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是整个唐朝发展的两大巅峰时期，唐太宗和唐玄宗，也是唐朝乃至中国封建史榜上有名的明君。
他们作为中央集权的统治者，都放权藩镇，通过合理的地方行政制度，从中央掌控地方政治的基本情况，从而实现政治大一统的目的。
不过，这两位的统治，却给唐朝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气象。
唐太宗的放权之路，十分注重张驰结合，中央朝廷始终将地方行政单位牢牢掌控于手中，他也被尊为天可汗。
但唐玄宗却不同，安史之乱成为了他一生抹不掉的污点，此后唐朝的藩镇割据现象，也为整个封建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这两位皇帝在放权藩镇之时，有哪些不同的举动？前后对比，他们的执政行为能给后世之人哪些启示？
三不原则，牢牢掌握
唐太宗李世民的登基之路，并不一帆风顺。
早年间，他跟着父亲李渊一起打天下，作为父亲的先锋将军，在收复起义军和对抗隋朝军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他是一位极有人格魅力的将领，所以在征战过程中受到了许多人才的追捧，在李世民的麾下，文臣武将不计其数。
但他却没在大唐建国后顺理成章成为太子，反而只能屈居秦王之位，若不是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恐怕李渊的皇位最终会落到李建成的手中。
正因为对天下大势分析清晰，并且有着自下而上的斗争经历，李世民在成功登基之后，才会做出许多有利于后世统治的行为。
比如在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上，他就有着很大的政治智慧。
身为一个辽阔大国的统治者，李世民没有办法在坐镇中央的同时，全天候无间断地掌握各大行政单位的基本情况。
所以为了维护集权统治，他只能在藩镇当中派遣节度使等不同的官员。
正所谓放权藩镇，中央统一管控，就是这个道理。
作为一位贤能的君主，他当然知道放权的程度必须合理把控，若是对基层行政单位太过放心，最后很有可能会遭到底层官员的背刺。
因此在放权藩镇之时，他提出了三不原则，并且将之准确运用到实践当中。
第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允许地方行政官员长久任职同一职位。
通常情况下，他会以3~5年为基础，对一个基层行政单位派遣一位主管全境的官员。
为了提升政治官员的行政效率，李世民对他们付出充分地信任，把地方的行政权和军事权，甚至财政权力，都交到地方官员的手中。
掌握实权之后，他们就能更加迅速和准确地处理地方的各项大事。
但这样一来，地方官员难免会在某一特定的地域内积威甚重，久而久之，老百姓只知父母官，不知皇帝，这也深深为皇帝所忌惮。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三到五年之后，李世民往往会对全国范围内的各大行政单位进行官员调换。
比如说，他曾经将两广的官员与江浙一带的官员调换，当官员来到陌生的地区时，他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熟悉环境，熟悉日常工作情况。
当官员在某一地区时间积累较长时，调换的动作一旦发生，他便失去了此前的所有积累。
因此，只要做到在合适的时间里调换官员，防止官员久任，皇帝就能避免出现强龙不压地头蛇的局面。
他的第二个原则，那就是官员应当实地任职，绝对不允许遥领官职。
在这一原则正式出台之前，中央行政机构曾经出现过一个特别恶劣的情况，京官遥领地方官职，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工作，导致地方政治秩序完全失衡，出现严重的发展问题。
唐太宗对此引起重视，坚决要求官员实地上任。
只有真正来到特定的环境中，了解这一地区老百姓的需求，了解整个地区的发展需求，官员才能真正做到发挥价值，为国家建设做贡献。
遥领官职，只能满足地方官员的一己之欲，若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一行为会严重损害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所以在这项原则颁布之后，全国范围内几乎没有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最后一个原则，那就是唐太宗绝对不允许地方官员兼任。
举个例子，川蜀一带的官员和东南沿海的官员，绝对不能是同一个人。
这两个地方的父母官相同，此人极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势力覆盖范围，将不同地区的资源整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优势成倍增长，扩充自己的个人实力。
他可以在川蜀一带相对封闭的地区豢养私军，它可以利用东南沿海的经济优势，擅自为私人军队提供物资补偿。
只要他有心想造反，不同地区资源的联结，便能够为他提供极大的支撑，整个朝廷的政治秩序，也会因此而受到冲击。
如果官员兼任，还会出现一种情况，假如这一官员犯下严重过错，统治者对其予以惩处，那么多个基层行政单位都会因此受到较大影响，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也可能会动荡不安。
如果这一官员只负责管理一个地区，那么统治者必能将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不允许久任，不允许遥领，不允许兼任，这就是唐太宗制定的三不原则。
在这一政治思想的指导下，他能够迅速有效地完成中央对藩镇的直接管控，也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全方位掌握地方官员的动向。
所以唐太宗即便放权藩镇，也没有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他被尊称为天可汗，也足以证明他的政治魄力和深谋远虑。
错信奸臣，民族危机
与唐太宗不同，唐玄宗李隆基在执政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许多疏漏。
他的登基之路同样并不顺利，太平公主和高阳公主，是他前进道路上极大的阻碍，好不容易顺利称帝，他也面临着诸多来自内部环境的威胁。
或许是过分关注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唐玄宗忽视了地方行政官员对于中央制度的冲击和威胁。
众所周知，在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社会中，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国家的主要矛盾之一。
身为统治者，皇帝应当时刻关注这一矛盾，并且及时规避矛盾带来的风险。
唐玄宗非但没能做到这一点，反而引狼入室，酿成了久远的悲剧。
公元744年，唐玄宗任用安禄山为节度使，从此开启了安禄山人生的辉煌之路，为自己后来的统治危机埋下了伏笔。
安禄山身上有着较为明显的胡人血统，他的许多生活习惯和行为特征都与中原人并不相同。
因此在官僚体系中，安禄山也没少受到其他官员的排挤。
有人曾劝告过唐玄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希望他能对这些有着胡人血统的官员多加戒备，保证自我统治的稳定性。
可唐玄宗并未听进这份理性的劝告，反而对安禄山信任有加。
他充分给予安禄山军事权和财政权，任由他的地方势力做大做强，在任职期满之后，他也并未遵照老祖宗留下的指令，调离安禄山。
这就导致平卢、范阳、河东等地，都演变成了安禄山的势力范围，他能做到一呼百应，能够带领属于自己的军队直逼京城。
公元755年，身在北方的安禄山和史思明联合发动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整个唐朝发展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唐朝还能被尊称为盛唐，可在此之后，唐朝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下坡路，并逐渐走向灭亡的结局。
为了应付安史之乱，唐朝三代皇帝都殚精竭虑。
这场叛乱虽然最终以反叛军队的失败而告终，可唐朝的胜利果实也并不甜美。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份胜利其实来的有些惨烈。
整个唐朝的政治体系，都因此而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从此之后，唐朝的藩镇也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地方官员在各自的藩镇上厉兵秣马，磨刀霍霍。每个人都有野心，每个人都妄图对皇室取而代之。
公元873年，黄巢起义爆发。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运动，黄巢原本是贩卖私盐的商人，因为不满朝廷的政治统治，再加上财团势力互相勾结，他就有了发动起义的底气和资本。
唐朝的京城在起义军的逼迫下岌岌可危，皇室已经来到了悬崖边上，朝廷正规军几乎倾巢而出，和起义军爆发了极其惨烈的斗争。
总共用了九年时间，中央朝廷才平复这次叛乱，但是不可否认，整个唐朝已经日薄西山，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辉煌时光。
公元907年，朱温篡位，自立为帝，他就是后梁的第一位君主，他也开启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天下合久必分的预言再一次应验。
唐玄宗放权藩镇的结果，是整个唐朝的四分五裂，是大好河山的分崩离析。
藩镇割据，地方势力层出不穷，最终把皇帝拉下马来。
合理放权，加强监管
唐太宗和唐玄宗这两位君主，在治理地方行政单位采用了同样的方式，那就是放权藩镇，但是两个人在具体行动中，对细节的注重并不相同。
唐太宗作为一位英明神武的君王，始终把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即便是放权于地方，他也必须保证所有官员受自己掌控，削弱他们自立为王的根基。
可唐玄宗却忽略了人心险恶，更没能及时做到对地方行政单位的掌控。
所以安史之乱才会爆发，藩镇割据的现象才会出现，整个王朝才会最终走向灭亡。
可以看出，从唐玄宗执政时开始，唐朝灭亡的种子就已经埋下。
受到藩镇割据状况的影响，唐朝后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便坚决拒绝外放军权。
他通过杯酒释兵权等各种方式，不断打压武家集团，抬高文臣集团，致使宋朝军事力量衰弱，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出现。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得不说，这也是封建时代的时代局限性所致。
结语：
放权藩镇并不是一件坏事，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放权应该怎么放。
这就像放风筝，风筝可以飞得更高，飞得更远，但风筝线却绝不能断。
因为只有这样，皇帝才能保证，风筝一定会听自己的话。想让它回来的时候，它就一定能够被收回。
参考资料：
《旧唐书》
《藩镇割据之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