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7月，毛主席在闽西指导工作时不幸患上了疟疾，只得躲在一处大山里养病，虽然当地党组织对毛主席养病的消息进行了严格保密，但毛主席是个闲不住的人，他经常走家串户的指导革命。
毛主席的行动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派出了大量民团兵丁对毛主席隐居处进行“围剿”，并丧心病狂的选择放火烧山。
就在保卫人员准备安排转移时，毛主席的疟疾却发作了，虽然他的头脑还很清醒，但身上却没有一点力气。
眼见敌人越来越近，一名叫做陈添裕的农民站了出来，冒死背着毛主席爬了三座山才逃过一劫，救了毛主席一命。
毛主席脱险后对陈添裕十分的感激，专门写了一张字条交给陈添裕，对他说道：“等革命成功了，你就拿着这张字条来找我，记住，你一定来找我啊！”之后，毛主席就离开了。
那么，陈添裕后来有没有去找毛主席呢？革命成功后，他们到底有没有再见面呢？
关于陈添裕和毛主席的故事，还要从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讲起。
“杨先生”
1929年6月，红四军召开了第七次党代会。在这次会议上，作为红四军的缔造者兼最高指挥者的毛主席，因为坚持正确的理念遗憾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这对于心志甚高的毛主席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时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对毛主席的落选深感遗憾，正巧当时闽西即将召开闽西特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因此主动邀请毛主席去闽西特委驻地上杭县苏家坡村指导工作，心情不快的毛主席正好想要出去散散心，于是就答应了邓子恢的邀请。
红四军总部对毛主席去闽西“很是支持”，不过不能表现的过于露骨，因此对外宣布毛主席是去闽西“养病”了，顺便没收了陪毛主席南征北战了好几年的战马。
就这样，毛主席带着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夫人贺子珍以及谭振林等人去了苏家坡。
此时的毛主席虽然已经不是红四军前委书记，但他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朱毛红军”领导者的身份是抹不去的，一旦国民党反动派知道毛主席到了闽西的话，一定会对他不利。
因此，毛主席到达苏家坡村没以真名示人，而是化名为了“杨子任”，当地村民误听成了“杨主任”，从此大家都叫他“杨先生”或者“杨主任”。
闽西“一大”胜利召开后，毛主席决定去永定县指导革命，之后住到了永定县石岭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张茂煌的家里。
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湖南人，毛主席住到张茂煌家里后不久就因为水土不服生了疟疾，当地人称为“瘴气”病，这个病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疾病，死亡率极高。
毛主席患上的是一种叫做“间日疟”或者“三日疟”的疾病，这种病每隔两天发作一次，发病时身体忽冷忽热，极其难受。
县委、乡委的领导们对此十分的着急，到处托人求医问药，被请来给毛主席看病的医生、郎中们看到毛主席的病状后要么直接说救不了，要么吓得夺路而逃，一来二去之下，消息泄露了出去，“毛泽东同志病重”的消息渐渐地传了出去。
消息越传越离谱，甚至连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都收到了“毛泽东同志逝世”的传言，并亲笔写了份“毛泽东去世讣告”，交给共产国际发表。
永定县委的领导同志眼见走漏了风声，知道毛主席再待在这里就不安全了，决定将他转移到位于岐岭乡金丰大山内的牛牯扑村里，那里比较偏僻，隐藏比较方便。
牛牯扑村的村民对共产党和红军十分感激，很多人还自发参加了农民赤卫队，当他们知道被抬过来的“杨先生”患了“瘴气”病后，大家一起在烈日炎炎的七月帮毛主席搭建了一栋由纯毛竹构成的“小别墅”。
为了让毛主席安心养病，地方领导还专门给他送来了大量的书籍报刊，毛主席就一边在这个山野中的“小别墅”里读书看报，一边思考未来革命的走势。
虽然这个“小别墅”并完美，但毛主席对这个充满了鸟语花香的临时住处十分喜爱，有一天疟疾尚未发作时，毛主席看着窗外的郁郁竹林来了兴致，决定为自己的这个小“别墅”取个名字，挥毫写下了“饶丰书房”四个大字。
追捕“杨先生”
在卫生员和当地村民的护理下，毛主席虽然每隔几天就发一次病，但他身体有了好转，逐渐可以下床了，但毛主席是一个坐不住的人，没事就下山访贫问苦，走家串巷的做调查研究。
当时，岐岭乡内有一个叫做张克识的土豪劣绅，他可以说是整个岐岭乡最不欢迎红军的人之一，因为红军到来之后打土豪分田地，张克识家里的良田也被附近的农民们给分去了，因此他对红军可以说恨之入骨。
不过，张克识这个人很善于伪装，知道自己惹不起红军，所以即便农民们分了他的田，他也表现的十分支持，看起来非常“拥护革命”，因此革命队伍也没怎么为难他，还把他视为地主阶级的典范。
9月的一个早上，张克识遇到了化名为“杨子任”的毛主席和永定农民赤卫队队长卢其中，毛主席听革命者说过张克识是个“识大体”的人，因此并没有对他有过多提防，跟他宣扬起了革命的道理。
张克识表面上听得很认真，内心却在盘算一件事情：“这个所谓的‘杨先生’看起来器宇不凡，卢其中甚至亲自给他当侍卫，看来他应该是一个共产党的大官，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报告给（国民党反动）政府····”
想到这里，张克识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跟毛主席表示，自己家里还有些事，过几天再听杨先生教导，然后就离开了。
为了避免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张克识在家里一直待到了下午才出门，确认没人注意自己后，他一溜烟跑到本县伪团总林蔚民处，将“杨先生”的事情一股脑地说了个遍。
林蔚民仔细地跟张克识打听起了“杨先生”的样貌和口音，据此推断那位所谓的“杨先生”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毛泽东，将张克识送走后，林蔚民立即让家丁将下洋乡民团头的胡道南找来共同商议此事。
林蔚民、胡道南一致认为，如果对方真的是毛泽东的话，身边的警卫一定不少，就凭他们两个手下这点兵力就想去抓毛泽东，成功率不是一般的低。
因此，二人商议来商议去，最终决定第二天一同去广东大埔，找伪大埔县长梁若谷告发此事。
次日，梁若谷听林蔚民二人说完后，对这件事情十分重视，让林蔚民想办法将附近乡的民团全部调动起来，到时候配合自己麾下的保安团一同行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将行动时间定在了9月17日，那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按照住在金丰大山里的闽西客家人的习惯，那一天他们很少会出门，而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想必也会因为过节而放松警惕。
9月17日很快就到来了，林蔚民纠结了附近13个乡的民团兵丁和梁若谷麾下600多人的大埔县保安团向金丰大山一带开来。
他们已经从张克识的嘴里知道毛主席的保卫人员之一是卢其中，于是率先赶到卢其中家里烧了他家的祖屋，然后“不小心”放跑了卢其中的老婆，之后远远的跟在卢其中老婆的后面向金丰大山深处逼近。
当卢其中从妻子的嘴里知道房子被烧了后，第一个反应不是心疼自家财产，而是瞬间想到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他赶紧找到中共崎岭党支部书记陈兆祥和主管毛主席安全保卫工作的粟裕，向他们报告了此事。
情况危急，粟裕立即带着警卫排和赤卫队的同志一同出发占据有利地形，在前沿阵地内阻敌前进。
虽然粟裕手下的警卫排加上赤卫队还不足200人，但是他们作战异常勇猛，硬生生地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
敌人眼见强攻不奏效，决定转变策略开始放火烧山，打算将毛主席和其他红军战士一同烧死在山上。
虽然对敌人的恶毒行为十分愤慨，但粟裕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得指挥部队退到安全区域。
陈添裕巧救“杨先生”
第2天火灭了后，敌人气势汹汹地向着牛牯扑村扑来，粟裕和陈兆祥经过紧急商议后认为，必须立刻安排“杨先生”转移。
粟裕要留下来指挥部队为“杨先生”转移争取时间，通知“杨先生”转移的任务就落到了陈兆祥身上。
他火急火燎地跑到饶丰书房外，准备劝“杨先生”立即转移，结果当他进入书房内后，发现“杨先生”正裹着几床棉被在床上发抖。
陈兆祥这才想起来，今天是“杨先生”间日疟发作的日子！更糟糕的是，此时贺子珍已有6个月身孕，行动不便，有贺子珍一人就对部队转移速度造成极大的拖累了，现在“杨先生”的疟疾又犯了，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陈兆祥当机立断决定“兵分两路”，自己带着一些赤卫队队员掩护贺子珍转移，由牛牯扑村的陈添裕、陈万裕等4名青年抬着用土藤做的担架抬着“杨先生”转移，大家在雨顶棚会合。
从“杨先生”住处到雨顶棚要走很长一段的山路，陈添裕等人因为要抬着“杨先生”，所以走得不是很快，他们刚走没多远，就发现民团的团丁们冲过来了，危急关头，陈添裕迅速把自己穿的草鞋脱下倒过来穿上，然后背着“杨先生”朝着附近的一处山洞跑去。
这个山洞很长时间没有人钻过，陈添裕到了山洞外面后，对趴在背上的“杨先生”说道：“杨先生，我们要进去了，你尽量把头往下低一下，这事关我们能不能逃生。”然后弯着腰背着“杨先生”钻入了山洞里。
过了一会儿，团丁们一窝蜂地来到了洞外，一名团丁不知底细，冒冒失失的就往山洞里面钻，结果脸上粘上了大量的蜘蛛网，又钻了出来。
这些团丁们的小头目见状觉得山洞里面应该没人，有人的话不可能还有这么多的蜘蛛网，遂继续领着人向前方跑去。
确认敌人走远了后，陈添裕背着“杨先生”从山洞里钻了出来和其他三名赤卫队员会合，之后继续抬着“杨先生”向雨顶棚方向转移。
为了避免碰到搜捕“杨先生”的团丁，他们4人专挑着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前进，没一会儿就走到了一个叫做杨婆寨的地方。
这时，他们四人却犯了难，因为前面是一段极其陡峭的山路，抬担架的人根本没法保持担架的平衡，一旦手一抖担架斜了，那“杨先生”就滑到百米深涧里去了。
陈添裕和其他人商议后决定将“杨先生”背过去，一直躺在担架上没说话的毛主席听后，用虚弱的声音说道：“要不得，要不得！我起来和你们走就是了。”说着他用双手扶住担架两边就要站起来。
眼见“杨先生”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陈添裕迅速上前，一边俯下身子将“杨先生”背在身上，一边对他说道：“哎呀，敌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到，杨先生你就别客气了！”之后不待“杨先生”反驳，一溜烟地跑了起来。
陈添裕和毛主席一样也是一个1米8多的大高个，再加上他从小就爬山越岭，有一膀子力气，背着身材魁梧的毛主席走在山路上如履平地，一口气就跑出了老远。
不过背着一个人跑山路毕竟是一件极其消耗体力的事情，陈添裕跑了一会儿衣服就被汗水打湿了。
“杨先生”对此十分内疚，不停地对他说：“安全了，把我放下来吧！”
奔跑中的陈添裕为了保存体力没说话，只是继续倔强地背着他前进。山路越往前越窄，身后也逐渐传来了敌人的喊杀声和交火的声音，陈添裕的速度也不知不觉地慢了下来。
此时的陈添裕心里只想着一件事：“保护杨先生是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就是累死也要保证这位杨先生的安全！”
想到这里，陈添裕感觉自己身体里仿佛出现了无穷无尽的力气，再次全速背着“杨先生”向前奔跑，跑着跑着他的一只鞋跑掉了，陈添裕也不停下来捡，直接将另一只鞋也脱下来继续奔跑。
此时，陈添裕浑身上下早已被汗水浸透，他身上的汗水和“杨先生”因发高烧冒出的冷汗流在一起，两人的衣服也黏在了一块，似乎永远不会分开。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面，陈添裕背着“杨先生”翻越了三座大山，走过了10里崎岖山路，他们二人安全抵达雨棚顶后，陈添裕慢慢的将“杨先生”放了下来，自己一下子躺在了地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过了一会儿，陈兆祥、贺子珍等人和粟裕一起赶了过来，他们见到毛主席黯然无恙后，感觉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粟裕快步走到毛主席身边，小声对他说道：“ 毛委员，好险啊。”
毛主席看着不知何时睡着了的陈添裕说道：“多亏了这位陈添裕和牛枯朴的乡亲们啊！”
不知过了多久，原本沉浸在睡梦中的陈添裕突然听到有人在喊自己，睁眼一看是陈兆祥书记，自己现在正躺在一个房屋内，腿脚上的伤口已被精心包扎，赤卫队的战友们正在用缝衣针挑他脚上的刺。
陈兆祥的旁边，站着用感激的目光看着他的贺子珍。
贺子珍见陈添裕醒了后，拿出了几块大洋，说要感谢陈添裕救了“老杨”一命，陈添裕听后直接从床上爬了起来，说道：“使不得！你们从那么老远来，那么辛苦地帮着我们这些穷人做好事，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一个粗人也没什么可以报答你们的，就出一些蛮力而已，用不着道谢，对了，杨先生的身体怎么样了？”
此时，毛主席的病经过刚才的颠簸已经好了一大半，他正在外面用小本子记录帮助自己的牛枯朴村村民的名字。
当毛主席听说陈添裕醒了后，立马走进了房间里，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遍陈添裕，然后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对他说道：“陈添裕同志，我们要走了，谢谢你啊！”
之后，毛主席从本子撕下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一行字交到了陈添裕的手里，说道：“我忘不了永定的牛牯扑人！等革命成功了，你就拿着这张字条来找我，记住，你一定要来找我啊！”
之后，毛主席和贺子珍、粟裕等人就离开了。
来自北京的邀请
陈添裕没上过学，他将“杨先生”留给自己的字条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也没看明白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小心翼翼的将这张纸条放入内衣口袋里后就回家了。
陈添裕刚到家没多久，突然间感觉喉头一甜，“哇”的一声吐出一滩鲜血来，陈添裕并没把这当回事，觉得应该是自己刚才背着“杨先生”赶路的时候给“累伤”了，只要随便买几副草药养一养就好了。
陈添裕知道“杨先生”的真实身份是在两年后，也就是1931年11月的事情，一位知晓当年内幕的同志，喜气洋洋的告诉他：“当年你救的那位‘杨先生’，其实就是毛泽东，不久前在江西瑞金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了！”
陈添裕对此也很高兴，他回到家后翻箱找柜地寻找当年毛主席留给自己的那张字条，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这也成为了他心中的一大遗憾。
时光荏苒，一眨眼又是22年过去了，1953年的春夏之交，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福建省省长的张鼎丞收到了北京毛主席发来的电报，要他帮忙寻找当年在永定县岐岭乡牛牯扑中救了自己一命的陈添裕，找到了的话邀请他来北京，国庆节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列席观礼。
当永定县的工作人员奉上级命令找到陈添裕时，得到了一件不幸的消息：因为之前陈添裕对身体不重视，小病拖成大病，患上了肺结核，在那个年代，肺结核就相当于绝症。
当陈添裕从县里同志那里得知毛主席邀请他去北京参加4周年国庆典礼时，当即就哭了，只见他一边哭，一边咳血，一边说道：
“我，我把杨先···毛主席给我的字条弄丢了，哪里还有脸，还有脸去见他啊！咳咳，没想到过去了24年，他却还记得我，咳咳，还请我去北京做客。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好龌龊（这里是方言，肮脏的意思）呦，万一弄到了毛主席的身上，我哪里对得起他！”
此时陈添裕的肺结核已经到了晚期，的确不适合远行，无奈之下，陈添裕只得让自己的堂弟陈奎裕代替自己去北京观礼。
1953年10月1日晚上，毛主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酒会，宴请来自国内外的各位嘉宾，并亲自给他们一一敬酒。
当举着酒杯的毛主席走到陈奎裕所在的位置时，看了一眼桌子上“陈添裕”的名牌，笑着摇了摇头，对比自己矮很多的陈奎裕说道：“你肯定不是那个背着我爬了三座山的陈添裕，我个子这么高，如果24年前是你背我的话，我的脚一定会拖到地上去！”
陈奎裕没想到毛主席观察的竟然这么仔细，在他来北京之前，陈添裕曾千叮咛万嘱咐，不能将自己的病情说出来，不能给党和国家，以及毛主席添麻烦。
因此陈奎裕只是带着歉意说道：“我哥陈添裕因家里有事来不了，所以托我来北京，并问主席好。”
毛主席点了点头，拉着陈奎裕的手说道：“当年在牛牯扑治病的经历，对于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我一直惦记着你们。从没有忘记你们，共和国也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
一年后，陈添裕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最遗憾的就是他没能再见到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