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有一个这样极具讽刺的场景：
李自成来了，崇祯急得团团转，财政却拿不出钱充军费，崇祯鼓励官员捐款，结果仅得几十万两。
李自成入京，没钱犒赏三军，于是，也向明朝官员拿钱，不过农民军可没崇祯那么温柔，一番严刑拷打下来，居然搜刮出了七八千万两。
明末国库空虚，而官僚缙绅却腰缠万贯，为何个人财富远超国家财政，这不是一个怪现象吗？
事出反常，必有妖，那么明末的“妖”是谁呢？大多学者都认为，明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出了大问题。
01 税收锐减背后的猫腻
明朝的税收主要来自农业税，占到国家税收的九成，明朝初期收取农业税的土地总数高达850万顷，而康乾盛世的最高时期也才640顷。可见，明初的财政收入十分可观。
所以，明初时的朱棣敢五征蒙古，大修运河，威服四夷，雄厚的经济基础才是幕后底气。
但到了明朝弘治中兴时，明朝可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却锐减，直线下降到400多万顷，与明初相比，足足缩小了一半。
那么原因呢？
出了大问题必然有大漏洞，明朝税收里也有一个重要漏洞，就是士绅及公爵王室可以免税。
也就是大富人不交税，国家的税收都是由中下层人群来完成，这个政策导致了税收的巨大漏洞。
比如土地税，为了逃税，一些地主乃至小民，都把田地寄放在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名下，名曰寄主。
然而随着明朝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地主阶层拥有越来越多的土地，还不用交税，他们想不成为大土豪都难。
贵族、大地主和聪明人都免税了，那些老实的农民却成了税收的主要缴纳对象。到弘治中兴时，明廷想从仅拥有四百万土地的农民身上，榨出八百万土地的税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苛政就这样产生了。
之后，流民和暴民也就产生了，直至汇成具有一定规模的起义大军，这么说来，大明亡于农民起义也是再正常不过的。
明朝虽然没想到自己会亡于农民起义，但对于税收问题也是相当重视的，因为由不得不重视。
万历时期，宗室成员高达二十万，皇室成员的高消费全要财政买单，占比竟然达到财政支出的一半；
根据《中国财政通史》资料显示，万历六年，明朝宫廷支出占到全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再者，还有源源不断的军费，北方蒙古部落不断侵扰，南方倭寇不断进犯；
然而更不幸的是，明朝正好赶上地理气候的“小冰河期”，极端气候下，旱灾和瘟疫不断。
在明朝统治276年中，今甘、宁、青三省区境内，发生旱灾154次，平均不到两年一次；大旱灾51次，平均五年一次；特大旱灾约半个世纪一次。
除了干旱，明代中后期还遭遇了两次大瘟疫，一次出现在明万历年间的1586至1590年，另一次则与干旱同步发生在1640-1644年间。
所以，明朝财政还必须要拿相当一部分钱出来赈灾。
此外，俸禄也总得出吧。
从上述可看出，明朝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但财政却没钱，那么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明朝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02 明朝的努力
为了应对税收危机，从明孝宗朱祐樘开始，明朝就开始想办法扩大税源。
比如向人少地多的湖广地区移民，以此来增加税收；对于承担重税的江南地区，通过减免税收流程，提高税收效率的办法，来缓和税收矛盾。
到明武宗朱厚照时，明朝第一次开始大规模地征收海关税，对外国贡使来华贸易，也开始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
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到嘉靖在位时，税收还是到了几近枯竭的程度，而此时却又赶上军费激增，北方蒙古部落不断侵扰；南方倭寇不断进犯，东南的税赋多半打了水漂。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只能选择在中路增税，比如在江西、湖广，以及在西南把持贸易特权，通过与西南民族的茶马贸易来扩大税源。
虽然抚和了蒙古，倭寇也被平定了，但到公元1566年嘉靖去世时，国库存粮仅够王朝一个月的开销。
可以说，此时明王朝的经济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怎么解决？从明史看，解决明朝财政危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革，也就是张居正实行的改革。
张居正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三项：考成法、清丈法和一条鞭法。
考成法就是对官员的一项考核制度，当然考核制度明初也有，比如京官每六年“京察”一次，地方官每三年一次“大计”。
但明朝吏治腐败，法令不行，早期制度或流于形式化，或成为官员们争权夺利的手段。
因此张居正推出了对官员的定期考核，要求不仅要对各级官吏进行定期考察，而且还要对其所经办的各事，也要规定期限办妥，形成“立限考事”、“以事责人”。
这一制度推行后，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在整顿田赋方面产生很大影响，成为纠正“侵欺拖欠”的重要手段。
之前各地征收田赋，在规定数额外，有所谓的“常例”，作为地方官吏层层收入私囊的附加。
地方官上缴税粮税银时，先扣除去自己的“常例”，而对于税额是否完成并不关心。
此外，还有不少地方有各种临时的征敛，由于“无名之征求过多，以致民力殚竭，反不能完公家之赋”。
在实行考成法后，上至巡抚，下至各府州县，但凡催征不力、征赋不足额的，都要受到相应的处罚；对于过往拖欠的税赋，每年“带征”三成；同时地方整理田赋的收入，除去地方所需经费外，一律上交中央，由户部统筹支配。
考成法的实行保证了财政收入的稳定，至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435万，与隆庆时相比，增长了74%，而同年的支出为349万两，一举扭转了以往财政赤字的窘况。
可见，通过考成法整顿田赋，也是增加税收、改善财政状况的一个有力杠杆。
考成法解决了田赋拖欠的问题，但并不能解决瞒田匿产的问题，为了持续扩大财政收入，张居正又实行了“清丈法”。
清丈法的实行主要是清查那些用各种名义寄存、偷税漏税的土地。清丈的结果也十分可观，可征收赋税的土地，由过去的400多万顷，变成了700多万顷，虽不及朱元璋时期的800多万顷，但税收效率和税收总数却高于明初时期，在改革的最高峰时期，明朝年税收达800万两。
而明末崇祯帝时，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田赋，每年的赋税也不过400万两，但明末的军费开支却高达600万两，以致于年年财政赤字，最后走向破产。
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并未止步于此，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还向全国推行了一条鞭法，这项法令是张居正所有改革中最重要的成就，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考成法、清丈法都是针对田赋的改革，而一条鞭法则是将田赋和徭役都包括在内的一项大变革。
简单来说，一条鞭法就是把所有的农业税都统一成一样，即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并且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也就是折合成白银，按亩折算缴纳。
这样既减少了小民百姓少受中间盘剥，也将国家税收效率发挥到了最大。同时，货币税的推广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条鞭法的实行，着重改革了役法，由对人税转为对物税，赋役的对象不是人而是物（土地）了。这样一来，大户负担多一点，小户就减少一点。因此，一条鞭法的推行，对缓和阶级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此外，除了整顿农业税，张居正对商税也进行了改革。封建经济重农抑商，张居正则主张农商并重，“厚商”和“资商”，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
他提出将贸易权力下放，规定沿海商人不再以出海时长来计税，而由每次贸易数额和利润征税；并且严禁商人与当地大土豪勾结，这些举措也提高了商业税的收益。
此外，既然皇室开支庞大，那么就缩减开支。在万历年间，张居正多次要求缩减皇室开支。
比如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止提供内库用来封赏的开支；节省服御费用；废除专门为皇室提供丝绸的织造；为节省灯烛，甚至连上元节的灯火、花灯费也废止了。
到崇祯时期，皇室开支已经削减至巅峰时期的三分之一，皇室节流还是有成效的。
从上述可看出，明朝，特别是张居正改革，为解决国家财政危机也做了多重努力，但为何明朝还是“穷”死了呢？
03 明朝的破产
张居正的改革，在他1582年去世后，除了一条鞭法有所保留，其余法令基本都被废止，改革半途而废。
万历中后期的执政特色是这样的：
由抑制兼并变为包容豪强大地主，并给予种种优免。万历带头跳出来指责张居正丈量土地出现的问题，比如强迫地主多报耕地、乱报耕地，而地方官以此争功。
由此引发负面效应，过去严格丈量土地的官员都被划为佞臣，没有彻底执行丈量的地方官反而变成了仁爱的父母官。
对于已经量出的土地很多又缩了回去，未量出的继续隐漏，瞒田匿税的现象重新抬头。
考成法也成废纸空文，没有了严格的监督制，整顿田赋丈量土地的成果很快被 冲销。
然而万历还不断给王子公主赐庄田，大地主兼并土地日益剧烈，享有免税的人占据着越来越多的土地，而非免税田，也多有欺瞒隐匿，其情况比张居正改革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利农安民变为增税加派，不断加重农民负担；一条鞭法虽明令未取消，在许多地区也有推广，但也已名存实亡。役法扰民之弊重现江湖，从万历中期始，“营建织造，溢经制数倍，加以征调、开采，民不得少休”。
度田均税之制既废，国家财政收入不够，皇帝就设法加派田赋，“三大征”是如此，到辽东战事起，所需饷银亦是如此。
除了国家加派，还有地方私派，数字更大。在土地兼并下的农村日益凋敝，条鞭之外又有差役，田赋之外又有加派，加派之外还有私派，叫农民们怎么活？此刻应该可以感受到李自成的口号“迎闯王，不纳粮”，其魅力有多大了！
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
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吃他娘，着她娘，吃着不够有闯王。
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
由厚商资商变为税监四出，野蛮掠夺城市的新兴工商业。万历皇帝可谓最大的敛财巨头，奢侈的宫廷生活花销仅靠户部定额已不够，如何广生财路，他把黑手还指向了工商业。
比如向织染业加重征费，再如将宫中食物果品牲畜费用增至三十万两，但却要商户铺垫钱，导致商户资不抵债，对商人强取豪夺。
此外，他坐镇京都，还派了一帮宦官出去搞钱。从万历二十四年起（1596年），所谓的矿监、税监遍布各地，这些太监利用专制手段，借助政治权力，对工商业进行全国性的掠夺。
有明一代的暴政，至此也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至此，我们也可总结，在他死后，张居正的改革成果基本化为泡影。万历中后期的种种做法，使社会矛盾重新激化，明王朝的衰亡之势在万历中后期已日见明显。
所以与其说明朝亡于穷困，不如说明朝亡于万历的利欲熏心。
既然张居正都挽救不了明朝，之后也就无人能救了。
04 明亡的丧钟
明末崇祯时代，国家财政已是捉襟见肘，但此时的国家形势也不容乐观。上述提到明朝赶上了“小冰期”气候，全球都受到降温、干旱的威胁。
严寒导致农业减产，灾荒严重，为安抚民情，少不了要拿钱赈灾。为了开源节流，崇祯除了加征田赋，也不了开源节流。
比如减少宫廷开支，再如对内裁员，在驿站工作的李自成就是被裁撤的一员，一怒之下参加了起义军，之后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
但更为严重的威胁则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同样也饱受饥荒威胁，他们联合起来向长城以南进攻以求生路，其中对明朝威胁最大的就是女真部落。
为抵御外敌入侵，明朝不得不在东北边境驻扎大量的军队，这样就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
国家内忧外患，财政却拿不出钱，虽说此刻不论崇祯如何努力，都无济于事，但更令人心寒的是，他把自己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而官员们却依旧无动于衷，宁亡国也不愿牺牲半点个人利益。
由此，不难总结，财政的崩溃，国家税收制度屡遭践踏，最终导致了明朝的覆亡，而谁又能对此负责呢？是万历，还是崇祯？更或者是大明的土豪士绅？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