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炒股，大家都会想到闻名世界的股神巴菲特。但说到民国股神，许多人都不知道民国的股神是一位奇女子——宋霭龄。
这位宋家大小姐究竟有什么能力，能够每次出手都赚大钱，而且还是赚的盆满钵满呢？
下面我就带领大家一探究竟，看看宋霭龄是如何成为这个“民国第一女股神”的。
有钱有势，糊弄银行
宋霭龄的财力可谓深不见底，如滔滔江水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她原本便手握雄厚的资金，而身为权贵之家的她，更能够巧妙地运用自己的权势，以化名或化身轻松从国家金融机关获取巨额贷款。
在紧急关头，宋霭龄甚至能够直接调动国库资金，毫不费力地注入证券市场。这种无与伦比的财力，使得宋霭龄在商界中傲视群雄，无人能与之匹敌。
尤其是宋霭龄对国家金融机密的高度掌握，使她在上海证券交易市场如鱼得水，仿佛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究其根本，宋霭龄的成功还得益于她身边那些身居财界要职的忠诚仆从们。尤其是她们宋家与孔家、蒋家之间的勾结。
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她效劳，奔走于各个角落，为她出谋划策，助力她走向成功。
宋霭龄领衔组建了一个专事上海证券投机的秘密集团，成员包括徐堪、陈行和宋子良。徐堪以财政部次长身份主持，陈行协助并参与机要，宋子良则负责掌握证券字号和化名散户。
在他们的配合下，上海证券市场波澜壮阔，股价起伏剧烈。众多富商因中其圈套而倾家荡产，小户破产更是屡见不鲜，更有银行钱庄因此元气大伤。
人们将徐堪、陈行、宋子良戏称为“三不公司”，其名声迅速传遍上海金融工商界。
宋霭龄的股市杰作之一是30年代中期的“三大炒”，包括“二三关”库券、“九六公债”和“统一公债”的风潮。
其中1935年的“二三关”库券风潮尤为引人注目，这是一种以关税担保的善后库券，其发行与炒作成为当时股市的焦点。
1935年，上海金融界掀起了一场轰动一时的“二三关”库券风潮。
当时的库券
这场风潮的根源在于一种名为“二三关”的关税库券，它实际上是“民国23年关税库券”的简称，一种以关税作为担保的善后库券。
这种库券的发行起初是宋子文的创意，起始于1929年的“民国18年关税库券”，被人们称为“十大关”。后来，孔祥熙上台后，于1934年再次发行了总额为1亿元的“二三关”库券。
按照公债发行条例的规定，每100元实收98元，但实际上这些库券以对折的价格抵押给银行。
当这些库券在证券交易所开拍时，行情价格通常在六折左右。然而，银行在与财政部结价时，可以获得低于行情一折半的价格。
因此，银行有高达40%的利润可图，这也使得银行乐于承购“二三关”库券。然而，在这场看似无风险的投资中，银行界却犯了一个大错。
官商勾结，成功割韭菜
原来，宋霭龄早已与“三不公司”暗中策划，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操作，诱使银行界卖出他们手中的“二三关”库券。
宋霭龄的手下徐堪，这位经验丰富的策划者，深知如何利用市场的心理来操纵行情。他建议宋霭龄等人，在银行界与财政部结价之前，让“三不公司”暗中大量买进“二三关”库券，并散布政府可能收回库券、改为发行新公债的谣言。
宋子良
这样一来，银行界为了避免被指控私自盗卖库券，不得不以高价从市场买回这些库券，从而在买卖过程中，“三不公司”得以拉抬价格，获取暴利。
宋霭龄采纳了徐堪的建议，并与陈行、宋子良等人合作实施这一计划。
宋子良负责在交易所开拍时哄抬价格，使银行界对行情产生误判。而宋霭龄则密切关注交易所存帐的逐日增加情况，选择最佳的时机，下令“三不公司”大量买进库券。
当“三不公司”的“多头”计划完成后，徐堪又故意泄露“决定收回二三关”的消息给他的亲信刘子余，诱使其跟风买进。
徐堪
刘子余作为中国实业银行的经理和交易所经纪人，他的行动很快在上海证券交易市场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人跟风买进“二三关”，希望借此发财。
然而，就在市场热情高涨之际，宋霭龄却突然下令“三不公司”将手中的“二三关”多头出笼，并翻空操作。
同时，财政部发言人也公开否认收回库券的消息，导致市场信心崩溃，“二三关”价格暴跌。许多投资者因无法承受损失而倾家荡产，市场陷入一片混乱。
至此，宋霭龄对“二三关”库券成功收割，她的成功，让无数的银行家，企业家，普通的中小散户们一贫如洗，血本无归，有的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剩下“两个炒”和此次“二三关”库券事件也是异曲同工之妙，每次她都给当时的股民们带来沉重的打击，股民们对国民政府金融体系的信任程度越来越低。
在那个年代，每次宋霭龄进入股市里，都会在股市中掀起轩然大波，给股票市场带来沉重的打击。
宋霭龄之所以能如此成功，在股市里割韭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有常人没有的特权和财产。被称为民国股女股神的她，只要她下场，就没有不赚的盆满钵满的。
不过，宋美龄赚钱的背后，实际上是无数散户和投资者的破产，她堪称是投资家割韭菜的鼻祖。
她的巧取豪夺，对于当时的国民经济是百害而无一利。这样的女股神，并不值得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