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底，毛主席亲自致电远在湖南的一位老汉，邀请这位老汉前往北京，共商“建国大计”，然而，这位老汉却以“半肺残躯，老迈无为”谢绝了毛主席的好意。
同年10月，毛主席又亲自来函邀请这位老汉赴京，毛主席一片拳拳赤诚之心，终于打动了这位老汉，老汉应毛主席之邀来京游赏，但仍没有答应毛主席的任职邀请。
1950年2月，毛主席再次邀请这位老汉担任中南军政委员及参事室主任，老汉仍以老病为由托辞，毛主席曾在收到这位老汉的回信后风趣地说：“挂个名也好嘛！你只开开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起身就走嘛！”
那么，这位老汉到底什么身份？他和毛主席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以至于毛主席连续三次邀请他来京就职呢？
关于这位老汉和毛主席的故事，还要从1879年开始说起。
国民党“元老”
这位老汉名叫仇鳌，他的身份可一点也不简单，他是国民党创始元老级人物之一。
1879年8月8日，仇鳌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归义乡一户普通的佃农家庭，仇鳌从小家境贫寒，他帮家里人务农直到15岁才到乡塾读书。
仇鳌1902年通过了长沙府学宫的学试，成为了学宫的一名学生，1904年赴日本明治大学修习政法。
仇鳌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不久后仇鳌加入华兴会，1905年仇鳌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11年，仇鳌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到湖南改组了中国同盟会，次年，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仇鳌被担任中国国民党湖南副支部长，并兼任湖南省民政内屋司司长。
仇鳌和毛主席是在1921年相识的，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毛主席正着手在湖南建立我党地方组织。
1921年，为了党团干部们能更好地学习先进理论与知识，毛主席与何叔衡等人决定在长沙兴办一所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校。
但是，在长沙兴办学校有两个很棘手的问题，一个是办学经费不足，一个是学校的选址难以决定，于是，毛主席想到了德高望重，关心国民教育的国民党元老仇鳌。
仇鳌是当时革命的“长辈”级人物，他作为革命前辈资历很深，思想进步且学识渊博，他还关心国民教育，深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
当时，仇鳌在长沙正举办“船山学社”，船山学社是一所三进四合院，林木青翠，空山传幽，是适合学习的好地方。
于是在1921年11月，毛主席何叔衡来到船山学社拜见仇鳌，毛主席向仇鳌提出，想要兴办一所“新型大学”，毛主席向仇鳌提出了对这所新型大学的规划：采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现真理，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流传于社会。
仇鳌欣然同意，他向社会各界筹集了好几千大洋作为办学经费，并将船山学社好大一部分房屋作为办学用址，仇鳌与毛主席、何叔衡等人商议，将新型大学定名为“湖南自修大学”，仇鳌被选为校长，毛主席任教务主任。
湖南自修大学是我国第一所研习马克思主义的大学，在仇鳌的帮助下，来到自修大学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湖南自修大学越办越兴旺，成为了我党在湖南公共活动的场所，有了这层交往，仇鳌成为了我党亲密的朋友。
此后湖南自修大学还建立了图书馆，创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在湖南影响深远。
然而，湖南军阀赵恒惕却对此深有不满，他与仇鳌向来不和，仇鳌帮助党外人士兴办大学恰好成为了赵恒惕攻击仇鳌的“借口”。
1922年底，仇鳌被迫辞去船山学社社长和自修大学校长的职位，前往欧美考察留学，自修大学一应事物全权交由毛主席管理，并由何叔衡接任了船山学社社长的职位，次年年底，自修大学被赵恒惕封闭。
仇鳌在欧美考察留学历时三年后归国，此时毛主席已前往上海组织工人运动，得知仇鳌归国的消息后，毛主席连夜书信一封给仇鳌，向仇鳌阐明了革命形势并旁表思念之情，毛主席等共产党人对仇鳌影响极深，仇鳌此后为革命奔走不无受到毛主席等人的影响的原因。
1926年3月18日，以李大钊为首的北京各界群众为抗议帝国主义者的霸道行径，在天安门前举行了一万余人的反帝示威游行，盘踞在京的“北洋之虎”段祺瑞下令卫兵开枪镇压游行队伍，致使37人死亡，199人受伤，酿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毛主席悲愤痛书《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在告书中指斥段祺瑞的卑劣军国主义行径，号召全国人民加入反对霸权主义的队伍。
仇鳌适时也正在北京，得知三·一八惨案发生的消息后，仇鳌深为痛心，他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发表了宣文怒斥段祺瑞政府是帝国主义走狗政府，并宣言称“誓死驱逐（段祺瑞），不达目的，绝不休止”。
仇鳌为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同乡女大学生杨德群烈士召开了追悼会，并主持编纂了《三·一八惨案湘籍六烈士纪念册》，以告慰牺牲烈士的在天之灵。
1926年冬，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湖南，是时正担任战地委员兼民政司长，负责北伐队伍的后援任务，仇鳌还主持编辑《湖南民国日报》，他聘请了共产党人谢觉哉、龚饮冰作为主笔编辑，宣传革命形势，号召广大农民响应农民运动。
然而，1927年夏，湖南军阀何健发动了“马日事变”，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与我党亲近的仇鳌也在讨伐之列，叛军首领许克祥包围了仇鳌家大肆搜捕，仇鳌幸得我党地下组织相救才幸免于难，仇鳌与我党的关系在这一次又一次患难交流之中，更加深了。
“拭目瞰神州”
抗日战争期间，仇鳌出任国民党国民参议员，在湖南各地战区负责接济难民的工作，国难当头，仇鳌倾尽家财兴办工厂，使得难民可以自食其力，免遭冻饿之苦，同时也理由工厂为抗日前线提供军备物资。
为了更好地支持抗日，仇鳌还多次向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介绍了许多意欲救国的家乡亲友和社会进步青年，许多抗日战士在仇鳌的介绍下奔赴抗日前线，其中不乏日后成为我党名将的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民欢庆中国获得“新生”，可就在和平的背后，一股暗流却悄然来临。
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大肆迫害和屠杀共产党人，中国这片刚劫后苏生的土地又蒙上的战争的灰烬。
蒋介石发动内战，意欲实行独裁统治，为此，蒋介石需要得到国民党元勋老人的支持，蒋介石成立“勘乱建国委员会”，重金聘请仇鳌担任委员会成员，仇鳌断然拒绝。
仇鳌与蒋介石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熟识，二人本是革命的战友，来往甚密，可逐渐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暴露，仇鳌遂不再与蒋介石来往，对蒋介石差人给他送来的聘礼和公费，仇鳌命人打包原路退回，一分钱也没领。
蒋介石在仇鳌这吃了哑巴亏后仍不死心，此后又下令任命仇鳌为两湖监察使，这次并不是文绉绉的“礼聘”，而是直接下令让仇鳌就任，其威胁之意不言而喻。
可仇鳌却拒不赴任，反而写了封文书直寄蒋介石家中，仇鳌在文书中痛批蒋介石之荒谬，劝蒋介石“痛改前非”。
蒋介石读罢大怒，可考虑到仇鳌是国民党元老，强忍杀心没有动手，此后与仇鳌几乎断绝了联系，仇鳌也被国民党高层排挤在外。
仇鳌也深知蒋介石的“蒋家王朝”实已是风光外表而腐败其里，蒋介石的统治早已丧失了民心，他将中国未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毛主席与中国共产党身上。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节节败退，1949年夏，毛主席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直驱江南，势不可挡。
这期间，我党的地下组织与仇鳌取得了联系，地下党的同志向仇鳌转达了毛主席、李维汉、谢觉哉等仇鳌老友的问候，希望仇鳌用自己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和声望，帮助实现我党的解放事业与国家统一大业，仇鳌欣然应允。
其时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正领50万大军盘踞于湖、广一带，企图对我党大军负隅顽抗，仇鳌找到白崇禧，以故旧挚友兼国民党党内长辈的身份，苦苦劝说白崇禧脱离蒋介石举旗独立，白崇禧却摇头拒绝。
此后，仇鳌又劝白崇禧息兵归隐，以免战争一发，百姓生灵涂炭，这个建议也没被白崇禧采纳。
仇鳌见劝阻白崇禧无望，转向支持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举义，程潜总览军政事宜，而仇鳌则暗中负责与外界联络。
1949年7月初，面对我党人民解放军气势汹汹南下，白崇禧沿湖桂线布下防守，企图作垂死挣扎。
大决战将临之前，白崇禧曾乘车来到仇鳌所居寓所，劝仇鳌道：“共军大部南来，气势汹汹，而长沙实乃两军必争之地，战祸实难幸免。仇老先生年事已高，此时尚居此危城，实在让人放心不下，我有意派军卫护送老先生前往广州，不知老先生意下如何？”
仇鳌沉默不语，良久才回答白崇禧说：“国民党腐败透顶，实你我所共知，为何不弃暗投明，还黎民百姓一个安生呢？”
白崇禧劝仇鳌说：“我固知仇老先生和毛泽东等人有故旧之宜，但如今是两党为争夺天下而战，先生乃是党国之元戎，万不可置三民主义于不顾而转投共产主义，望先生三思！”
仇鳌愤然拂袖说道：“我倒是望你三思！三民主义至今已见不得一点踪影，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余年，而今已成鱼烂之局，党国内部崩坏，外部则践踏百姓，而你如今却想用区区50万已溃之军，阻共南下，此举徒害百姓而已，百无一利！我老了，早置生死于度外，但求死而无憾，别无它虑！”
白崇禧被仇鳌一顿痛批，灰溜溜走了，却并不死心，当天下午白崇禧又差人给仇鳌送来一大包金条充作路费，坚持要仇鳌离长赴粤，仇鳌让侄子将金条原封不动退回，以表示绝无去志。
是年仇鳌已年届71岁，他曾在71岁诞辰之际赋诗言志，其诗云：
鸿洞风尘里，稀年又一周。
龙钟添暮景，鱼烂有深忧。
梦醒天难晓，鸡鸣雨未休。
老夫心力殚，拭目瞰神州。
仇鳌在诗中充分表达了他对忧国忧民的情怀，也表达了他盼望全国解放，国家统一的急切心情。
7月28日，解放军逼近长沙，白崇禧被迫将部队撤驻衡阳，是时程潜行将起义的消息传到了白崇禧的耳中，白崇禧勃然大怒，派轰炸机对长沙进行狂轰滥炸，并对仇鳌所在公寓实行定点扫射，所幸仇鳌当时并不在家，白崇禧企图抹杀这位“党国元戎”的计划落空。
1949年8月4日，程潜、仇鳌等人联名宣布长沙起义，毛主席和朱德立即致电程潜、仇鳌，称赞他们“义声昭著”，长沙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城，全国百姓夹道欢迎。
仇鳌在欢迎解放军的宴会上抚须长笑道：“这次（长沙）和平解放，不放一枪一炮，百姓安居乐业，实乃38年以来绝无仅有之盛举！”
党的“诤友”
建国以后，1950年3月，毛主席曾亲自向程潜、仇鳌、陈明仁、唐生智四人致电，希望四人以国民党爱国人士身份，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策。
仇鳌与程潜、陈明仁、唐生智四人是长沙和平解放的“功臣”，毛主席对他们十分看重，此时仇鳌正隐居在故乡归义乡汩罗山村中，无意于在官场就职。
于是，仇鳌给毛主席回了很长一封信，一方面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也表示自己已然年迈，无意于再参与官场理政，仇鳌在信中说:“亦山半肺残躯，老迈无为，愿居林泉，以度余年。”
亦山是仇鳌的字，他在1947年时曾因肺癌做手术割去过右肺，故此后便自称为是“半肺老人”。
毛主席尊重仇老先生的意愿，在同年10月，毛主席再次向仇鳌致函，希望仇鳌能赴京为建设新中国尽一份力，毛主席的信情意绵长，并在信末写道：“纵献上无意职位，亦请来京欢叙。”
仇鳌深受感动，遂不再推辞，带上了他的秘书陈曼若、莫钧一以及侄子仇硕夫前往北京。
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以及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在车站迎候仇鳌，仇鳌到北京后，下榻于北京饭店中央招待所。
李维汉陪同仇鳌在北京游玩参观，短短三年，北京的气象却如换了一番天地，如今的北京百废俱兴，仇鳌目睹北京的深刻变化，不由得抚今追昔，感慨万分。
毛主席忙完国家事务以后，在中南海摆设下家宴，为仇鳌接风洗尘，张世钊、林伯渠、李维汉等党内外知名人士也参与了此次接风宴。
宴会上，毛主席动情地说：“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亦山先生对我们的帮助可谓最大，亦山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自修大学的校址，还为我们筹措了好几千大洋的费用，亦山先生是我们党最要好的朋友，我们是不该忘记亦山先生的恩情的！”
1950年2月，毛主席再次邀请仇鳌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参事室主任，仇鳌已老病托辞，可毛主席却风趣的说：“你只来开开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走嘛！”
在毛主席一次又一次至诚邀请之下，仇鳌终于答应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以及参事室主任，仇鳌出任要职后，并没有"挂职吃饷"，而是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为我党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
1951年，在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前夕，仇鳌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达数千字的长信，仇鳌在信中叙述旧日情谊之后，也在信中针砭时弊，剀切陈词，对国家既存的问题直言不讳，为国家发展给出了许多诚挚而中肯的意见。
毛主席在认真阅读完仇鳌的来信后感慨万分，受用非常，他随即给仇鳌写了一封回信，并在信中说道：“共产党就是需要你老这样的诤友！”
1970年2月9日，仇鳌因病久治不愈逝世，享年92岁，仇鳌身后，遗骨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