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刷博物馆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在这座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刷专业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红色文物——马背上的印刷机。
中国印刷博物馆馆长孙宝林先生，在一次节目中讲述了“马背上的印刷机”背后的故事——
从外观上看，它只有一个手提箱大小，三十多公斤重，造型迷你、拆卸便捷，一头骡子、一匹马就可以驮走，因此也被称作“马背上的印刷机”。
▲收藏于中国印刷博物馆的革命文物《马背上的印刷机》
1940年至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日军加大对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
深夜里，借着微弱的星光，一支八路军小分队，正在山间小路上匆忙行进，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分解开的印刷机、铅字等设备，原来这就是“可移动”的《晋察冀日报》社。
当时只有20岁的记者陈春森就是队伍中的一员。1938年春天，他和报社社长邓拓等人一起组建新闻队伍，成立了《抗敌报》，也就是《晋察冀日报》的前身。
▲收藏于中国印刷博物馆的《抗敌报》——《晋察冀日报》的前身
▲收藏于中国印刷博物馆的《晋察冀日报》
最初，报社只有五个人，很快就发展到了六七十人，再到五六百人，最多时有1400人。这些青年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翻太行、越长城，与日寇周旋，边打游击边办报。
“带着八匹骡子，奔到大山游击办报，而且出版铅印日报。我们根据这个目标一干（就是）八年，没有一个人动摇，没有一个人撤退。中间牺牲了58个烈士，都是青年人。”陈春森回忆道。
当时打的是游击战，报社要随部队频繁转移。可是，一台老式印刷机有一吨重，抬着它没法跑山路，报社的同志们就想尽办法改造印刷机。
后来，大家把铅印机改造成石印机，重量就减轻了一半。这样一来，八匹骡子就能驮走一个铅印厂。到了1943年，印刷机又被改进成现在收藏在中国印刷博物馆的“马背上的印刷机”。因为重量成了30公斤，一匹骡子就能背走了。
▲马背上的印刷机研制者 报社工人牛步峰
别看它简陋，只有手提箱那么大，可一旦敌情紧张，这台印刷机很快就能拆成七个部件，最大的也不过5公斤重，甚至可以靠人背着翻山越岭。敌人轰炸时，报社人员可以在山洞里写稿；日军围困时，他们也能躲在老乡家牛圈里排版印刷。只要有相对安宁的24小时，一期日报就可以出版。
《晋察冀日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国际新闻、国内新闻，又有漫画、顺口溜、诗歌等，还会经常刊登一些易于传唱的歌曲，很受老百姓欢迎，成为当时根据地广大军民了解八路军政策和根据地战况的主要渠道，被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称赞为“民族的号筒”。
据陈春森回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都是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的。
一张薄薄的报纸，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利器，也因此被日本侵略者视作眼中钉，肉中刺。1941年夏天，敌人包围了《晋察冀日报》社驻地阜平马兰村，用机关枪和刺刀逼迫乡亲们说出印刷机埋藏的地点。可任凭日寇威逼利诱，没有一个人出声。恼羞成怒的鬼子气红了眼，疯狂地抽出刺刀……19位乡亲倒在了血泊中。
一张报纸十万兵。对敌人来说，它是精神武器；而对于广大人民来讲，它就是精神食粮。原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政策理论教研室教授邵维正说，正是通过办报等多种方式广泛发动群众，我敌后根据地武装力量如滚雪球般壮大，最终走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8年6月14日，共出报2800多期的《晋察冀日报》完成了历史使命，发表终刊启事。作为党的号角与战鼓，《晋察冀日报》见证了燕赵大地抗击日寇的烽火硝烟，记录了中华儿女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留下地雷战英雄李勇、狼牙山五壮士、英雄王二小等许多广为流传的经典故事，堪称中国红色文艺的缩影。正如报社社长邓拓在终刊上发表的诗词所说：
毛锥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
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恒岳共峥嵘。
▲《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央视新闻客户端】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