与社会制度脱轨，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适配时，洋务运动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
中国人总是充满智慧，洋务运动的失败也确实让大家反思了许多。
于是之后，一场关于社会制度改革的变法运动再次兴起，那就是戊戌变法。
百日维新，阻力过大
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两个人也是中国近代化征程中的启蒙型学者。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有所建树，他们共同意识到了当今中国政府的软弱和落后。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他们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从制度上发起变革。
只有变革最根本的制度，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方式才能焕然一新，只有制度创新，后续的经济和文化创新也才能有更加合适的土壤。
他们向光绪皇帝上书，洋洋洒洒地写下了维新变法的重要性，也相当机智地畅想关于未来的美好图景。
这群改良派的思维方式十分敏捷，他们写下的种种蓝图，也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认可。
在公车上书之后，维新派所倡导的种种新思潮和新政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此时，保皇派的心中又极不情愿。对他们而言，维新变法直接触及了自己的根本利益，他们绝对不允许变法顺利实施。
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皇派，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追杀维新变法运动的倡导者，而在这一群新思潮的人群中，一个合格且能够掌控大局的领导者又始终缺位。
因此这场博弈，还是以保皇派的胜利而告终。
喋血菜市口，就是维新变法失败的标志。
谭嗣同等人，大义凛然地赴死，他们站在菜市口，等待着朝廷鹰犬的屠刀落下时，心中从未有过半分后悔。
他们这是在为了践行心中的伟大理想而赴死，这是壮烈的牺牲，是会永远留在史书之上的伟大时刻。
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两位代表人物，之后也遭受了来自保皇派的强烈打压。
康有为甚至一度出国，逃避追杀。他的人生我们姑且先不评论，只说维新变法一事，可以看出他还是在为救亡图存而努力。
可惜他们找到的领导者却是一个傀儡，是一个只有名义没有实权的傀儡，光绪皇帝即使再支持变法，他也胳膊拧不过大腿，完全没有办法和慈禧太后抗衡。
这场百日维新，它开始的时候有多么波澜壮阔，结束的时候就有多么惨烈。
它也向中国人民表明了一个现实，不管是制度层面的改革，还是发展内容层面的改革，都没有办法真正拯救这个腐朽落后的国家。
只有革命，只有流血牺牲，只有掀起一场翻天覆地的运动，才能把掌控了最大权力的统治阶级拉下马来，才能真正为中国带来一番新的气象。
后来的辛亥革命，正是这一道理的有力写照。
辛亥革命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它的胜利果实虽然被袁世凯所窃取，但它结束了清王朝两百多年的统治，也结束了存在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让封建社会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皇帝已经失去了绝对的权威。不管是伪满洲国还是复辟政府，皇帝的只是已经彻底消失的封建社会的符号，再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懂得利弊，无法改变
有人说：“晚清时期的众多改革家，他们根本不懂得社会存在的弊端，所以他们的改革只能缓解一时的危机，无法彻底拯救这个中国。他们眼界的狭窄，决定了改革必然会失败。”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或许并不见得。
不管是洋务运动还是维新变法，能够发起改革的人，能够积极响应改革号召的人，他们一定能够清晰地看到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
但是他们的身上，有着太多太多的局限性。
封建主义时代带来的局限性，让他们无法从框架中跳脱出来。
自上而下的阶级局限性，让他们没有办法真正领会底层人民的需求，自身所代表的利益局限性，让他们没有勇气发起一场彻头彻尾的革命。
不仅如此，他们还遇到了非常强大的敌人。
恭亲王所代表的洋务派在朝廷当中被排挤，这是保皇党作出的回击，戊戌六君子在维新变法之中的牺牲，这是保守派作出的打击。
新兴的力量，完全无法同保守力量抗衡，因此失败，也是必然的结局。
结语：
晚清时期的改革运动，体现了当时的民众为了自强而付出的种种努力。
但是改革无一例外以失败而告终，时代和阶级带来的局限性，终究还是让变法图存成为了一句空话。只有通过革命推翻统治阶层，才能真正实现初步目标。
参考资料：
《晚清改革运动》
《戊戌六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