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贵州军区成立,担任司令员的,是率部解放整个贵州的原二野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担任军区政委的,则是原第五兵团政委的苏振华

两人的任命,很快被发布到了报纸上。

此时,在贵州遵义县枫香镇一带当泥瓦工的孔宪权看到这个消息,尤为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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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宪权

他立刻给杨勇和苏振华写了一封信,信的大致内容是,自己当年在娄山关战斗时没有牺牲,现在还活着,希望能够给自己安排一个力所能及的职务。

杨勇,苏振华接到信后,非常惊喜,赶忙回信,与此同时,他们将信也传给了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

黄克诚是两人的老领导,同时也是孔宪权的老领导,他知道孔宪权还活着时,也很高兴,将信转给了有关部门。

不久,中共遵义地委发布命令,任命孔宪权为第七区副区长

黄克诚

几天后,枫香镇的大街上,开来了一辆整个遵义唯一的一台美式吉普车。

没见过汽车的乡亲们很是诧异,大家并不知道这辆汽车的来意,不一会儿,汽车停在了孔宪权的家门口。

乡亲们眼睁睁看着这位叫孔宪权的泥瓦工,被车上的来人,邀请坐到了车里。

相对于汽车来枫香镇的震惊,乡亲们更加惊讶的,便是孔宪权的真实身份。

孔宪权是如何认识杨勇,苏振华的?他的一生,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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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

1911年的一天,孔宪权出生在湖南浏阳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由于家贫,孔宪权少年时期,吃了不少的苦头,后来,为了改名自己的命运,他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并于19岁时,正式参加了红军。

红军是一支为老百姓当家做主的部队,孔宪权知道,在这样的一个乱世中,要想苟延残喘,并不容易,参加红军,才是最为正确的选择。

最重要的是,孔宪权明白,相对于自己家庭的苦难来说,参加红军,更能保障他能每天吃上饭。

怀揣着每天能够吃上饭的“理想”,孔宪权参加了彭德怀领导的红军队伍。

参军以后,孔宪权逐渐明白了红军队伍的信仰,是要解放全中国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是要让所有穷人都能吃上饭,吃饱饭,人人有衣穿,人人有田种。

人一旦有了信仰,就会变得“无所畏惧”

当场参军只是为了吃饱饭的孔宪权,从此改变了自己的“理想”,开始投入到真正的革命中去。

在中央苏区时,每逢作战,孔宪权都会勇猛地冲锋在前,因而他的职务也是一升再升,先后当了排长,营长等职。

1934年,孔宪权以师侦察参谋的身份,参加了长征。

长征之初,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部队损失很大,等红军到达贵州遵义后,由于人数不够,红三军团不得不取消师的番号,缩编为团。

这时,红三军团直辖第10、第11、第12、第13团,孔宪权担任了12团作战参谋。

红军一渡赤水后,为了摆脱10多万川军的围追堵截,毛主席决定回师贵州,二渡赤水,先夺娄山关,再占遵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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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山关处于大娄山主脉的脊梁上,东西两侧群峰突起,地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同时,娄山关也是黔北著名的古战场,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驻守娄山关的是贵州军区王家烈的“双枪兵”

要夺遵义,必定先占娄山关,中革军委几经思考,最终将夺取娄山关的任务,交给了红三军团。

彭德怀深思熟虑后决定:“12团和13团为先锋团,攻取娄山关”

作为12团作战参谋的孔宪权接到命令,不敢耽误,立刻赶在大部队前,侦察敌军情况。

1935年2月26日,12团抵达离娄山关30里的桐梓县城,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部队战士们都很饥饿疲惫,当众人正想休整时。

12团团长谢嵩听到了侦察兵的报告:“昨日下午,13团已在娄山关半腰和王家烈的“双枪兵”展开激战,双方正对峙在关口下。”

谢嵩听后放弃了全团休整的计划,即刻带着部队,直奔娄山关。

冲刺在最前面的,就是孔宪权。

当孔宪权带着侦察兵来到娄山关南侧的黑神庙时,当场就和敌人交上了手。

在孔宪权的指挥下,部队有条不紊地对敌人进行反击。

可是随着敌人援军的大幅度驰援,部队的阻击力量,越来越薄弱。

眼看情况不妙,孔宪权独自站了起来,用手枪射击敌人。

敌人看到孔宪权的样子,像是一个当官的,立刻向他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说时迟,那时快,孔宪权正在向敌人射击时,他忽然感到身体不由自主的向右倾斜。

原来,敌人的机枪子弹,已经扫射到了他的左腿胯骨里。

看到孔宪权倒在血泊中,敌人冲了上来,孔宪权用力将自己滚到旁边的一个水沟里,正在他继续拿枪反击时,12团3营营长邓克明带着大部队赶到了。

终于等到了援军,一直憋着一口气的孔宪权,终于舒展开来,随后,他被送到了战地卫生所。

经过检查,孔宪权的左腿胯骨里,中了敌人六颗机枪子弹,留下了十二个枪孔

之前战斗时,孔宪权还不觉得有什么疼痛,这时到了医院,他实在是忍受不住,大叫了起来,众人看到他的脸色,滴落着一颗颗黄豆大的汗水。

战地卫生所的医生见孔宪权疼痛得厉害,便将一小杯的玛卡水递给他喝。

孔宪权喝了一口,但这并未压制住他的痛感,那天晚上,孔宪权因为疼痛,叫了一夜。

与孔宪权一同在战斗中负伤的,还有时任12团政委的钟赤兵。

钟赤兵比孔宪权还惨,因为他的右腿被敌人打烂了,为了保命,医生不得已将他整个右腿锯掉,使他成为了独腿将军。

当然了,钟赤兵也有比孔宪权幸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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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赤兵

娄山关战役结束后,部队需要长征,大家都知道,前方的路依然艰难险阻,为了伤兵着想,部队命令负伤严重的,将其安置在老百姓的家里,等将来革命胜利再来接。

钟赤兵比孔宪权幸运的地方就是,他本来被安置在老乡家里,但是他本人却是不愿意,最终,他的坚持,感动到了彭德怀,继续跟随部队走上了长征。

孔宪权没有坚持下去,而是被安置在了当地。

不过,部队对孔宪权还是很照顾的,不仅给他留下了一名通讯员和一名医生,还按照团级干部的标准,给他留下了不少的大洋,而部队将他安置的老乡家里,也是大户,即当地的地主宋少前。

宋少前是当地的一名郎中,开了一家药铺,虽然是地主之家,但是他为人比较开明,经常无私地帮助红军伤员,因而部队对于宋少前,也是比较信任的。

在离开遵义时,部队给宋少前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好好对待孔宪权,并且保护好他,等将来红军还会再回来的,到时候,如果孔宪权有了什么问题,便拿他是问。

由于红军的叮嘱,再加上宋少前本人比较上心,因而在几个月后,孔宪权的伤势,就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1936年“西安事变”后,孔宪权在报纸上看到了部队的消息,他想要离开寻找党组织。

但是宋少前执意不同意。

宋少前:“你不能走,假如几年后红军回来了,看到你不在这里,我该去怎么证明我保护了你啊?”

孔宪权一想,也是这个道理,因而就继续留在了宋少前的家里。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局势更加混乱,孔宪权坐立不安,最终,他还是离开了宋少前的家。

遗憾的是,此时的孔宪权已经没有办法和部队取得联系了,而且再加上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10厘米,走起路来完全是一个跛子,孔宪权也没想再去找党组织,以免给部队增加负担。

由此,孔宪权走上了漫漫的“流浪之路”

几经辗转,孔宪权来到了遵义县枫香镇,在这里,为了谋生,他当上了一名泥瓦工。

除此之外,由于当年他读了一些书,比较有文化,因而也多次帮助当地人打官司,教小孩子学习。

虽然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是孔宪权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仍然在以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在另外的道路上,发光发热。

没多久,有人将孔宪权是红军的消息给传了出来。

红军在长征时,无论经过什么地方,都对当地的老百姓很好,枫香镇的老百姓,亲身体验过红军部队与其他部队的不一样,大家都是拥护红军的。

因而当众人得知孔宪权是红军时,对他的态度更加亲切了。

之后还有人专门去找孔宪权,用新鞋子,新衣服,来换孔宪权穿旧的鞋子,衣服,大家都喊他为“活着的红军菩萨”

孔宪权也乐于帮助乡亲,因而在枫香镇,孔宪权还算是活得比较自在。

他的这份安静平和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950年。

新中国成立时,孔宪权为之高兴,那个时候,他也想要回归到党组织,但是没有自己熟悉的人,直到1950年时,当孔宪权在报纸上看到自己当年红三军团的老战友杨勇,苏振华当上了贵州军区司令员,政委时,他的一颗心再也等不下去了。

因而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杨勇,苏振华对孔宪权这位老战友,记忆犹新,此时得知他还活着,很是高兴。

当两人看到孔宪权想要再次为党组织工作时,当即将消息告诉给了黄克诚。

说起来,当年孔宪权入党时,黄克诚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因而对于孔宪权还活着的消息,黄克诚也很惊喜。

之后,在黄克诚等人的鼎力协助下,孔宪权复出,被任命为了第七区的副区长。

不过没多久,遵义就有了更适合孔宪权的职务。

1951年,是建党30周年,中共遵义地委决定成立“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由于孔宪权曾在红军中的职务较高,并且亲身经历了遵义会议的前后。

因而孔宪权被任命为了筹备委员会的秘书。

上任以后,孔宪权兢兢业业,完成了各种复杂,困难的任务,1955年,遵义会议正式开馆。

孔宪权,被任命为了首任馆长。

1958年,邓小平前来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高兴地对孔宪权说:“你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最佳的人选。”

后来,在孔宪权的努力下,毛主席还亲笔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送给纪念馆。

晚年的孔宪权,更是创造了一个传奇,特殊时期结束后,他多次接见了外国作家和记者,美国著名的作家哈里森·索尔伯兹里,在听了孔宪权的故事后,还将他写进了自己的书里《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进行大篇幅的介绍。

1988年,老红军孔宪权因病去世,享年78岁。

全国七大军区,为其发来了唁电,能够得到如此的殊荣,孔宪权可谓是“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