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文中主人公鲁晓坤是我姑爷的大儿子，他1968年入伍，1972年提干当司务长，1985年以副教导员身份转业。进入一家大型地方国企当保卫科长，此后一直安稳工作至退休。
1968年3月18日，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日子。因为就是这天，我终于穿上了军装，告别故乡，从此踏上了从军路。
当天，全县待入伍的新兵共有100多人，在县中学操场集合后，便戴着大红花，在接兵领导的指挥下，步行前往县火车站坐火车。
那时候参军非常光荣，沿途父老乡亲们夹道欢送。他们热情地喊着口号，还给我们塞馒头、鸡蛋。那热闹的场面和真挚的情感，让我终生感怀。
到了火车站，大家各自站好队，有序上车。直到下午三点钟，我才上了车。随着笛声响起，我终于踏上了征程。
我之前并没有坐过火车，也不知道最终的目的地在哪里。一路上火车开得相当慢，不断停车等“错车”。开始的新鲜感很快过去，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绪当中。
1950年元旦，我出生在陕西汉中市城郊的铺镇。本来父亲想给我起名鲁建国，但当时大队已经有人叫这个名字了，最后还是我爷翻书，又按照字辈，起名鲁晓坤。
恰逢运动，我们这批中老三届居多，我就是老初三，即1963年上初中，1966年初中毕业，结果却没有高中可读，只能回生产队。
因为我们家在当地人丁单薄，回乡后我也没能分配到好岗位。想去大队小学教书，结果却被书记的侄子顶掉。要在生产队当记分员，结果书记儿子捷足先登。
我不服气，论知识水平和人情交往，我都远胜过那两人。但父亲却劝我，不要去和支书家争，人家是大族，人多势众，争起来我们要吃亏。
直到1968年元月份，我彻底忍不下去了。
当征兵通知下来后，全公社的适龄青年都沸腾了，大家都非常看重这个逆天改命的机会，我自然也不例外。我去公社体检时，还遇到了武装部长，他简单和我聊了几句，对我印象不错。只要体检没问题，我当兵问题不大。
但是体检过后，等了好几天都没有任何消息。听说有穿军装的人到大队书记家家访，我意识到中间肯定出了问题：我被卡了。
我愤怒地要去找大队书记对质，父亲一把拉住了我，说去跟他对质没有用，干脆你去找公社武装部长，求求他看能不能帮帮忙。
父亲咬着牙准备了半斤红糖，一瓶特曲酒，晚上带着我悄悄摸到了公社武装部长家里。叫开门后，武装部长很是惊讶，不过他对我还有点印象，招呼我们进了门。
公社的武装部长姓赵，并不是我们本地人，也是军人出身。我跟他讲了自己体检的情况，又说了自己这几年屡次被针对的事。赵部长脸色忽晴忽暗，最后他沉着地告诫我们，这事他会想办法，不要声张。
走之前，他将我们带过去的东西又塞了回来，还拍着我的肩膀说：家里不缺这些，以后若是去部队了好好干，探亲的时候来家坐坐。
虽然他没有打包票，但听到这样说，我们也知道这事大概率是成了。回家的路上，父亲还叮嘱我，不要忘了赵部长的帮助，以后去了部队不能丢人。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没过两天，赵部长陪同征兵干部到家里来家访了。流程顺利走完后，我也拿到了入伍通知书，3月18日这天，踏上了征程。
我当时服役的部队是兰州军区某野战部队，驻扎在甘肃武威。在新兵营训练时，因为一个特别的举动，我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也让我以后的从军路与众不同。
当时部队生活比较艰苦，物资供应也紧张，恰逢乍暖还寒季节，蔬菜就只有土豆和大白菜。许多战友天天吃这些，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有些怨言。我去炊事班帮厨时，便向炊事班班长提出，做一些浆水菜，下面条时用当作哨子，也算多个花样。
浆水菜是我们老家的一种特色酸菜，制作方法简便，发酵时间也比较短，两三天即可食用。在老家，几乎家家制作，是我们陕南地区非常普遍的一道美食。班长接受了我的建议，在我的指导下，做了一小坛，战友们都觉得好吃。
班长将这个功劳算在了我头上，新兵连长表扬了我，还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去炊事班。我不是很想去，总感觉炊事班就是厨子打杂的，没有作战部队的威风。
连长批评我，革命工作不分贵贱，将工作划分为三六九等本身就不对，其次炊事班的责任重大，关系到全连战士的后勤伙食。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大家都吃不好，饿着肚子打仗，怎么可能保持高昂的士气打胜仗。
连长的话让我汗颜，于是下连队时，我放弃了战斗排，选择了炊事班。炊事班班长对我愿意当炊事兵也很高兴，他觉得我是一个好苗子，工作中认真指点，教了我不少做菜的手艺。
在班长的提点下，很快我就上手了，而且炊事班有个好处，和连队的战友们关系很容易处好。我每天都在琢磨怎样改善伙食，更新花样，让大家吃好。
给养员退伍之后，我便接替了他的职位，负责炊事班的物资采买工作。我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在当时文化程度算不错，而且认真负责，经手的钱从来没有出过错。
1970年4月份，我被提拔为炊事班班长。只用了两年时间，我就从一名普通士兵干到了班长，实现了一个飞跃。同年我又入了党，战友们都说我才20岁，前途无量。我知道大家在开玩笑，但内心深处不免有些期待。
此后工作中，我更加勤勉负责，先后参与了许多规章的制定，还在军报上发表了小文章，虽然只是豆腐块，但也算是小小出了个名。
1972年12月份，我正式被任命为连队的司务长（正排），成为一名军官。当年春节，我终于踏上了回家探亲的路。
父母得知我提干成了军官，喜不自胜，毕竟从农民成为干部，完全称得上是“鲤鱼跳龙门”。回家后待了两天，我便带着礼物前去拜访赵部长。
当我看到赵部长的时候，大为震惊。还不到50岁的他已经半头白发，而且卧病在床，看起来非常不好。我向他讲了自己在部队上的生活，当他得知我已经提干后，十分高兴，强打起精神向我祝贺。
赵部长却没有那么的幸运，在运动中他受到了冲击，不但被停职检查，每天都要做检讨，而且身体也垮了，得了重病，他妻子为了保全自己，也跟他离了婚。
看着赵部长的处境，我内心五味杂陈，但除了给他留点钱之外，也无能为力。回到家后，我跟父母说了赵部长的情况，父亲也是长叹一口气，说赵部长站错了队，现在被整得很惨。但这种斗争，普通老百姓也参与不了，只能念叨一句“好人不长命”。
走之前，我又去探望了一次赵部长，可能是命不久矣，这段时间他倒是难得在家休养。赵部长拉着我的手唏嘘不已，说道自己平时与人为善，帮了那么多人，但倒霉了以后，大家却都避之不及，生怕沾上关系。而我在知道情况后，还能来看他，让他感动不已。
我倒是没想那么多，不管别人怎么看，对于我而言，赵部长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贵人。走之前，赵部长面露难色跟我说，能不能求我一件事。
原来他现在病入膏肓，已经无力回天，他也做好了思想准备，但他放不下自己的女儿。虽然他老婆跟他离了婚，但也受到了冲击，现在日子不好过。她女儿赵兰兰初中毕业之后，在隔壁城固县那边的农村插队，过得也很辛苦，之前他还能照拂一下。
若是他去世了，十六岁的女儿孤身一人在那边，他担心她一个人难以支撑下去。但他现在的处境堪忧，也没有人可以托付，只能求我帮忙关照。
看着他一副托孤的神情，我实在无法拒绝一位恩人的临终请求。我郑重向他保证，以后一定会当妹妹一样，照顾好她女儿。
赵兰兰的插队竟在我外婆家的大队，我忙着回部队，没有时间过去看望，就让母亲尽快回娘家一趟看看情况，帮衬一下。
当我回部队三个月后，收到了赵兰兰的信。赵部长在我走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我父母在背后帮她处理丧事，她非常感谢。
我回信劝慰她不要伤心过度，要好好生活，保重身体，有什么困难就写信告诉我，或者直接去找我父母，我们都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她。
每次回家探亲，我去看望外婆时，都会去看望她。由于我的缘故，舅舅们对她也很是照顾，相比较其他插队的知青，她的生活处境有了明显改善。
随着我们通信越来越频繁，彼此之间也有了好感。但她始终心有顾虑，生怕影响我前途，毕竟她父亲身份敏感。我悄悄向团政治部副主任说明了情况，结果他哈哈大笑，说没什么影响，军队和地方没太大关系。
我告诉兰兰不影响，让她不要有心理负担。1976年，我们两人结了婚，婚后兰兰便在家里照顾父母，分担家务，我依然在部队打拼。
1985年大裁军到来，我也脱下了17年的军装，转业回了老家，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当了保卫科长。此后几十年，我们俩互相帮扶，一起走过了大半辈子。
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一辈子的因缘际遇十分戏剧化。当年的奋力一搏，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让我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踏上了从军路。提干后回乡探亲，心念一动去看望武装部长，竟见证了他临终托孤。更加没想到的是，他托孤的对象竟然成了我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