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于美术学院、从未上过电影学院的茹斯汀·特里耶（Justine Triet），在三十多岁时成为了一名电影从业者。作为一个并不算多产的导演，特里耶在十年间仅产出了四部长片作品，但即使如此，她依旧跻身了法国电影的领军人物。
从被法国电影凯撒奖提名的《索尔菲雷诺之战》《维多利亚》，到被戛纳主竞赛单元提名的《西比勒》，再到摘下金棕榈奖的《坠落的审判》，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性，成为了戛纳电影节史上第三位获得金棕榈奖的女性导演。
从不拘束在呆板的教条中，是特里耶的创作信条。在一次访谈中，特里耶曾提到：“导演 Richard Fleischer 1968年的影片《波士顿绞杀者》给了我很大启发。这是一部纯粹的杰作，自然又怪异，兼顾了两种拍摄模式，一种是经典，另一种是野蛮。我钦佩的导演通常是将两种拍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人。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或试图完美掌控的做法都令我感到抑郁。”
《The Boston Strangler》（1968）海报
国内译作“勾魂手”
在《坠落的审判》中，我们常常能感受到一种安静与活力相交织的错置，这也正是它的不落窠臼之处。故事发生的空间并不复杂，时常在桑德拉所居住的小木屋和法院的庭审之间切换，但其呈现的效果却始终是不稳定的，因为影片所采用的影像语言是多变的。
在表现丈夫塞缪尔的坠亡时，特里耶并没有采用悬疑类型片一贯有的惊悚方式，而是更倾向于以一种平和的影像语言呈现这一切——儿子丹尼尔的导盲犬史努比发现了令人不安的气息，向前快速奔去，这时塞缪尔的尸体静静地出现在了观众的眼前，鲜红的血迹在皑皑白雪间蔓延开去。
从丹尼尔在雪地里绝望地呼喊母亲，到桑德拉急切地呼叫救护车，影片都并不倾向于使用蒙太奇来使节奏更紧凑，也不急于展示桑德拉的神态细节。叙事以一种冷静到近乎苍白的方式推进，以至于直到“塞缪尔死了”这个结论的出现，影片都始终弥漫着一种令人感到诡异的平和。
而真正使影片这种略显凝滞的气氛流动起来的，是针对桑德拉的庭审戏。不同于惯常法庭戏中宗教式的、从天而降的视角，特里耶希望能够打破这种传统的方式，在这个相对稳定的场景中拍出运动感。于是她更多呈现不同视点的空间，在不同人的视角之间切换。
这种拍摄方式，不仅使庭审的空间更具逼仄的张力，可以更好地创造出运动的节奏和争论的氛围，而且还有一种象征意味：其实法庭上每个人所说的都是一面之词。
“如今我已经得到了最高的荣誉，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一切再次归于平静的那一刻吧！”对于获奖的事实，特里耶不无幽默地回应道。在人们还习惯于将她与《坠落的审判》这部作品，或是与“获得了金棕榈的女导演”之类的标签相捆绑时，特里耶已经想要从这一切中跳脱出来，去追求全新的自我了。
对于特里耶而言，打破一切、从头再来才是她的舒适区。“我认为电影就是一种不断重塑自我的方式。这是我真真切切的感受。这就是为什么作品之间会互相碰撞，永远不会雷同。”她如是言。
由于片名的法语原文“Anatomie d’une chute”本身具有的多义性，国内关于这部影片的相关争论，自译名起便宣告了开始。影片被正式引进前，民间流传的译名大多是“坠楼死亡的剖析”，而引进后的官方译名则变为了“坠落的审判”，前者侧重分析坠亡事件的真相，后者则更多关注女主角桑德拉受到的审判。
在特里耶看来，中文译名提供了两种更深入的观点，法语原名则相对更为暧昧一些。因为语种差异所带来的翻译争议，与影片中桑德拉所面临的语言困境，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互文。这不仅说明桑德拉处于不同文化的隔阂之中，更强调了影片所想要营构的、暧昧而多义的空间。
这究竟是一场关于坠亡事件的理性剖析？还是一场针对桑德拉——作为妻子、母亲、作家等一系列身份的女性的审判？这种观点的选择，取决于每个观者的经验与自我意志。特里耶最想传达给观众的，仅仅是一种平和的陈述：以桑德拉为代表的女性，处于复杂的境地中。
这种复杂的境地，在影片中被浓缩为了一种交流的困境，并以庭审这一方式极端化地呈现了出来。语言是这种困境的其中一种表征：在亲密关系中，身为德国人的她与身为法国人的丈夫通过英语交流，维持着一种尴尬且极其有限的交流空间；在法庭上，不熟悉法语却被要求用法语出庭的桑德拉，在面对铺天盖地的法语质询时，所遭受的则是一种语言的暴力。
语言的错位，连接的是更深层次的、语义上的多义性。法庭希望桑德拉能够为她的一切行为进行“是或不是”的归类，但桑德拉却依旧用有些无力的语言，试图描述她在面临极端情况时的复杂情感。
很显然，直到最后，这种复杂性也绝不可能通过语义的传达而被理解，桑德拉虽然被无罪释放，但如她自己所言，她完全没有任何获得感。就像一场辩论游戏结束了一样，这场审判有了结果，但这个事件的真相是什么，塞缪尔究竟是怎么死的，特里耶始终没有给出答案。
女主演桑德拉·惠勒在解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身上的暧昧性时，曾给出过一段自己的解读：“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她有没有谋杀，而是她从观众、法庭、家人那里得到的心理投射，如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对待和她同样处境的人，我们如何对待那些不是对每个人都特别亲切的女性，那些不是让每个人都感到轻松的女性。”
不难发现，影片女主演桑德拉·惠勒（Sandra Hüller），与其在影片中饰演的角色桑德拉的姓名完全一致。原因也很简单，这个角色就是为她而写。特里耶想要拍摄一个语言不通的外国女人，并表示“我为她写了这部电影，为她的声音，为她的肢体，我觉得她是能体现着角色复杂性的完美女演员”。
这一点对“复杂性”的需求，恰好照应了特里耶所想要营造的错位的多义空间。但很神奇的一点是，身处复杂性之中的桑德拉，在表演上的呈现却是游离而克制的。除了与塞缪尔争吵时的那段爆发，桑德拉始终处于一种冷淡而迷惑的状态中。
《坠落的审判》开拍前两天，桑德拉曾询问特里耶，“这个角色到底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特里耶并不知道，“但我想让她表现出无辜的样子”，她这样回复道。真相被悬置，一直到电影结束，特里耶也没有给出一个明晰的回答。
仅仅只是“表现出无辜的样子”，成为了桑德拉的表演核心。然而，特里耶并不是希望桑德拉成为一个伪装者，或是一个受害人。她所做的，仅仅就是呈现出这种多义性，或者说是一种“不完美性”。正如她热爱打破常规的创作观念那样，特里耶曾表示，她喜欢塑造一个令人讨厌的、带有一定侵犯性的角色，而不是一个无瑕疵的、单方面受害的角色，因为这并不真实，且是另一层面上的刻板。
作为影片所引发的性别话题中的一环，“从不道歉的桑德拉”是很多观众在影片中所寻找到的女性主义线索。特里耶如此形容桑德拉——“她做事丝毫不带愧疚感，也不会去征得同意”。即使身在审判之中，她依旧可以云淡风轻地说出自己双性恋的事实，并坦然承认自己试图掩盖与塞缪尔的争执，是为了逃避莫须有的指控。
在与塞缪尔的争吵中
桑德拉从未对他感到愧疚
桑德拉与塞缪尔争吵的录音被公开
桑德拉承认自己说了谎
在特里耶看来，“女性主义”绝不是一个用来限制女性的标签。人们总想看到强大的、标准的、无瑕疵的女性形象，或是一种“女性正在压迫下受难”的叙事，但却疏于探讨自由与权利的本质。
《坠落的审判》是一场对“不完美”的女性的审判，在现实中，还有无数个“桑德拉”正在接受这场审判——而桑德拉告诉我们，可以不为“不完美”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