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5月16日清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所属的40军第118师不顾连日疲劳,不惧残敌骚扰,以急行军速度突入汉口市区,成为四野第一支冲进武汉的部队。盘踞在汉口的敌“武汉保警总队”,还以为是地方游击队前来袭扰,遂整队迎战,结果不到一个小时即遭全歼。

当天下午,第40军和第43军主力纷纷杀到,先后攻入汉阳和武昌,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解放!两天后武汉军管会和警备司令部宣告成立,根据军委的最新命令:野战军副政委谭政,出任武汉市军管会主任兼警备司令部政委、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原先遣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担任警备司令员。

武汉解放的胜利消息传到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非常欣慰,特别给四野总部和武汉警备司令部发来贺电,同时要求:“请林罗考虑,待你们主力和炮兵渡江的时候,在武汉三镇举行一次军容整齐的盛大游行,例如北平入城式那样,借以振奋人心”!

四野总部认真地执行了这一命令,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6月18日,林邓首长(第一政委罗荣桓调北京工作,第二政委邓子恢随队)率野战军司令部正式进驻武汉,同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解放九省通衢的武汉固然值得庆祝,然而林、邓、萧(参谋长萧克)等首长并不轻松,司令部气氛也很紧张,原因很简单:白崇禧其实是主动放弃武汉南逃的,四野大军攻占的只是一座空城。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白崇禧

林、邓、萧首长必须得搞清楚,“华中军政长官”、桂系实际掌握兵权的人物、陆军一级上将白崇禧,以及他指挥下的数十万人马,现在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白崇禧不战而弃武汉

白崇禧担任主官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前身是所谓的“华中剿总”,司令部驻地当然在湖北的武汉,该机构再往前捋,其实是由抗战胜利后的“武汉行营”改编而来。

四野先遣兵团南下时,白崇禧本来还幻想依托长江天险,先负隅顽抗一阵子,然后再视情况南撤,不料5月15日张轸兵团的起义,彻底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

前一天刚刚从广州飞回武汉的白崇禧,恼羞成怒之下,调动桂系王牌第7军开往信阳以南,对起义部队进行武力镇压,双方随即爆发激战,当天黄昏时分,白崇禧忽然接到了一个要命的消息: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一部已经渡过长江杀奔金牛,目标直指武汉以南的要点贺胜桥!

白崇禧登时大惊失色:这是要断我退路包我饺子啊!

白崇禧清楚武汉是不能再守了,不仅如此,如果再撤慢一点,第7军等桂系老本也得被瓮中捉鳖,于是紧急下达命令,放弃对张轸起义部队的围攻,各部全速南逃,他本人也于当天匆忙登机飞往长沙。

白崇禧

这个“小诸葛”还是蛮滑头的,因此桂军主力逃得确实很快,四野各部在行进间解放武汉后,只好衔尾急追,江南此时已经是酷日当头,敌我双方的行军赶路都很艰苦。

桂敌南逃之狼狈,许多历史文章并未详细介绍,以桂军王牌师第176师为例,该师第528团在长江以北驻防时,每个步兵连平均还有120人左右,在三大战役之后,已经算是敌军兵力比较充实的连队了。

结果这个团被一路撵到江西境内时,全团兵员最多的连有77人、最少的只有58人!不少桂军士兵实在跑不动,只能开小差或者携械投诚,致桂军减员非常严重,比如一个叫傅根年的班副缴枪后,啃着馒头带着哭腔对四野战士说:“从湖北广水南逃的这一个多月,我就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每人每天25两谷子,鞋子也不发,十个有七八个打着赤脚,很多人的脚坏了走不动路,当官的就用枪托乱揍”。另外一个叫夏三亮的老兵也诉苦道:“眼看天天向南逃,再逃也没有地方啦,早晚还不是缴枪?”出身南方的桂军士兵尚且如此,大部分来自东北的四野指战员,当然更加疲惫和水土不服。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至6月底前后,白崇禧集团全面撤至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中部,以及以上高为中心的江西北部,而四野主力则追杀到鄂东南、赣西北地区,鉴于气候炎热造成的非战斗减员过多,野司下令前线部队转入短期休整。

而事实上,由四野参谋长萧克制定的“湘赣战役”计划正在悄然进行准备着,此役的中心任务是要调集足够的兵力一举消灭白崇禧军事集团!

四野首次面临兵力不足的局面

客观说来,在这个时间点上,华中地区的敌情还是比较严重的,白崇禧在湘赣地区的兵力部署也透着满满的狡猾和算计,他将尚能掌握的部队分为四个部分摆在四野的面前:

第一部分:以“非桂系”的中央军四个军,沿粤汉铁路两侧布防,阻拦解放大军南下长沙;第二部分:以桂系主力的三个军,置于战线右后侧的赣北地区,作为决战的机动兵团,一旦我军沿粤汉路发动进攻,桂军主力即可出动袭击我军侧背。第三部分:以陈明仁兵团的两个军、程潜“长沙绥署”所属部队死守长沙,同时以赣敌方天的一个军掩护桂军主力的侧翼。第四部分:以另外三个军置于长沙与衡阳之间,确保逃往湘南和广西的后路。

上述敌人的总兵力,约合十四个军近30万人,其中战斗力最强的是桂军的7万余人。众所周知,四野从平津地区南下时,总兵力有88万大军,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难道发动湘赣作战还缺兵不成?

宋希濂

前线还真是兵力不足,真实的情况是,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7月初,四野整体的军力分布确实比较分散,减员也颇为严重,原因是多方面造成的:第1、在鄂西和川东地区还盘踞着宋希濂集团,四野必须分出第十三兵团实施压迫打击;第2、刘亚楼第十四兵团已经确定撤销建制,兵团部即将改制为“空司”,所属的三个军划入其他兵团或者改由野司直辖,也就是说,此时第四野战军只剩下三个兵团建制。第3、在四野南下途中,原各军所属的第四个师(由独立师改编),纷纷转隶新建的各地方军区,担负警备和剿匪等任务,因此四野的各主力军,基本都削减为“三师制”;第4、野战军非战斗减员激增,另外还需在河南、武汉周边留驻一定警备力量,不可能全部投入作战。

因此四野前出到鄂东南和赣西北的兵力只有第十二和第十五兵团所属的六个军,对白崇禧集团虽构成一定优势,却不具备碾压和围歼敌人的绝对实力,想一举破敌显然是有困难的。

这也是四野停下追击脚步的另一个原因,为了完成对白崇禧集团的战役合围,必须就近加强我军一线兵力。而最快最好的办法,就是调动之前杀入江西的第二野战军有力一部,配合四野完成湘赣战役的任务。

两大野战军联合发起作战

第二野战军在渡江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中,主要任务是消灭浙赣线两侧之敌,所属三个兵团的战场分布是:第三兵团在左路、第五兵团在中路、第四兵团在右路,其中陈赓四兵团距离华中最近。

为迅速歼击白崇禧的主力,军委命令二野抽调有力部队,从东方出动配合四野的作战,并接受四野总部的统一指挥,因此即将发起的湘赣战役演变成为两大野战军的联合作战。

程潜

对付不足30万貌合神离的残敌,我军动用的“牛刀”并不需要多大。尤其是程潜、陈明仁两位将军已经暗中酝酿举旗起义,在湘赣战役中是不会真出力的,只是在理论上还隶属于白崇禧集团的作战序列。那么,我军在湘赣战役打响前,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呢?

计有萧劲光第十二兵团的三个军(辖第40军、第45军、第46军)、邓华第十五兵团的三个军(辖第43军、第44军、第48军)、陈赓第四兵团的三个军(辖第13军、第14军、第15军),以及暂由陈赓统一指挥的第18军。

上述共投入十个军43万人的总兵力,其中四野部队有六个军29万人,二野部队有四个军14万人。从六个军共29万人来看,当时四野各军的兵力普遍下降到45000到46000人左右(还要考虑兵团直属队的兵员),比南下之前减少了至少四分之一。

四野总部关于湘赣战役的总体构想,并非沿粤汉铁路向南平推,而是以主力首先合击赣北之敌,也就是张淦的第三兵团。这是桂系的王牌和“老本”所在,在林萧首长看来,只要揪住并歼灭桂系的三个军,则湘赣地区的敌人必然全面崩溃。

白崇禧再次溜之大吉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7月9日凌晨,第43军先头部队在搜索前进中,与桂军一部在上高地区发生遭遇战,标志着“湘赣战役”正式打响!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战役初期,桂军张淦兵团抵抗非常激烈,与我十五兵团部队在赣北连日激战,其战斗力还是蛮强的,此时陈赓第四兵团、萧劲光第十二兵团等部,正兼程向张淦兵团的两侧实施迂回。

如果桂军主力继续与十五兵团缠斗,不出意外的话,将很快遭到解放大军的合围,包围圈完全合拢的时间,四野总部确定为7月15日,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

至7月13日的深夜,白崇禧已发觉我军的合围意图,立即下令张淦兵团脱离战斗,全速撤往湖南境内的茶陵山区。两天后,当我迂回部队奋力到达预定位置时,桂敌已大部跳出了包围圈,敌人逃得太快了!

于是围歼战最终打成了击溃战,我40余万大军根据命令,随即展开多路追击,连续解放县城22座,并歼灭撤退之敌的多支后卫部队,毙伤俘敌4600余人,战果确实有限。

江南此时进入酷暑时节,严重水土不服的两大野战军各部,病员急剧增多,例如第43军127师的一个连,作战中追击20华里就中暑病倒了48人,其中居然有“热亡”2人的记录,可见情况之严重。

鉴于战机已失,且各部队普遍缺乏抗暑准备,四野总部于7月19日下令全线停止追击,部队就地转入休整,至此,历时十余天的湘赣战役宣告结束。

此役我军出动40余万大军,战场上却只消灭了敌人两个建制团,战果很不理想,一方面是大军对江南气候的严重不适应,另一方面也说明,桂敌属实比较滑头,揪住其主力并不容易。

既然仗没有打好,那么战役结束后,从野司、兵团到各军,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比如主攻部队第43军,在提交的报告中,还总结出另外一条重要原因:“敌人利用空军侦察,利用其尚未被摧毁的伪县、区政府(县有电台、区县间有电话),以及地方武装和小股部队,来监视我军行动,因而敌人消息非常灵通”。而我军则完全“处于新区作战”,信息掌握不够及时,且大兵团远距离机动难已隐蔽,致使战役企图过早暴露,当然在报告中也承认,桂敌很是灵活,发现情况不妙会实施“断然撤退”。

野战军参谋长萧克则总结说:“主观方面,对白崇禧集团力避与我军决战的特点,认识不足,对其实力也估计不够,采取了通常情况下的诱歼和长距离包围,战术效果不好”。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在湖南长沙通电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约11万人,使华中敌人的总兵力进一步减少。白崇禧无奈,只好率残部退守以衡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准备伺机再撤回广西。不料在长沙起义部队中,出现了4万余人叛逃的意外情况,应陈明仁的请求,正在休整中的四野出动部队追击,而白崇禧则派兵接应叛军,于是有了军史上知名的“青树坪血战”,四野遭遇小挫。

白崇禧如同打了鸡血一般,放弃了马上逃回广西的计划,企图在衡阳、宝庆地区与四野决战,此举正中我军下怀,也终于引爆了“衡宝战役”。白崇禧第三次企图开溜时,已经晚了,桂军殿后的四个主力师灰飞烟灭!

实际上,在四野取得衡宝战役的胜利之后,白崇禧军事集团的脊梁已被打断,也注定了在其后的广西战役中,桂军很快就将全军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