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出生的啼哭与其他人别无二致，但特定的时代、社会和家庭因素共同造就了他，使他成长为一个革命领袖。
不止列宁，他的姐姐哥哥和弟弟妹妹，都在俄国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革命事迹。这让人不免好奇：他们是怎样的父母？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
复活节的悦耳钟声
提起伏尔加河，首先浮现在你脑海中的是什么？是宽广辽阔的河面在阳光下泛着金色的光芒，抑或劳苦的纤夫喊着号子艰难前行？ 就像我们的黄河那样，俄罗斯人民称伏尔加河为母亲河。
千百年来，伏尔加河滋润着沿岸数百万公顷肥沃土地，养育了俄罗斯数千万各族儿女。伏尔加河中北部是俄罗斯民族和文化的发祥地。在俄国的近代史上，伏尔加河流域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1667年春天，斯杰潘·季莫菲耶维奇·拉辛带领着一支2000多人的哥萨克起义军从顿河上游的潘申城出发，向伏尔加河挺进，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导致这场起义爆发的最大原因是贵族和农奴矛盾的加剧。百余年后的1773年，伏尔加河流域再次燃起起义的熊熊烈火，又一个顿河的哥萨克人叶梅里扬·伊万诺维奇·普加乔夫发动起义，掀起了俄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这两次大规模农民起义都在俄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光阴荏苒，沧海桑田，又一个世纪过后，孕育了革命火种的热土诞生了一位无产阶级伟人，也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列宁。实际上，“列宁”这个名字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在30岁之后开始使用的化名，为了保密和革命事业的需要，他使用过很多化名，既有迈耶尔、彼得耶夫、卡尔波夫、伊万诺夫斯基这样“平平无奇”的名字，也有“自由人”“列宁”这样别出心裁的笔名。在众多的化名和笔名中，“列宁”是弗·伊·乌里扬诺夫本人最喜欢、其他人最常称呼他的一个名字。久而久之，列宁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下来。
1870年4月，伏尔加河及其支流斯维亚加河的宽广河面上不时发出“噼啪”的声音，那是开始解冻的冰块互相撞击的声音。经历了漫长的寒冬，流域开始迎来蓬勃的生机。在两条河的交汇处坐落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辛比尔斯克。
在1924年，人们为纪念列宁将其更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辛比尔斯克作为列宁的故乡而闻名遐迩。漫步在这座充满文化气息的美丽城市，随处可见列宁的印记，这里有列宁博物馆、列宁大街和列宁广场等。
辛比尔斯克在17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军事要塞，沙皇下令在此修建了一座内城用于抵御来自游牧部落的侵袭。到19世纪，由于沙俄已经占领了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的广袤地区，辛比尔斯克逐渐失去了军事作用，变成了一个靠河的港口，逐渐发展成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的贸易城市。
时钟拨回到1870年4月22日，漫长的冬季总算结束，辛比尔斯克的老老少少都赶去城外一个叫新皇冠的高地去观赏一年一度开河的景象，同一时间，嘹亮的婴儿啼哭声从城郊的斯特列茨街头的普利贝洛夫斯基院内响起。列宁波澜壮阔的一生从此开始。
4岁的列宁，摄于1874年
紧接着，复活节到了。辛比尔斯克的29座教堂和两座修道院全天鸣响着愉快的钟声。根据东正教会的仪式，列宁的受洗仪式在4月28日举行。尼克尔教堂的神父从父母手中接过列宁，轻轻将他浸入水中，剪下婴儿头顶的绒毛，然后将其揉进一团蜡油里，放进圣水盘。
列宁的教父和教母面对各个方向吹气和吐口水，意为驱散一切不洁。受洗仪式完毕，教堂执事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列宁的第一份资料：
小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出生于1870年4月22日，受洗于4月28日。
其父：六等文官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
其母：玛丽亚·亚历山大罗芙娜·勃兰克。
教父：四等文官阿尔谢尼·费多罗维奇；
教母：娜塔莉亚·伊万诺夫娜·阿乌诺夫斯卡娅。
在家人的关爱目光注视下，在复活节快乐的钟声中，列宁完成了受洗仪式。父母的喜悦发自内心，拥抱并爱着这个新生儿，他的到来让这个幸福的家庭更加温暖。
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父亲
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乌里扬诺夫对列宁的外貌留下了这样的描述：在体格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长得很像父亲。他继承了父亲的身材、高颧骨、脸型、略微上挑的眼角和宽阔的前额。他有父亲的活泼气质和真诚的笑容，他们有同样的品质和脾气——有毅力、有精力、能全心全意投身工作，有高度的责任感、远大的民主眼光和对别人的体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甚至继承了父亲发“r”声时轻微的喉音。
父亲和母亲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任老师。列宁从懵懂无知的小孩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袖，不免让人好奇他是在怎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他的父母又是怎样培养他的。根据列宁的亲属、妻子等人留下的传记等记录，我们可以从一些回忆中看到列宁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列宁的一生中留下的印记。
列宁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是当时沙俄的国民教育视察员，他是一个让人佩服的教育工作者，一个进步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
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出生在阿斯特拉罕城，出生时家境贫苦，七岁时父亲（即列宁的祖父）过世。而他能够上学甚至一路大学毕业，首先归功于他的哥哥，即列宁的伯父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
瓦西里也是求学若渴，但父亲的过世让这个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留下体弱的母亲、年幼的妹妹和弟弟，同样年纪不大的瓦西里不得不放弃继续上学的愿望而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在弟弟伊里亚中学毕业后，他开始鼓励并支持伊里亚继续念大学，直到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可以养活自己。为了供养弟弟妹妹，瓦西里一生未婚。瓦西里之于伊里亚，更像一个父亲，给予他无限的爱，成为他强大的后盾。亦兄亦父的瓦西里让伊里亚一生都充满感激。这样的兄弟情谊让人动容。
伊里亚顺利进入喀山大学继续学业，当时是沙皇尼古拉一世残暴统治的时期，在农奴制的国度，占社会少数的奴隶主和地主可以随意鞭打农奴，一旦惹得主人不高兴，农奴就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过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悲惨生活。奴隶们埋头苦干、谨小慎微地生活着，依然要承受主人随时随地的残暴压迫，他们像牲口一样被奴隶主和地主买卖，既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婚姻自由。
大字不识一个的农奴和农民们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会用“红火鸡”（也就是放火烧房子、烧农田）的方式反抗惨无人道的阶级压迫，但是，这些行动都是缺乏组织性的，因此无一例外遭到更大力度的镇压。在生活没有盼头而只有痛苦的时候，农民和农奴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喝酒度日浑浑噩噩，要么深入密林落草为寇。当时的沙俄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民谣是这样唱的：
在古老的时候，
生活困苦不堪，
有人离开了家乡，
逃往遥远的地方，
抛弃了故园，
离别了妻子，
为了寻找自由，
奔向伏尔加河的东岸。
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过得如此凄惨的时候，所谓的“上层”人士中一些有良知的人也无法坦然度日，他们厌恶沙皇的专制统治，同情社会的劳苦大众。他们响应西欧的革命，呼吁实行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号召实行选举，宣传废除农奴制对于国家的重大意义等。
这些宣传主张与沙皇要维持专制统治的目的针锋相对，因此，其中的先锋人物大多死于苦役和绞刑，如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和1848年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案件等。很多参与过起义或者对革命、反抗曾抱有希望的军官、知识分子等也逐渐消沉，尤其在1848年席卷全欧的大革命之后，这种压迫更加深重了。
尼古拉一世成了欧洲封建专制的排头兵，急不可待地驱使俄国士兵去镇压匈牙利革命。也许有同学会疑惑了：远在俄国的沙皇为什么要去管匈牙利的事情？这是因为但凡涉及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个核心利益，封建的统治者们就会充分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他们不仅镇压本国的起义，还互相支援甚至直接派兵镇压邻国的革命起义。
那时候，包括沙俄在内的欧洲各国的自由思想都遭到了压制，青年们只有在关系密切、互相信任的活动小组里才敢倾吐心声，他们轻轻吟唱被当局所禁止的歌曲来抒发反对封建、向往自由的惆怅心绪。
后来，列宁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在漫步森林和田野的时候听过父亲伊里亚唱这些歌曲。尽管没有走上革命道路，伊里亚和当时有良知的人一样，对沙皇专制深恶痛绝，后世关于列宁传记的所有作者无一例外评价他为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我想这是对伊里亚比较全面和中肯的评价。
只有同伊里亚一样经历过那些暗无天日的压抑社会环境，才会对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死和他儿子亚历山大二世继位后实行的改革而有切身的轻松之感。亚历山大二世继位后做的最大的改革就是废除了俄国存在已久的农奴制。但是，不要给他个人的执政添加滤镜，真正促使农奴制被废除的原因在于，一是俄国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需要自由劳动力，正如工业革命发家地的英国著名的“羊吃人”圈地运动；二是弥漫整个社会的不满情绪和各地此起彼伏的农奴暴动——了解了这些再听听亚历山大二世的话就更有体会了：“要在人民还没有自下而上夺取自由的时候，赶快自上而下给他们自由。”
农奴的解放是一个重大的变革，全国都在狂欢庆祝，庆祝来之不易的、失去已久的自由。但是，狂欢的快乐持续了没有多久，人们很快清醒过来。第一个敲响警钟的是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在28岁那年参加进步刊物《现代人》编辑工作，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沙皇宪兵逮捕。
在狱中，他以笔为武器，于1863年写出了震惊全国的长篇社会问题小说《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本小说的副标题叫“新人的故事”。他塑造了拉赫美托夫、薇拉等一批新人的典型。他们在与旧势力、旧习惯进行艰苦斗争的条件下成长起来，是面对社会黑暗知道应当“怎么办”的先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有美好的理想，而且敢于为理想的实现而斗争。他们不是空谈家，而是行动者。
小说的书名叫“怎么办？”，作者在书中确实提出了一系列面临抉择的社会问题：婚姻恋爱不自由怎么办？妇女不能自食其力独立工作怎么办？平民受压迫怎么办？要反对农奴制度怎么办？渴望造福于祖国和人民的人应该怎么办？等等。这些问题至今具有振聋发聩的功效。
与此同时，作者又明确地告诉读者：沙皇专制统治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唯有用暴力推翻沙皇，才能创造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人民应该“这么办”。
车尔尼雪夫斯基用巧妙的文学手段机智地逃过了沙皇书报检查机构的审查，小说很快出版了。《怎么办？》小说像一块巨石投进了俄国文坛看似平静的湖面，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很快地理解了在曲笔和隐喻中所包含的深邃思想和革命内容，称赞它是“革命青年的行动指南”。反动当局急忙下令查禁，但小说已经不胫而走，广泛地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千千万万读者在拉赫美托夫等英雄形象的感召下投身革命。
普列汉诺夫曾说过：“在每一个出色的俄罗斯革命家身上，都有过许多拉赫美托夫气质。”列宁也特别喜爱这部小说，并熟知其中的每个细节，他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深刻而透彻地了解他那个时代的现实”，并且“善于在受检查的刊物上叙述这种纯粹的革命思想”。
因为这部著作，身陷囹圄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又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直到1889年去世，享年61岁。
自由的浪潮如同天边的曙光，一旦暗夜开始消逝，就再也无法遮挡其越来越亮的光芒。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批先驱的引领下，俄国社会出现了更多反抗封建专制的思想和行动，出现了很多以青年人为主的革命组织，文化工作者也没有落后，他们充分利用改革条件下稀缺的自由空间，纷纷著书立说、发表见解。
此外，国民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国民教育的主旨是让以前无法接受教育的农奴和农民获得教育的机会，许多优秀作家和教育家，像皮洛果夫、列夫·托尔斯泰、乌辛斯基、谢尔贡诺夫等人都积极撰写文章谈论教育问题，社会提出的迫切任务是教育人民识字，获取知识，使人民文化水平提高，引导广大劳动人民摆脱黑暗、贫困、愚昧和压迫。这让很多有识之士充满向往和期待，其中就包括伊里亚。
伊里亚从喀山大学毕业后就立志成为一名中学物理老师，尽管他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备受答辩委员会的好评，甚至因此收到了研究员的聘书，但他还是初心不改。
初为人师，伊里亚就成为独特的存在。一入职奔萨的中学，伊里亚就注意到有个同事在用热水浸泡桦条，有经验的同事马上跟他解释，桦条必须这样泡软了才好用，才能打得疼。伊里亚对这种拿体罚当家常便饭的风气愤慨不已，当然最开始这种愤慨只是出自本能。
后来他在俄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杜勃罗留波夫的书中读到：“孩子比成年人更讲道德。只要不用恐吓手段逼他们撒谎，他们是不会撒谎的。他们为一切不道德的行为而感到羞耻，孩子们不论出身贫富贵贱，都可以成为好朋友。”伊里亚对此深表赞同。
在他的班上，学生从来没有被体罚过，课堂上也没有出现过老师的怒吼，或者老师的咆哮——“跪下！”后来他调转到下诺夫哥罗德中学教书依然如故。教学区或者教育部经常派督导团到各个学校视察，督导提问学生时，学生往往被吓得直哆嗦，唯独在伊里亚带的班级上没有出现过学生胆战心惊的情况。
与之相反，他的学生面对来视察的领导官员反而跃跃欲试去展现自己的才能，这种勇敢自信的风貌让一拨又一拨的督导团印象深刻。实际上，青春昂扬的年纪正是自信、乐于表现的，但是在压抑的环境下这种正常竟然成了稀缺。自然，伊里亚为学校赢得了荣誉，获得了学生和主管部门的认可。
但是，我们知道，伊里亚留在传记里的身份并不是一名中学物理教师，而是国民教育视察员。为什么他放弃了形势一片大好的教师岗位换工作了呢？这与我们前文提到的沙俄进行的改革有关。
作为一名进步的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他对所发生的一切变革都满怀期待，不止一次问自己：“现在，我应当到哪里去当教师，才无愧于教师这个崇高的称号？显然，应当到民众中去。”产生这种想法与他日常喜欢阅读的思想著作有密切的关系。列宁的父亲作为教育工作者，喜欢阅读涅克拉索夫的诗，特别喜欢阅读杜勃罗留波夫的著作，因为其著作反对农奴制度。列宁在父亲的影响下，大量阅读了许多像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皮萨列夫等俄罗斯古典作家的文学作品。
正是因为立志要到民众中去，在1869年秋天，伊里亚面对校长和师友一次又一次的挽留仍毅然辞去了下诺夫哥罗德中学的教职，告别了伏尔加河畔的舒适生活，乘着颠簸的马车前往辛比尔斯克省，正式履职国民教育视察员。妻子和一儿一女（列宁的姐姐和哥哥）陪着他迁居到这个全新的地方，开始了艰难的新生活。
看似决绝的行动背后也有反复的自我怀疑。伊里亚在一开始并不确定自己一个城里人真得做好了扎根农村的准备，但他是一个有坚毅品格的教育工作者，为了扎根农村的教育理想，他先用了一整个冬天的时间调研了辛比尔斯克省的学校。当时这里的学校很少，而且都是旧式的学校，校舍又小又脏，教师的受教育水平很低，日常教学动辄打骂学生。
为了建新的校舍，他不得不迎着村民敌视的目光苦口婆心地劝说，让他们放下顾虑；为了筹措建学校的经费，他不得不四处奔走；为了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他开办青年教师进修班，用新的教学方法来指导和培训他们。而这些都是不得不做的工作，因为他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巡视全省前，伊里亚手握圆规和直尺仔细研究了地图以计算自己旅行的时间，显然他没有计算冬天道路崎岖不平的限制，只严格按照雪橇滑行的时间来计算。
如果他以前学校的同事知道他放弃了大有前途的教职而过这样的生活一定会嘲笑和不解：你到底图什么呢？伊里亚必然来不及回应，因为时间太紧张了，他必须尽快完成全省学校的摸底工作，必须在一个冬天的时间里完成，不然会影响学校整个的学年教学计划。曾与伊里亚共事过的辛比尔斯克社会活动家瓦列里安·那扎利耶夫留下了这样一段看似牢骚却动情的回忆：
有时你坐在温暖安静的屋子里，不安地倾听着冬季暴风雪的怒吼。这场暴风雪已经刮了三天三夜，它把农夫阻留在草舍里，不能活动，不能工作。突然窗外响起铃声。想一想谁会在这种时候来访呢？于是赶紧来到前厅迎接客人。门敞开了，出现在面前的是乌里扬诺夫，他全身都是雪，脸冻得发白，鬓发胡须全都结了冰。他冻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只是照例和善地笑着。好不容易才把光板羊皮大衣脱下来，在前厅抖了一地雪。本想安慰安慰这位过路人，让他尽快暖和过来。可是来人却好像什么事也未曾发生似的，在屋里来回走着，活动着冻僵的四肢，紧接着就开始谈论起学校工作、视察情况、学校工作中的欢乐和忧愁。在喝茶、吃饭的时候也总是谈论同一个话题。当你已经睁不开眼想睡觉时，他还在谈论学校的事。早晨同他见面的第一句话还是学校……
初到任时，地方政府为伊里亚准备了一份归他领导的学校名单，可是一看这个名单就让人气不打一处来，名称乱写乱编，数量随意增删，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没办法，他只好自己用双脚丈量辖区的学校，根据自己调查走访的情况来确定学校的名单和具体的情况。
有一次，伊里亚在乡村的小酒馆喝茶取暖，一个满脸胡须的年轻人走到柜台前要了一杯酒，喝完之后高兴得边走边咂嘴，他脚上那双突兀的树皮鞋因结了冰而格外响。他走后，饭馆老板忍不住感慨：“唉，这个人要走多少路啊！到县城是35俄里，还得返回来，而且不止往返一次……就是为了赚几个钱维持生活。至于教师的薪水，真没法说，一年总共只有25个卢布！也就在发工资的当天，他可以喝上一杯，可是连下酒菜都不敢吃。他怕把薪水花光，只能咂舌作响……”伊里亚听着老板的感慨而一阵阵脸红，为教育部和自己视察员的工作没做好而感到羞愧。
本来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但是对工作的热爱和实现志向的责任感可以让他忘却疲惫和挫败，不断克服困难，不断推进工作。妻子和子女在辛比尔斯克城里租的房子等待他结束工作回家，但一整个冬天他几乎很少在家停留。
工作逐渐开展起来了，伊里亚有了几个视察员做助手，他也升任总监。领导权限的增大让他的工作更忙碌起来，但他依然在教育一线，维持着生活简朴、待人诚恳的作风。教师们毫无压力地向他请教，他还要时不时地去各个学校为请病假的老师代课。他不喜欢社交生活，工作之余在家里陪伴孩子，关心孩子的教育。工作时他是一个有无限活力且一丝不苟的教育家，闲暇时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父亲，喜欢和孩子们开玩笑、下棋、玩球。
伊里亚用10年的时间把辛比尔斯克省原有的89所学校增加到了423所，开办了一期又一期的教师培训班，大家默契地称之为“乌里扬诺夫培训班”。所有这些努力的代价就是身体在年复一年的辛苦工作中受损，妻子玛丽亚一直为他的健康状况担忧，在伊里亚工作满25年的时候就劝过他退休，但伊里亚反而用更大的热情投入教育事业中，妻子不得不同意。在工作快满30年的时候，玛丽亚再次提出让他退休好好保养身体，但伊里亚却在这时向喀山学区教育主管提出了延长任职的申请，因为还有未竟的事业等待着他。结果，督学批示——“同意留任到1887年7月1日”，即只同意伊里亚留职一年半。列宁的大姐安娜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1885年12月，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放假回辛比尔斯克家中。在塞兹兰我同视察全省归来的父亲同行。记得父亲给我的印象是比秋天更明显地衰老，身体更加虚弱。我还记得，他情绪颓丧，并痛苦地对我说，政府想建立教区小学代替他们搞起来的地方小学。这表明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将化为泡影。后来我才懂得，父亲为此备受煎熬，这件事加速了他的不幸结局。”
繁重的工作过早地耗尽了伊里亚的精力，加上多年努力的工作成果化为泡影，最终，不到55岁的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在做年终总结的时候突发脑出血逝世，那一天是1886年1月12日，那一年是列宁正在读中学的最后一年。
伊里亚的逝世让熟悉他的人悲伤不已。喀山学区的督学公开发表了一篇长悼文，里面写道：
“全体同事，市国民学校的教师及学生，副省长先生，中学校长和中学教师，陆军学校、教会学校的教师以及所有的人都尊敬地缅怀已故总监（在辛比尔斯克有谁不认识、不尊敬他呢），很多人到已故总监的住宅和附近街道，向总监告别。辛比尔斯克的宗教界高层认真做了简短的祈祷。棺木连同已故总监的遗体由他的二儿子(即列宁——作者注)及同事和挚友们抬着缓缓前进……”
本不属于学区督学管辖的《荒地》杂志专门发文悼念伊里亚：“他为了发展国民教育，付出了全部心血，无论是辛比尔斯克市，还是辛比尔斯克省的国民教育事业，恐怕都是俄国其他地方望尘莫及的。”
办完葬礼的家里显得空荡荡的，哭过之后的小列宁无言地在房间里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突然他发现钢琴上面的乐谱中间似乎有什么东西闪烁着光芒。他伸手拿来一看，是父亲那本抄录钟爱诗句的硬壳笔记本。列宁打开笔记本，看到最后一行拉丁文字：
“Per aspera ad astra。”
列宁轻声翻译出来：
“越过荆棘就是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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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新 主编
刘娜娜 崔珺涵著
张新 中共马克思主义学院分党委委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北京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会副秘书长。发表有《恩格斯传》《读懂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现实的探索》等六部个人专著，主编或合著学术著作或教材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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