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执行死刑之前，死刑犯有没有与人世「妥善道别」的最后权利？日本大阪地方法院4月15日针对一起引发高度讨论的死刑程序诉讼做出判决。该案原告为两名判决定谳、等待执行的死刑犯，他们主张日本目前执行死刑的「即日告知・即日执行制」──在绞刑处决前1～2小时才会告知受刑人──造成受刑人不必要的痛苦并侵害其受《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因此两年前开始控告日本政府违宪。但负责本案的大阪地方法院驳回两名死囚之告诉，认为原告的主张将使「死刑判决失去刑罚之意义」，且就算完全不告知、直接处决死囚「也完全没有问题」。
判决结果出炉后，日本舆论掀起不同观点的激烈辩论。尽管长期以来，日本的国民意见调查一直压倒性地支持「维持死刑制度」，这起诉讼过程的新闻讨论、以及原告律师团队庭上提出的多项案例故事，却凸显了日本死刑制度的黑箱主义，也促使社会在死刑存废的价值辩论之外，重新思考这种终极刑罚所带来的法理情矛盾和人性难题。
80.8%日本国民认可的死刑制度，为何被批为黑箱？
日本作为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从2000年至今共执行过98次死刑，最近一次处决是在2022年7月26日，秋叶原随机杀人事件的凶手加藤智大在东京拘置所伏法。而截至2023年12月28日，日本国内仍有106名判决定谳的死刑犯，正在拘置所内等待执行（注）。
日本目前以「绞刑」为死刑的唯一执行方式。在江户时代，日本的死刑除了绞刑、斩首以外，还有磔刑、火刑、腰斩、锯刑、以及亲属连坐死刑⋯⋯等以维护阶级秩序与幕府统治为目的之残酷刑罚。但当江户时代结束、明治维新开始之后，积极西化的日本政府遂以欧美法律为参考模板，并在「较少见血且较易保留全尸」等理由下，只保留绞刑作为终极刑罚
日本的主流民意对死刑制度却一直有压倒性的支持率──根据日本内阁府每5年进行一次的国民意见调查，自2004年以来，日本支持保留死刑的民意一直都维持在8成以上；若以最近一次的2019年调查为例，80.8%的日本国民认为「死刑有其必要」，10.2 %表示「不知道」，仅有9%主张「应该废除死刑」。
然而日本法律的死刑程序，不仅自1873年公告以来就不曾改变，处决的执行程序、行刑的过程纪录，以及死刑犯在等待执行的身心状态，也都一直被日本政府以「保障相关人士隐私」为由严格保密。
在过去的惯例之中，日本政府从来不会公开证实执行死刑，外界一般无法得知死刑犯的身份、也不知道死囚执行的案件顺序如何决定，甚至连死刑执行过程究竟如何运作，过去150多年日本政府都不曾公开解释，仅能透过历代的狱政官员、死囚教诲师、检察官笔记等个人见证纪录，才能拼凑出日本死刑系统的大略样貌。
直至1998年以后，日本法务省才开始公布被处决的人数；到了2007年，才公告被处决的死囚姓名、犯罪事实和处决地点。甚至连执行死刑的绞刑室，日本政府也一直保持神秘，直到2010年民主党执政时，才由时任法务大臣千叶景子，首度开放媒体采访东京拘置所的绞刑场，但开放时间只有20分钟，现场没有安放绞绳，也没有让记者进入行刑室。
由于日本政府的「保密」政策，日本死刑的真相根本不为国民所知。代表日本全国律师公会的日本辩护士联合会就直白地指出，由于政府对于死刑资讯的保密限制，日本社会在讨论死刑问题时，很容易直接进入死刑存废的二元之争，并总是在「受害者正义」与「国际人权标准」的情绪性对立里陷入僵局。但光是仍在执行的死刑现况，就留有很多不透明，例如死囚的实际待遇究竟如何？身体瘫痪或心神丧失的失能死囚，是否仍该执行处决？行刑地点与设备的条件、行刑决策如何推进？甚至假若死刑必须保留，现有的行刑方式有没有更「合理化」的修正空间？
以死囚之名的诉讼倡议：死刑执行前该不该「预先告知」？
4月15日被大阪地方法院判决败诉的「死刑执行事先通知诉讼」，即是日本法界对于「死刑解密」的一次策略性挑战。
这起于2021年11月的诉讼，是由两名身份对外保密的死刑犯所发起，主诉内容是质疑日本现行的死刑执行程序所采取的「当日告知制」，不必要地造成受刑人的极端痛苦并侵害人性基本尊严，因此控告日本政府的死刑执行程序，不仅与日本已签署并承认的联合国人权《两公约》相悖，也违反了《日本宪法》对于基本人权的保障，因此要求日本政府赔偿两名原告总共2,200万日圆（约新台币462万元）。
日本法律规定，当法务大臣签署死刑执行令后，死囚所属的刑务单位就必须展开绞刑准备，并于5个工作天内完成处决。但日本目前的死刑执行并不会提前告知，刑务单位只在执行当天的1～2个小时前──通常是上午9点左右──告知死刑受刑人，并直接将之转移到绞刑室。
在被通知执行与实际处决之间，死刑受刑人不被允许与家人、亲友或者律师团队做最后联系，也没有和美国一样有「最后一餐」的机会，只有短暂的几分钟时间在绞刑室留下遗书笔记与宗教仪式，最后于中午前后完成处决。
原告团队的律师代表植田丰表示，日本法律从未规定「死刑执行只能在当日告知」，但死刑执行的当日告知制不仅因极大的不确定性，造成死刑受刑人极大且非必要、甚至堪称残酷的身心痛苦与精神压力；历来执行案例里，也多次出现受刑人仍在申请案件重审，却遭到法务省突袭式处决，进而以不可逆的方式损害受刑人的法律权利。
然而死囚控告政府并要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消息，却在日本网路引爆大量攻击性评论，批评原告之所以被判处死刑，必是因为犯下了残酷杀害他人的滔天大罪，如今怎么有立场谈「人道精神」与「造成痛苦」？但实际上，整起诉讼中的核心或许不是两名匿名死囚，而是支援并组织诉讼发起的日本司法改革团体：金子武嗣＆上原邦彦．死刑确定者人权基金会。
75岁的金子武嗣是执业超过50年的资深律师，富山县出身的他，大学时期就参与了故乡农民控告超级财阀三井集团的痛痛病诉讼，除了亲身见证了弱势者在司法体系里的无助与彷徨，也从此深信法律人应该为不公义之事勇敢发声。 2002年，积极参与司法改革运动的金子武嗣被推选为日本辩护士联合会「死刑制度问题提案委员会」的主席，并因此与许多人权律师、死囚义务律师接触。但金子发现，日本律师界对年轻一代刑事律师的培养与支持严重不足，尤其是是对定罪率极高、程序充满很多不透明性、大多没有足够报酬收入且极容易成为社会大众不谅解与攻击对象的死刑诉讼，更是很难有人能长期关心。
但过去20年，日本的死刑制度却接二连三地受到相当大的时代挑战──一方面是国际废死运动的声量愈来愈大，并透过外交体系给日本带来不小压力；二方面是死刑冤狱的风险性，因为2014年出现重大司法转折的「袴田事件」，而重新成为日本社会焦点；三方面是2009年日本国民参审的裁判员制度正式上路，来自各行各业的一般民众开始参与重大刑案的审判、甚至做出死刑判决，因此日本死刑的黑箱弊病与伦理矛盾才重新成为法界焦点。
金子武嗣认为，死刑存废虽然是一个正反对立分歧的大哉问，但日本政府对于死刑资讯的公开却一直刻意消极。因此希望以此挑战司法沉痾的金子武嗣，遂于2020年与志同道合的律师同业上原邦彦，一同从个人财产中各自提出1亿日圆（约新台币2,100万元）成立「死刑确定者人权基金会」。金子武嗣强调，基金会的目的不是游说保留或废除死刑，而是希望在支援死囚义务律师的同时，也能藉由主动且策略性的死刑案件诉讼，促使政府一步步解密日本死刑制度的「黑盒子」，好让日本社会知道更多且更完整的事实资讯，才能对这一「终极刑罚」做出比目前更深刻且具建设性的对话与改革。
69年前的绞刑录音：「姊姊，最后我们都不要哭了」
诉讼过程中，原告也列举了几种例证强调当日告知制的不合理与不必要性。其中之一是美国的死刑执行程序，都会提前在处决的30～90日前预先告知，传统上还会给予「最后晚餐」送死囚安心上路，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反覆确定死刑执行没有留下任何程序争议，在稳定死囚情绪、符合人道精神之余，也同时给予受害者、死囚关系人足够的心理准备时间。
但原告所提出的另一个事证论述，更引发日本社会与新闻报导的高度关注──因为那是一份69年前的死囚生前告别与处决录音。
这份录音带，是已故的大阪拘置所所长玉井策郎在1955年2月所录制的，其内容记录了一名因为强盗杀人而被判死刑的男性死囚A，在处决前3天收到执行通知的反应，包括他如何与家人最后诀别、死囚面对处决是保持怎样的心理状态，以及绞刑执行当下到确认受刑人死亡的处决实况原音。
玉井策郎在1949年～1955年间担任大阪拘置所所长，期间参与了46名死刑犯的处决执行。但与这些死囚相处的过程里，玉井感受到了许多复杂的人性故事。当时的日本一方面正面临战后经济萧条、社会失序的艰困时期，许多年轻人为了生存铤而走险铸下大错；但另一方面积极「去战前化」的日本政坛也正在积极讨论日本死刑制度的存废。因此玉井策郎才会在自己任内的最后一年，于大阪拘置所展开这一处决录音计画，期待藉由忠实记录「死刑就是这样执行的」，让日本政府、国会、司法单位与社会大众，有更进一步做政策思辨的具体依据。
这份录音带的原版长度是整整3天，但法庭公开版本则浓缩剪辑为1小时40分。公开内容里，该名死囚A的真实身份与背景被刻意保密，仅知道他是在1946年结伙抢劫，并在混乱中射杀了一名赶赴现场的警察，最后因为强盗与杀警的犯罪事实，于1950年判处死刑定谳。
根据玉井所长的录音与其他死囚的相关笔记，可以发现在19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死刑执行仍采「提前通知制」。以1955年2月被处决的A为例，他是在执行前2日被告知，除了基本身份确认与法律流程以外，A男也被允许与一名家人面见做「最后诀别」，甚至还能在刑务官的协助下，与同一拘置所的其他死囚们举行「告别茶会」与「告别俳句会」，并最后一起合唱民谣《萤之光》与战前老歌《谁人不想起故乡》。
在这份录音带里，最受日本报导讨论的，是死囚A的姊姊一接到通知，连忙从三重县的老家赶到大阪拘置所见弟弟一面。在最后一次的30分钟会面里，A的姊姊一直在低声哭泣，最后反由平静且不断微笑的A来安抚会客室的情绪。
死囚A：姊姊，一直以来，我真的非常感谢妳。请代我向妈妈问好，还有我的孩子们、太太，也要请您帮忙照顾了。 姊姊：（不断哭泣） 死囚A：姊姊，我们都不要再哭了，一起笑着告别吧。 姊姊：（更加哭泣） 死囚A：最后您可以大声再喊一次我的名字吗？ 姊姊：弟弟啊，Ａ啊⋯⋯。 死囚A：姊姊⋯⋯。 刑务官：这是最后了，可以的话，请两位紧紧握住彼此的手。
过程中，死囚A不仅一直保持着平静，也多次强调自己对于「犯下的过错十分懊悔」：「现今的业障果报，都必须由未来承担⋯⋯唉，如果当初没做出那些坏事，如我没有犯下这样的过错，今日或许也不会沦落至此。」最后，当玉井所长问及最后遗言时，走向绞刑台的A，也在录音机前送出最后的感谢：「所长先生，不好意思，我总是提出一些让你为难的事⋯⋯最后，真的非常感谢你。」
死囚A被绞刑处决后不久，玉井就从大阪滞留所卸任。他生前虽然曾将工作中的死囚见闻与互动经历，写成《死之壁：死刑就是这样执行的》一书：
「死刑是否是正确的惩罚呢？虽然我是一名专业的矫正人员，但到了实务现场我才发现自己并不了解死刑，更不用提一般人对于死刑与死囚的事一无所知。」玉井在序言中写下：「但我认为这不是对的。出于这种想法，我才希望能记录我从死刑与死囚互动里，实际见证的故事。」
但事与愿违的是，日本死刑辩论不久之后就无疾而终，因此这份录音带一直都没有机会公开。 1981年玉井策郎逝世，他的儿女一度想要销毁这卷「记录死亡」的录音带，最后才由玉井策郎的孙女接过保留。然而玉井的孙女一度希望能将这卷录音捐给专业的图书馆、大学机构代为保管并开放研究，但接触过的馆方单位却都不愿接手这一敏感的禁忌内容。最后才在辗转找到一名在东京执业、过去曾多次参与死刑诉讼的资深律师，这段死刑执行的声音，才有机会在69年后被世人听见。
这卷录音带在登上法庭的同时，也由相关团队转给日本大报《朝日新闻》。而《朝日新闻》不仅以此制作了一部角度深入的系列报导，也专访了玉井的孙女，以及曾经参与过死刑执行的退休刑务官。
玉井的孙女表示，自己从小就和爷爷一起生活，家人们却从来没听过他讲述死刑执行与死囚犯的事。根据其他刑务官的说法，除了负责执行绞刑，受刑人死后的遗体清洁与宗教仪式也都由刑务官们分组处理。执行绞刑是以电动按钮为主，行刑室外会有一间「装有3组按钮」的执行室，轮值的3名刑务官会在接到口令后同时按下各自的按钮、让受刑人瞬间坠下4米高的绞刑台，但因为按钮同时按下，负责刑务官不会知道「究竟是谁的按钮启动了处决」，以此减轻成为「刽子手」带来的罪恶感与不安情绪。
负责按下绞刑钮的3名刑务官，通常在执行结束之后，会得到平抚情绪用的有薪特休与一笔特殊任务津贴。但这笔特殊津贴会用现金袋的方式现场发给，以避免银行或刑务官的家人发现「该员执行了死刑处决」。而当天就能休假的刑务官们，大多也不敢直接回家被亲友看见，因为只要在特殊的时间离开拘置所，大家都会知道自己刚处决了死刑犯；所以众人通常会拿着这笔执行津贴到其他城镇的寺庙或教堂捐献，为犯罪受害者和被处决的死囚犯祈求冥福。
同步取得与法庭播放同一份音档的《朝日新闻》，也将死囚A的最后录音剪辑成几小段，上传报导网站，其最后的结尾，即是绞刑的执行过程──录音内容中，可以听见多名僧侣在刑场教诲室里诵念佛经，接着一阵机械破碎、似是什么东西被打翻的声音传出，此即执行瞬间、死囚A从4米高绞刑台坠下的晃动声音。
「死刑执行时间为2点59分，完毕时间为3点13分02秒。」一名负责确认死亡的医师出现在录音机前，平稳且机械式地念出：「全程总共14分02秒，已确认执行终了。」
败诉的理由：政府没有义务让死囚「做好准备」
代表原告的植田丰律师团队表示，玉井所长的录音资料不仅证明日本死刑的执行，确实能够采用提前通知制，在提前通知使其有机会做妥善道别准备的状况下，是能兼顾死刑受刑人情绪稳定与尊重人道精神。在此状况下，就算死刑必须执行，也能最大程度地免除受刑人非必要的精神痛苦。
原告团队同时也引用了另外一份死囚见证──也就是日本战后四大冤案之一「免田事件」里，一度被错判死刑，但最后重审无罪并获得冤狱赔偿的当事人免田荣之证词。 1948年熊本县人吉市的一对祈祷师夫妇，被发现遭人杀死在家中。警方当时逮捕了当年23岁、有窃盗纪录的附近男子免田荣，并指控他强盗杀人，最后于1952年死刑定谳。然而始终坚称自己是被警方恶意诬陷的免田荣，在等待死刑的31年7个月里六度申请重审，并发现检警涉嫌强迫口供且刻意排除能证明免田无罪的不在场证据，最终全案才于1982年重审平反，无罪释放的免田荣则将自己在拘置所中等待死刑的见闻故事，出版为《免田荣狱中记》。
尽管冤狱获得平反，但重获自由后的免田荣仍时常梦见自己「即将被处决」而惊醒，并多次回忆：「作为死囚的这30年来，只要听见牢房门外传来脚步声，我都害怕是自己的处决令。」但植田丰律师在诉状中所引用的免田荣与死囚狱友诀别故事，却在后续的诉讼中引发矛盾。
「⋯⋯1975年10月3日被处决的死刑犯津留静生，在执行前夕的傍晚接到处决通知、允许他回到牢房整理个人物品，并于翌日上午9点带他同家人见面，作最后的告别茶会。之后，他回到拘置所的教诲室进行信仰告诫，与其他仍等待执行的死囚们一一告别，然后前往刑场。」
原告团队表示，这段纪录描述了死囚被提前告知执行决定后，平静地整理与告别的情景。但问题在于：根据当时的新闻记载，因强盗杀人罪而被判死刑的津留静生，虽然在提前接到处决通知时态度冷静，但他却在行刑当日清早的最后盥洗中，于浴室内以「私藏的刮胡刀片」自杀──尽管日本法务省从没有对外证实，但日本新闻报导与法界大多认为，津留静生在执行前的畏罪之举，就是促使法务省秘密修改处决程序，从1975年之后不再提前通知处决的关键原因。
事实上，在诉讼过程里，代表政府的辩方律师团就以「被通知的死囚曾激烈自残」为理由，主张不提前通知的原因，「就是为了保护死刑受刑人的身心稳定，避免他们被告知之后遭遇不必要的精神痛苦。」然而在1975年之后，日本各大拘置所内仍持续有死囚自杀，因此原告律师团也请求日本政府说明死刑执行单位如何评估「不提前通知的做法比较人道」？或者历代死刑犯收到处决通知时，究竟有哪些情绪反应与应对纪录？但这些反问，都被法务省以隐私保密为由拒绝回应。
尽管两名死囚的「提前通知诉讼」在日本得到了不少关注与讨论，但在2024年4月15日的一审判决中，受理本案的大阪地方法院仍驳回本案、判决原告败诉──大阪地方法院在判决书中强调，现有法律里并无规定死刑执行通知的义务，就算法务省决定直接执行死刑而完全不告知，受刑人也有接受死刑的义务。
大阪地方法院也认为原告提出的「违宪指控」站不住脚，像是死亡时的人性尊严并不接受日本《宪法》保障，死刑保密的不透明原则也无关于日本《宪法》第31条所规定的「⋯⋯不经法律规定的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或自由⋯⋯」；相对地，尽管原告律师团队多次否认，但判决书仍质疑原告所提出的诉讼与赔偿主张怀有以技术性手段推翻死刑判决之意图，「原告的主张将不允许死刑依照现在的执行方法行使，这等同于取消司法已确定的刑事判决──这是法庭所不能认可的。」
支持被害者的律师，也希望打开执行不透明的黑盒子
面对一审败诉的结果，金子武嗣＆上原邦彦．死刑确定者人权基金会也表达了「难以信服且准备上诉」的立场，质疑司法系统与政府只是在互踢皮球，持续回避着死刑执行的程序争议问题。
然而该基金会所组织的死刑问题诉讼并不只这一起，其也试图就：「仍在申请重审的死刑犯，能不能被执行处决？」、「日本政府从未揭示绞刑的执行资料，其方式是否构成『残酷刑罚』或造成受刑人非人道痛苦之可能？」、「请求日本政府公开对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等6名已处决案件的执行资料，以验证死刑执行程序是否合法与正确」等案件，持续就解密死刑的目的，对日本法务省发起诉讼。
但当这起死刑问题诉讼引发舆论话题之际，那些在重大刑案中失去亲友的被害者家属们，又是抱持着怎样的想法呢？取得玉井策郎录音带的《朝日新闻》，在报导专题里也专访了长期支持犯罪受害者诉讼并认可死刑制度的资深律师高桥正人，并请他聆听这卷1955年的死刑录音。
「我感觉录音带里的这名死刑犯很幸运，他在生命的最后见到了他的家人、有妥善的道别，并受到狱政人员的温柔安抚。坦白讲，这种死前经历是真的很难得。」高桥正人对《朝日新闻》表示：「但这段录音，让我想起了2008年一起抢劫杀人案的审判，当时被害者的姊姊选择启动『受害者参与制度』向被告的凶手发出公开提问⋯⋯」
「我还记得那位姊姊问的问题：『我的弟弟临死之前，他很痛苦吗？』我想说的是，当有人在争论是不是要给死刑犯提前两天妥善告别时，大多数的犯罪受害者却是在错愕与痛苦孤独死去，连最后的遗言都来不及留给至亲家人。」
他举例表示，在成为执业律师之前，自己曾也认为犯罪者应前往被害者的丧礼、或面对家属表达忏悔与歉意，「否则犯罪者将无法真实地面对自己的过错，更无法展开修复与赎罪的程序。」但在实务经验中接触过数百名刑事受害者后，高桥正人却发现这样想法太过天真，因为绝大多数的受害遗族完全不希望加害者来参加丧礼或与直接接触，甚至明确表示「被告更生与否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只希望他们从世界上消失」。
高桥正人主张刑法的本质是要实践应报式正义，刑罚则是为了让犯罪行为人对于自己的犯行付出相应代价，因此在讨论死刑问题或执行程序的同时，被害者与遗族的想法与立场，也应该被纳入关键的讨论位置。
但支持保留死刑的高桥正人，也以支持受害者的立场，赞同本案诉讼所点出的「日本死刑黑箱问题」。他主张死刑的执行过程应该开放受害者家属选择性参与，政府也应该对执行程序、死刑原因等做出更公开与细致的详细说明，一方面不仅是激起社会对于死刑存续与否的伦理辩论，也更符合他所相信的应报式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