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内摧毁中国宗藩体系，甲午战争前，是谁助长日本侵略野心？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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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1894年的甲午战争给国人造成了太多的伤痕。今年也是甲午战争的130周年。借此时间点，冷兵器研究所将出一系列文章，介绍甲午战争的来龙去脉。本文则说明几个问题：1.丰臣秀吉后日本对外侵略思想是如何延续成“征韩论”的。2.甲午之前清廷与琉球、朝鲜的宗藩体系如何被动日本殖民主义“蚕食”的。3.欧美殖民列强是如何帮助日本实行对外侵略的。

丰臣秀吉之后，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并未终止，只不过江户时代的对外扩张目的地从朝鲜变成了明清的另一个藩属国琉球。时间则是从战国末年的岛津家开始的：

1609年岛津奉德川家康命对琉球发起了侵略战争。之后便开始收取琉球的“贡赋”。

但在1644年清朝建立之后于1654年顺治册封了琉球王，此后的琉球便再次成为清代中国的正式藩属国。1683年康熙平定台湾后，琉球的海路朝贡也被打通。此后的琉球便恢复了王号。也正是从此阶段开始岛津派去的“琉球奉行”虽然“常驻”，但在遇见清朝使臣的时候只能躲起来。

比如说1719年、1756年、1800年、1838年、1866年等历代清廷册封使每次到达琉球的时候萨摩藩的人都只能躲到海岸边上。甚至为了不被册封使找到，只能不停的换“驻地”。

那么日本在江户时代的对外侵略只是琉球吗？

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上江户时代的日本人虽然没有对外扩张的实力，但并不代表没有这个想法。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山鹿素行。

而除了山鹿素行这样的武人，大量的文人“学者”其实一样，尤其是到了江户中期对外侵略思想开始从“学者”蔓延到了日本全国。其中典型的代表则是本居宣长。此人大半生的时间是将原来由古汉文编写的《古事记》重新“注解”。

后来还写了本《驭戎慨言》。此书将中国称为“戎狄”。其用意也是要将原来的“华夷秩序”颠倒过来。此后他的弟子佐藤信渊写了本《混同秘策》。这本书成书于1823年。书中为日本侵略中国及朝鲜提出了比丰臣秀吉更为完善的构想：增加了对辽东、台湾的侵略。

由此到了江户末年，对外侵略已经是国策。但考虑到当时的德川幕府对面的复杂形式还没有开始扩张自己就先玩完了。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坚决对外扩张。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无疑就是吉田松阴此人。

因为吉田松阴最早提出了一个概念：“征韩论”。

之所以是吉田松阴，是因为此人的叔父叫吉田大助，这个人是山鹿流兵法的继承人。吉田松阴被收为养子后自然就继承了其侵华思想。然后吉田松阴还是佐久间象山的弟子。而佐久间象山也是个极度支持日本进行海外扩张的人。

除了吉田松阴外，胜海舟也是“征韩论”的支持者，为此还付出了“实践”：1855年在长崎开办了日本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长崎海军传习所。

到了明治政府成立后，“征韩论”正式成为了新政府的国策。第一个正式提出的人则是木户孝允。第一个支持的人则是外相柳原前光。并且很快找到了“借口”。

（本文清、朝方使用阴历。日方使用阳历）

1868年12月19日，明治政府派出“使节”前往朝鲜通知其现日本执政已经由幕府转为了天皇。但在文书日本单方面改变了日朝《己西条约》（1609年双方签订的条约，当时日本对马藩成为朝鲜外臣，居住在釜山倭馆）所规定的国书规格，再加上文书中多有明清作为“宗主国”才能使用的字眼。这样便让朝鲜单方面拒绝接受文书。

这下子便让日本找到了“征韩”的理由。

第二年的1869年12月木户孝允派出一个叫佐田白茅的人为“使节”，名为“出使”朝鲜。实为刺探朝鲜军情。等佐田白茅回国后建议立刻攻伐朝鲜，因为此时美、俄皆将朝鲜视为下一个殖民地，与其等他们动手，不如自己先动手。而且得到朝鲜后可继续图谋台湾、吕宋等地。

1870年5月柳原前光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交了以对国书无礼为借口的3种“征韩”方案：

1. 断交，这样对马藩将不再是朝鲜的外臣。等国内军事实力提高后再攻伐朝鲜。
2. 派遣兵舰问责。逼朝鲜以向日本“开国”形式道歉。
3. 先与清国签订“平等条约”。条约实现后，在日清平等的现实条件下，日本便自然成为朝鲜的“宗主国”。

而三条实美选择了同时进行第1、3两种方案。于是柳原前光被派往了清朝。外务卿副岛种臣则在1872年8月派外务大丞花房义质赴朝准备以外务省的名义接收釜山倭馆。但在临行前陆军元帅西乡隆盛建议同时向清、朝派遣武官同行，因此近代日本的第一批间谍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9月15日花房义质乘坐军舰抵达釜山港宣布将倭馆改为“大日本公馆”。然后便大肆扩建“公馆”面积并且大搞走私。结果自然引起了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因此朝鲜便坚决打击走私贸易。到了1871年5月，三条实美召开太政官会议。会议上决定最晚于7月派遣军队入朝“保护侨民”。

但此举遭到了始终要“征韩”的西乡隆盛的反对。因为他觉得对国书“无理”和“保护侨民”并不能成为灭亡一个国家的借口。因此极力主张先派使者，使朝鲜先付诸“暴行”。日本朝野对此争执不下。到了8月3日，西乡隆盛亲自找到三条实美称自己可以充当使者。

由此看来，西乡隆盛为了“征韩”的借口已经到了可以“以身殉国”的地步。但是基于此事已在日本朝野引发了“宫斗”，三条实美对于西乡隆盛的建议并不敢自作主张，只得报于明治天皇。明治天皇便下令等在外考察的岩仓使节团回国再做定论。

从岩仓使节团出国考察的时间来看是始于明治4年的1871年年末，当时的岩仓具视担任使团正使，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人为副使，另外还有大小官员40余人。但如此庞大的使节团出使使得日本国内新政府的各项工作都无法有效开展，到了1873年1月，三条实美便只得让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两人提前回国。

但在外考察的两人直到3月才收到消息。等到大久保利通回国时，已经是5月26日。木户孝允更是到了7月23日才回国。到了9月3日木户孝允向三条实美提议暂缓“征韩”。

因为木户见识到了欧美的工业实力，日本如果想要追赶，那么当务之急是继续发展国力，此时爆发战争对于明治初的日本来说并没有足够的财政。但如此一来木户便“得罪”了西乡。“征韩论”也从“讨论”发展成“党争”。

三条实美便让大久保利通担任参议，以此来增加反对西乡的人数。伊藤博文甚至建议政府应当罢免西乡派的官员。而西乡也在不断的向三条实美施压。因此在10月15日的太政官会议上通过了西乡派出使节的“建议”。对此，大久保利通只得在17日被迫辞去参议之职。

但到了18日，三条实美因为“病”了无法向明治天皇汇报。这给临时上任的岩仓具视抓住了机会，他在天皇面前表示暂时无法派出使节出使朝鲜。这样一来，在天皇的裁决下，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人的“缓征”派算是压制住了西乡的“急征”派。

（实际上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两派人从明治政府成立开始也是斗的死去活来，尤其是在主管财务的大藏省，只不过明治6年以西乡为首的“留守派”不仅激怒了大久和木户，还惹怒了宫廷，这才使得三方暂时联手。但本章节的重点是“征韩”，至于明治初“党争”的内容就不展开了，另外，在大河剧《西乡殿》42、43集中对于这次日本朝野的“宫斗”造成的西乡出使居然被描绘成是为了与朝鲜、清实行和平而结盟，这完全是扯淡）

1873年朝鲜国王李熙亲政。他的王妃姓闵。也就是著名的明成皇后。此阶段的朝鲜宫廷因为“闵妃派”和“大院君”派长时间处于“宫斗”状态。因此“闵妃派”为了巩固政权便想要引入日本势力。这给日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在1875年（这年是清光绪元年）2月给朝鲜的国书里再次使用了只有宗主国才能使用的字眼。被拒绝后干脆派出军舰在朝鲜沿海“游行”。

9月，日本军舰云扬号驶入朝鲜海岸至中国牛庄之间的航道展开侦查，随后在未事先通知军舰要驶入江华岛的前提下以购买淡水被拒为由将该岛附近水域的城镇洗劫一空。然后将“朝鲜炮台向日本军舰上的国旗开炮”事件在10月3日发表给日本民众。于是日本国内遍地都有“征韩”论调。

所以明治政府派出了黑田清隆为全权大臣，井上馨为副大臣率领2艘军舰和4艘运输船组成的舰队和一支800人陆战队赴朝鲜交涉“江华岛事件”。另外又派驻清公使森有礼探听清廷动向幷设法让清廷保持“中立”。

而此时的与森有礼交涉的恭亲王根本没弄清楚“江华岛事件”到底是个什么性质。

森有礼便发出了两个照会：

“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

“因思贵王大臣所引条规所属邦土不相侵越之意者，盖就将来我国与朝鲜国交涉，凡有该国政府及其人民向我所为之事，即由贵国自任其责之谓也与？若谓不能自任其责，虽云属国徒空名耳。”（此两照会出于光绪清日朝交涉史料）

这两段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清廷是朝鲜的宗主国，那么就要承担对日舰开炮的责任。而且对于清廷只使用了“王”这个字眼。

不仅如此，森有礼还找到了英国驻清公使威妥玛（1874年沈葆桢驱日保台的谈判中也是此人给日本“撑腰”才增加了清廷谈判的难度，详见笔者在冷研去年6月9日的文章《甲午战争的前奏：美国支持日本侵占台湾，沈葆桢如何驱日保台？》）和美国驻清公使西华一起向清廷施压。

再加上此时清廷的用兵方向是在西北（左宗棠在1875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因此清廷出于多方考虑只得宣布朝鲜是“属邦”但不干涉朝日关系。得到这样的结果，孤立无援的朝鲜只得在1876年2月26日签订《江华条约》。此举也意味着朝鲜的“开国”。

除此之外《江华条约》第一条:“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这就等于是朝鲜自己承认了本国是“自主之邦”，也就是在国际上否认与清朝的宗藩关系。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朝鲜对与日本交涉照样一一呈报清廷。因此当时的清廷只“传统”的认为只要朝鲜还承认宗主国是清朝，那么别国的承认与否并不相干。

但是按照殖民者的逻辑来看，如果日本也承认朝鲜是“自主国”。那日朝间发生纠纷便不应该由清廷出面。日本人这种利用殖民体系来否定宗藩体系的实际行为也为日后对朝鲜一系列的侵略行为找到了更好的借口。

日本对外殖民与肢解清廷宗藩体系的第一步：吞并琉球

在对朝鲜重新开启侵略之路的时候，日本对南面的琉球也加紧了侵略的步伐：1875年7月，明治政府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就向琉球发出“命令”:

1. 废除向清廷朝贡。并取消在清贸易商馆，琉球对外贸易一律归日本在厦门的领事馆管辖。
2. 废除琉球王需要清廷册封。
3. 琉球王即刻前往东京觐见日本天皇。

但这样的命令遭到了琉球的举国抵制。而且琉球王还多次派人前往福建，但都被日方阻挠。直到1877年4月12日才在将船伪装的情况下好不容易来到了福建请求福建巡抚丁日昌请清廷出面与日本交涉。而且在日的琉球使者也在187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往欧美列强的驻日公馆递交文书，称琉球自明朝洪武年入贡、受封至今使用的都是中国年号、历法、文字。并且国内始终拥有自治权。

但即使只是这样自救，明治政府都不允许。

1878年11月，松田道之向已经是内务卿的伊藤博文提交了《琉球藩处分案》。并在此份“处分案”中提议使用武力。只不过此“处分案”中居然也陈述了琉球过去是明清属国的历史。所以建议政府不用“纠结”于过去的历史。

当此“处分案”获得批准后的1879年1月，松田道之便再度出使琉球并在1月底递交给琉球国王尚泰的国书中要求琉球国必须立刻与清廷断交另外还表示琉球驻日人员向各国递交的文书是对日本的“大不敬”。

2月3日，琉球王尚泰再次拒绝松田道之的条件。2月18日，明治天皇下令实施“琉球处分”。执行者则仍然是松田道之。而且在临行前三条实美还明确了松田可以动用武力把琉球王押往东京。3月12日松田率领600人组成的侵略军再次来到琉球。

3月27日松田在首里城内宣布日本废除琉球王国，并在当夜将尚泰赶出王宫。随后便在王宫内将历代明清御赐的物品抢劫一空，还镇压了不少自发前来阻止的琉球官民。甚至将琉球的官仓洗劫后才在4月4日宣布改琉球为日本冲绳县。

那么，此时的清廷真的无动于衷吗？

其实早在1876年年末，琉球就不间断的向清廷派遣使者求救。其中最有名的便是1891年客死在福建的王室成员中的向德宏。（日文名幸地朝常，此人“偷渡”到福建福州的时间是在1877年4月）以及在晚晴出版《琉球诗课》和《琉球诗录》的1865年官生（官费留学京师国子监）林世功（此人1880年自尽殉国）。

1877年年末，琉球王室更是向清廷驻东京的公使何如璋求救。为此在1878年5月，何如璋呈给李鸿章的文书里称琉球不可弃。但考虑到与日本在台湾的战事刚结束，若要为了琉球再和日本开仗，那么在北方有俄国、西南有法国都在觊觎边疆的情形下。清廷此时要面对的国际形势并不是琉球求援出兵就能出兵的。更重要的1875年同治皇帝居然年纪轻轻就离奇病死。刚“上位”的光绪皇帝还非常年幼。清廷光是一波权利交替就够忙活的了。

因此在清廷与日本交涉期间，李鸿章只是命令何如璋在外交层次解决问题。而当何如璋见到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后并没有要用武力镇守琉球的表态。因此当日本以武力并吞琉球后，双方也只是以互相给驻国公使发照会的形式僵持。

直到1879年6月，美国前总统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出访亚洲。此后美国的导向成了双方争夺的焦点。

6月12日格兰特与李鸿章会面，李鸿章希望格兰特调停琉球问题。格兰特则是表面上答应调停。但其先是在7月4日与伊藤博文、西乡从道等人会面、然后在8月10日见到了明治天皇后发表了调停的“建议”：将琉球群岛按照旧金山—横滨—上海的航道一分为二。即宫古岛—八重山岛划分给清，其余归日。

这种明显偏向于日本的条件被李鸿章拒绝，并重新提议“三分琉球”：宫古岛—八重岛划分给清，琉球本岛主权归于琉球王国，日本只占有琉球本岛北方的奄美五岛。随后双方僵持不下，而以张之洞为首的一派官僚则明确表示现在丢琉球，将来便会丢朝鲜。

以后的年月里，清廷因为左宗棠刚结束西北战事，西南又和法国人打了起来。清廷的重心只得转向了西南内陆和东南沿海。清廷也不再就琉球问题与日本开展谈判。但在事实上最终清王朝都没有承认琉球主权归属日本，而琉球更是从来没有签署过主权归于日本的官方文件。

而日本趁着清廷“四面楚歌”之际并吞琉球的行为在实际上使得清廷在处理最后一个藩属国朝鲜的问题上更加被动。还有最被忽略的无疑还是美日在背地里的勾结更使得清廷将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

1874年日本侵台时其顾问就是美国人：前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当时得力于沈葆桢和台湾军民的抵抗，日美才没有得手。但在日本于1879年并吞琉球后，美国人再次认识到了日本的价值。尤其是当“江华条约”打开朝鲜国门之后。美国人再次主动找上了门。

于是在1880年，美国当局派薛斐尔来到达日本。由日本外务省出面与朝鲜“协商”朝美两国“通商”事宜。但是之前的“江华条约”使得朝鲜经济逐年恶化。（此条约的签订使得日本能低价收购朝鲜农产品和原材料，然后高价卖出工业品，从而赚取剪刀差）因此不想再多一个“通商”的国家。

第一次交涉失败后，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便将薛斐尔送去了日本驻釜山领事馆，并赠送了多张朝鲜沿海的航海图。而且还亲自写信“劝告”朝鲜与美国“通商”。这样的举动也不仅震惊了朝鲜，也震惊了清廷。因为“江华条约”已经使得清廷与朝鲜的宗藩体系出现了松动。因此李鸿章只得令驻日公使何如璋让薛斐尔前来天津与清廷谈判。

因为在清廷看来美国如果真想用武力来使朝下开国，清廷势必会卷入这场战争，而在实际上朝鲜的进一步开国其实已成定局的前提下。那么“主持”朝美建交的就必须是其宗主国的清朝。

可问题是怎么“主持”？

1882年年初，朝鲜秘使金允植来到天津面见李鸿章希望由清廷来“主持”朝美签约。而李鸿章的意思不外乎两点：1.美国必须承认清朝是朝鲜的宗主。2.日本倘若出兵朝鲜，美国应该帮助清朝出兵。

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纯粹是异想天开。但那时候李鸿章能做的其实也就这么多。结果薛斐尔表示既然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那么美国也应该照其例。因此并不承认其宗藩关系。至于日本出兵朝鲜后美国该怎么做，自己没有决定的权利。

如此一来，到了1882年5月朝美条约签订的时候，双方只能在文书末添加“大朝鲜国开国四百九十一年，光绪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字样。以此来表示两国还处在宗藩体系内。但在美国当局看来，在朝鲜已经取得了等同日本一样的地位。即贸易最惠国、领事裁判等待遇。至于其宗主国是谁，对于美国人来说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怎么样勾结日本在朝鲜捞到更多的利益才是接下去两国最关的问题。

而此时朝鲜的政治环境也越发复杂：本来日本在朝鲜扶持起来的金玉均等“亲日派”与旧有大院君（本名李昰应，算是朝鲜的“太上皇”）势力形同水火。但自从前文提到的“闵妃派”与金玉均等人“合作”后，大院君派便逐渐失势。

可危机也就在此时发生了：朝鲜国内发生了“壬午兵变”。

兵变的起因是“亲日派”的军事改革启用了大量日本教官训练新兵的同时又将新兵的粮饷扣发，再加上之前被裁撤的老兵也在社会上闹事。这便给逐渐失势的大院君派提供了机会。

1882年7月，发动兵变的老兵和朝鲜民众围攻王宫、日本公馆等地。闵妃只得装成难民逃出。日公使花房义质与部分使馆士兵武装冲出后逃往仁川。然后从济物浦返回了长崎。

消息传出后，日本朝野间以黑田清隆为代表的武官派主张立刻宣战出兵。但此提议遭到了岩仓具视和井上馨等人的反对。理由是可能与清朝爆发全面战争，主张以武力“谈判”解决。而且明治天皇也同意井上馨的建议。

于是日方出出兵1800人，兵舰3艘。并在随后“谈判”附加了苛刻条件：不仅要巨额赔偿、还要今后公馆能够驻兵。并且还要朝鲜割让土地。而随着日本武力威胁的展开，清廷在得知朝鲜发生兵变后也派出了丁汝昌、马建忠、吴长庆等率兵舰3艘、淮军6营2000人赶赴朝鲜。并在到达后迅速镇压了起义、然后逮捕了大院君。

此时的“谈判”局面其实对朝鲜是有利的。因为清廷迅速镇压了兵变占有了政治、军事上的主动。朝方便想仗着清廷让其在与日本的“谈判”中调停。然而日本此时玩起了“阴招”：以朝鲜是主权国家为由拒绝清方的调停。然后再次找到了美国驻朝公使福脱为其站队，以此增加与清廷谈判的筹码。

面对如此局势，朝鲜只得与日本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根据此条约，日本不仅获得了赔偿，还会得到了在朝鲜驻军的法理依据。

而对于清廷来说此番出兵朝鲜还有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清军到达朝鲜后遇见了大院君派出的求援使者。但是当清军进入平壤后却逮捕大院君。理由是朝鲜派出的驻天津领选金允植、和共同开赴朝鲜另一领选鱼允中的指责大院君“乱政”。这样一来，为了维护朝鲜王位的正统性，马建忠等人不得不将大院君带出了朝鲜（后被软禁在保定），还处置了大院君派众多官员。

但这样做的结果却是清廷等于插手了朝鲜的内政。这便等于自己破坏了不插手藩属国内政的宗藩体系。也使得朝鲜从此时开始对清廷逐渐产生了离心力。更糟糕的是清廷就算是出于对朝鲜政局的考虑，想要扶持朝鲜内的“亲清派”其实都改变不了朝鲜此时的局势。

尽管如此，清廷仍然想要加强对朝鲜的实际控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张佩纶（他有个著名的孙女张爱玲）上奏的《朝鲜六策》，该策论中的派遣驻朝通商大臣、训练朝鲜军队、增加朝鲜驻军等都是当时“高论”。而李鸿章除了带有“监国”性质的驻朝通商大臣外其余基本采纳。10月还与朝鲜签订了“水陆贸易章程”，并从中取得了增加了驻朝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内陆游历等权利。这一系列的措施也的确有效遏制了日本在朝的扩张势头。

然而日本没过多久就又等到了机会：1884年清法战争爆发了。

此后的日本开始积极在朝鲜扩张势力：不仅在政治上拉拢“亲日派”还训练了大批军队。并从赔款中抽取部分以供朝鲜人来日留学开销。然后在国际上和美国、法国等大搞外交工作。到了11月，前期工作准备完之后便和“亲日派”发动了“甲申政变”。

执行这一人物的是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此人先是和“亲日派”代表金玉均等人散布谣言称：“清法战争，清朝必败。朝鲜应当乘此独立”。然后策划暗杀清廷驻朝官员以及朝鲜国内的“亲清派”。共同参与的还包括了美国驻朝公使。

但日方的这些行动其实也被清方探知。而探知的人就是此时留驻朝鲜的日后“大人物”：袁世凯。而当李鸿章得知后还来不及给出具体的指示，政变就已经发生。

发生政变的日子是在12月4日。这一天朝鲜首家邮政局开业，朝鲜君臣隆重招待了各国使节。而竹添进一郎却“病”了。然后大批刺客在邮局放火制造混乱，以便乘机刺杀“亲清派”官员。而“亲日派”金玉均等则挟持朝鲜国王至景祐宫，然后威逼其写诏书：召日军前来“保护”其安全，并且诛杀剩余“亲清派”官员。12月5日侥幸逃出的“亲清派”金允植来到清军驻军处求援。袁世凯便当机立断即刻发兵。

但此时王宫已经被“亲日派”占领。袁世凯便率清军与日军在王宫激战。“亲日派”因为兵力和军事素养远比不上清军，只得挟持朝鲜国王潜逃，后被清军俘获。竹添见事情败露只得自焚使馆带着亲金玉均等逃往仁川。一路上被愤恨的朝鲜军民不断袭扰。

这次政变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甲申政变”。也就是这次政变使得日本和法国开启了谈判。双方的“合作意向”是法军从西南面的安南、日军从东北面的朝鲜同时发起攻击。但这个提议还是被日本内阁否决了。

因为“甲申政变”之后，朝鲜“亲日派”基本已经失势。当然最重要的是法军自己都吃了败仗。于是井上馨再次作为谈判代表来到朝鲜。而袁世凯虽然多次想让李鸿章往朝鲜增兵，可惜的是此时的淮军从实际上来看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了。

因此朝日双方签订了《汉城条约》。该条约规定：

1. 朝鲜以国书形式向日本表示“谢意”。
2. 对死难的日本人发放抚恤。
3. 缉拿杀害日本侨民凶手。
4. 朝方重建日本使馆。
5. 日本在朝兵舍今后设在公馆附近。

这样的条约内容看不上似乎是日本人“学乖”了。可问题的关键是日本此时在朝鲜完全被清廷压了下去。而且朝鲜人对日本的恨意几乎已经到了极点。因此井上馨签订的《汉城条约》其实又是一次外交上的胜利。而且其中最重要的第5条使得日本等于是得到了在朝永远驻兵权。如此一来不仅在法理上“洗”去了发动“甲申政变”的罪名。更是替接下去与清廷的谈判有了法理的基础。

1885年3月，伊藤博文见到了李鸿章，他的主要目的有两个：1.要求清廷惩办以袁世凯为首的一批驻朝武官，以便将日本发动政变的罪行推卸给清方。2.要求清廷从朝鲜撤兵。

此时法军在西南面已经无力发动攻势，日本方面的讹诈并未奏效。因此李鸿章一开始拒绝了伊藤博文的要求。但从4月开始正式谈判后，伊藤博文多次以日本增兵朝鲜相要挟。李鸿章便与其签订了《天津条约》。该条约有很重要的一条是双方都可出兵朝鲜。

从日后的结果，日本取得了在朝鲜等同清廷的地位，也就是说当时的李鸿章犯下了严重的战略错误。那么整个清廷就没有人清醒吗？从实际情况来看《天津条约》中撤兵这一条对清廷来说是得还是失？

首先双方谈判期间，朝鲜和俄国签订了《朝俄密约》。这使得英国为了防止俄国经朝鲜南下而出兵占领了朝鲜巨文岛。这样一来，清、日留在朝鲜的军队就都有了可能与英俄开战的风险。因此清日双方撤兵其实已经成了一个必然。

其次从《朝俄密约》的签订来看，朝鲜对清廷的离心力已经与日俱增。不然犯不着再拉一个俄国进来做靠山。那么清廷此时的撤兵至少不会再让朝鲜有理由对其产生离心力。而且也不会让英、俄在朝鲜对清有敌意。

（实际上明末的明军击溃侵朝日军之后也就撤兵了。而像这次从1882年开始驻军时间长达3年之久的经历在中国宗藩体系历史中也是仅有的特例）

所以《天津条约》至少还是守住了宗藩体系的底线，即清廷仍可出兵朝鲜。

《朝俄密约》的签订再次引起了清廷的警觉。于是被软禁在保定的大院君被放回。另外在“甲申政变”中崭露头角的袁世凯在此时终于被委以重任。开始总督清廷在朝各项事宜。

可此时的朝鲜政局让清廷已经无力单靠自古的“影响力”来维持。尤其是大院君被放回反而更产生了朝鲜宫廷的不安因素。其原因是在于闵妃派的强烈反对。因此大院君一回到朝鲜就被继续软禁，根本无力参与朝鲜朝政。而且闵妃派还私底下准备与俄国签订第二次《朝俄密约》。希望俄国出兵“保护”朝鲜。

对此袁世凯居然建议李鸿章即刻发兵，然后废掉现朝鲜国王，改立新王。但此时的朝鲜因为“巨文岛事件”还在持续。根本不可能发兵与英国酿成潜在的军事冲突。而闵妃派在事情败露之后只得以底下人“私自行为”搪塞。

但从此事件也可以看出此时的朝鲜宫廷对清廷不仅是干涉其内政非常不满，甚至对能够提供的“保护”也已经不信任。只不过到了1886年年末，英俄在阿富汗的对峙结束。两国已没有必要再在朝鲜开战。当李鸿章与俄驻清官员谈判结束后签署《天津协议》，清、俄两国均表示维持朝鲜现状。

然而对于清廷来说，只要俄国势力不介入，那么“甲申政变”后的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也大为减退的情况下。那就必须抓紧时机加强对最后一个藩属国的控制。

可惜的是在这段时间里袁世凯并没有体现出他的“雄才大略”。反而更引起了朝鲜宫廷的反感。比如说朝鲜要外派驻美使臣被其阻挠。然后与李鸿章商议后定下啼笑皆非的决议：1.朝鲜驻美使臣应与清钦差同赴。2.驻美使臣与美使臣商议决策时应随清钦差其后。3.遇重大事件需与清钦差商定。

这种直接控制藩属国外交政策的行为其实本身已经大大超越了朝鲜处在的宗藩体系下的传统。而且袁世凯对朝鲜的干涉还扩大到了经济、内政等领域。

尤其是对海关的干涉。因为朝鲜本来就没有工商业品能够出口，宫廷又挥霍无度。等到了1890年3月欠了日本外债之后，朝鲜宫廷想以海关做抵押向欧美借款，其中的中间人就是协助日本侵台的美国人李仙得。好在袁世凯叫停。等到与李鸿章商议完后以在朝清商的名义借款给了朝鲜。这样便控制了朝鲜海关。

但这样一来，也等于是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世界推向了日本。除了李仙得之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朝鲜派使臣出访美国其实也是美国人德尼在幕后操作的。

德尼此人早年在天津、上海等地的美国领事馆工作。也因此与李鸿章是旧识。最得意之作是在他担任朝鲜外交顾问时写的《清韩论》。论中宣扬“清韩两国论”、“清韩平等论”等论调。但在实际上此人先到到了日本与井上馨有过会面，并且表示会以日美共同利益为优先。

因此，日美加紧了在经济等各项领域对朝鲜的渗透。到了1892年，李仙得再次向朝鲜宫廷提议增开平壤海关。官员则用日本人。虽然再次被袁世凯叫停。但随之而来的1894年粮荒彻底切断了朝鲜的经济命脉。民间也由此爆发的“东学党起义”使得早就在等待机会的日本终于找到了发动了甲午战争的借口。

对于华夏文明传统意义上的宗藩体系来说并不会去干涉藩属国内政，更没有长久驻军的先例。虽然清廷对于朝鲜的干涉是在当时“国际形势”下的无奈之举。但这么做的结果却让朝鲜王庭自然就产生了对清廷的离心力，所以有了“引他国共卫朝鲜”的想法。《朝俄密约》、“亲日派”的出现便是明证。

而日本从古至今就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外侵略。等到明治之后的日本想要再次对外侵略的时候，侵朝自然就成为了朝野共识。缺的只是一个时机。

但如果邻居处心积虑想要偷你的钱，那么机会的到来其实只是时间的问题。因此就算没有“东学党”起义。日本也会找别的借口发动侵略战争。因为给日本做好铺垫的其实也是清末时期的国际形势。我们先来看看日本对清、朝的一系列条约与实际产生的后果：

1.1876年《江华条约》：日本商品免税，日元开始在朝鲜流通，朝鲜农产品被大量廉价出口至日本，同时日本还取得朝鲜海域勘测权与领事裁判权。

2.1882年日美勾结后的《朝美条约》：日本将欧美势力引入朝鲜。这便让日本在朝鲜问题上多了美国这个盟友。更使得朝鲜问题“国际化”。这让清廷在朝鲜将会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

3.同年《济物浦条约》：获得在朝鲜驻军权。

4.1885年《汉城条约》：以此为依据与清廷签署《天津条约》取得在朝等同清廷的地位。

综上所述，日本在不到10年间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使得日本在法理上可以名正言顺的在朝鲜与清廷开战，而且还取得了“国际”上的外交优势。而清廷在朝鲜的优势，甚至宗藩体系都被日本的殖民主义慢慢蚕食。

这才是日后甲午战争的最大祸根。

参考资料

纪录片、影视剧

《台湾一八九五》、《走向共和》

日本NHK纪录片历史秘话203话《友がいれば、越えていける！～伊藤博文と井上馨の大冒険～》

日本NHK记录片历史秘话190话《はるかなる琉球王国～南の岛の失われた记忆～》

大河剧《西乡殿》、《花燃》、《八重樱》、《冲上青天》、《坂上之云》

韩剧《明成皇后》

书籍

陈伟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戚其章《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人民出版社

王如绘《甲午战争与朝鲜》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徐勇、汤重南主编《琉球史论》彭敏、史楠著第5、6章节 中华书局

赵兴元《清代中朝关系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

王鼎杰《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期刊论文

尤淑君 《1875-1882年朝鲜开国的决策形成极其影响》外国问题研究2023.4

李育民、匡艳《宗藩之溃：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派兵条款”形成考析》抗日战争研究2023.3

郭海燕《巨文岛事件与甲午战争前中日关系之变化》文史哲2013.4

学报论文

杨洸 《日本萨摩藩对琉球的控制及其隐蔽政策探析》2018年浙江理工大学学报

王向远《江户时代日本民间文人学者的侵华迷梦：以近松左卫门、佐藤信渊、吉田松阴为例》2008年重庆大学学报

张礼恒、郭海燕《日本学界百余年来的德尼《清韩论》研究评述》2022年济南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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