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非常钦佩毛主席，同样的，毛主席最为亲密和信任的老战友也是周总理，但即便再怎么亲密无间，也难免会有红脸的时候，他们二人之间也不例外。
屋漏偏逢连夜雨
1959年~1961年是我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困难，现如今我们遭遇的一些经济问题，最多也不过是消费和投资低迷，通胀失业之类，但那个时候的经济问题可是要人命的，吃不饱饭活活饿死也并不罕见。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那段时期，我国接二连三的发生大面积自然灾害，比如说1958年就在东北，东南以及中部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中度或重度干旱。
而到了1959年，这一范围则又扩大到了内蒙等西部地区，一直到1962年，自然灾害才算有所缓解。
期间除了西藏等地没有受到影响，中国绝大多数地区都被波及到了这样的连续干旱，对于我国的农业生产是毁灭性的打击。
哪怕是现在农业技术极其发达的美国和以色列也难以抵挡持续严重的干旱，更不用说当时我们的农业技术还十分落后了。
除此以外，我国的耕地面积也是相对较小的，人均耕地占有量并不在世界前列。根据当时的报道，1960年的农业产值已经跌落到了1951年的水平，但人口却远远多于1951年。
本来毛主席对于应对三年自然灾害还是有些把握的，毕竟我们在延安时期的生活要比当时苦的多，只是没想到此时赫鲁晓夫在任的老大哥因为不能够控制我们而气急败坏，突然勒令我们马上还清所有债务。
在毛主席等早期领导人看来，独立自主非常重要，比一时的衣食冷暖还要重要，所以勒紧裤腰带也要还上苏联债。
如此一来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可谓是雪上加霜，屋漏偏逢连夜雨了，当经济拮据时，办法无外乎“开源”和“节流”两种，但当时我们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一直都在被美西方全面封锁苏联又和我们关系恶化，所以只好走节流这条道路。
面对三年自然灾害和各种外部恶劣条件，毛主席十分难过，为了共度难关，他宣布要实行三不原则，所谓三不原则就是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这个原则是专门针对政府官员，尤其是党中央的。
虽然对于除了自己以外的党员，毛主席没有过分苛求，但仍然规定所有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都必须把自己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也就是刚好能够维持正常生存即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没想到还是遭到了反对。
最伟大的“争吵”
由于年代久远，我们看到的许多毛主席录像，都是他晚年时的样子，所以他总是给我们一种非常虚弱憔悴的感觉，但实际上毛主席的身材是相对比较高大的。
除了延安时期皮包骨，毛主席都是比较魁梧的，这样一个身材高大的成年男性，无论再怎么节省口粮也会超过平均值。
当时中南海里所有的干部都要重新定量，先由个人上报自己的口粮斤数，然后再由群众公议评定。
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报的都非常低，毛泽东和朱德报了26斤，刘少奇报的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报了24斤。
当这一上报结果传到各单位的党支部和党小组以后，人们都觉得这太不合理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逆天，因为绝大多数男性干部按照平均身材算，至少也要定28斤。
更何况以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干人等的性格，本来就很有可能吃的比上饱的还要更少，如此一来身体必然会垮掉。
但无奈这些领袖的性格一个比一个倔，他们都说什么也不肯听从大家的建议，于是只好按照他们上报的数量发放粮票。
但这种极端做法不是每个人都能受得了的，时间一长，大家要么是饥饿到昏厥，要么是营养不良乃至发病。
灾害最严重的1961年，毛主席的身体已经开始浮肿了，鞋子都穿不上，后来周总理看到这一幕后便慌了神，赶紧质问工作人员：“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肿得这么厉害？”
而毛主席却说其实这是胖了，这换谁都不会信，每天吃这么少，怎么反倒会胖呢？于是周总理便以一种强硬的口吻说：“主席，您不要再这样下去了，全国人民还指望着你呢。”
对于这样的语气，主席没有生气，他也理解周总理对他的关心，但他认为绝对不可以搞特殊，尤其是在这样的困难时期。
周总理自然也明白这样的道理，但是如果毛主席身体真的出现大问题，肯定还会有更大乱子。于是周总理又问到为什么宋庆龄先生送给他的螃蟹被拒收了。
毛主席看周总理此时还在提吃肉，语气便有些急躁的说道：“哪里吃的下去了？全国那么多娃娃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却都吃不上肉，我怎么能安心吃肉呢？”
于是二人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反驳对方逻辑，但说着说着聪明的主席便将话题引到了周总理本人说道：“干部规定一个月领28斤，结果你只领24斤，还没有我多呢，更何况你每天要在外面跑来跑去，消耗比我还大的多。”
周总理一下子无言以对。而且周总理实际吃掉的口粮可能远远不足24斤，因为他经常把自己的订上口粮给其他同志补充营养，保证身体健康。
在这场最伟大的争吵过后，毛主席不仅拒绝了周总理的全部建议，还给周总理的口粮定额从24斤强行改成了26斤。
当然，无论改成多少斤，周总理实际吃掉的也不会符合定额，因为它必然要将自己的口粮分给别人吃。
无论毛主席还是周总理，他们都是从极其困难的延安时期走过来的，所以他们认为此刻的三年灾害对他们而言只是小菜一碟，只是觉得苦了人民。
但他们的最伟大之处莫过于对于家人子女的约束，也正是在这个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度过困难的时期，为人们的子女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这句话并不是为了歌颂苦难，而是强调经历过苦难历练才能够拥有一些成功必须的品质。
我们经常认为富二代，官二代都没有能力，也没有优秀品质，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们从小生活在安乐窝，所以我们不认为在逆境中他们能够有所作为。
但对于革命先烈的子女而言，这些都不是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李讷，她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也和学校里的其他同学一样，重新申报了粮食定量。
当她回家时，毛泽东问起学校情况，她才告诉父亲，考虑到自己是共青团员，所以她把自己的粮食定量给压到了21斤，毛泽东自然心疼女儿，但听到女儿的说法，她却担心起了别的事。
李讷一眼就看出了毛泽东心中所想，她说：“学校考虑我们正处在成长发育期，将学生的定量统一定为27斤。”
听到这话毛主席才放下心来，他虽然希望干部和党员能吃苦，但他并不希望孩子们吃苦，就算要吃，也尽量由他们这些老人大人分担。
当时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看李讷吃的实在太少，有些可怜，就偷偷的为她送了饼干，没想到这一下子就触怒了主席。
在他看来，不仅干部不能搞特殊，干部子女更加不能搞特殊，否则会影响人民的团结，更会将孩子引上邪路，虽然李讷没收。
面对主席的批评，李银桥无话可说，因为主席的确把节俭做到了极致，他曾经有过一星期不吃饭，七个月不吃肉的记录。如果不是这么极端，主席也不会全身浮肿了。
除了毛主席，其他领导人的子女也在三年灾害期间受到了在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育，那就是何为人民，何为群众路线。
据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讲述，他曾经在实验二小寄宿，之所以寄宿，是因为父母认为要和其他学生一样。生活而不能回家搞特殊。
在那个吃不饱饭的时期，发霉的食物也异常珍贵，有一次食堂给每个人发了几块白薯干，说是白薯干，却黑的吓人，而且明显有发霉的味道。
刘源
所以还是小学生的刘源，吃了一口就扔了，星期六放假回家以后，他将这件事对父亲刘少奇讲完后，刘少奇并没有大发雷霆，而是非常沉重严肃的对他说：“目前整个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怎么说你们还有的吃，偶尔才吃了这么一点不好吃的东西，要知道许多群众连这样的都吃不上，你们还没有尝过吃不饱的滋味，你们应该尝尝群众吃不饱的滋味，那样才会和群众有相同感受才会有人民的观念。”
这样的批评比打骂更让人觉得惭愧，所以刘源回到学校后赶紧把它扔到白薯干找了，回来洗干净以后全部都吃了。
有句话说的很好，一个国家的开国领袖是什么样的人，那开国的第一批人民功臣就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国家之后的气质也会是一样的。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伟大争吵每天都会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所以哪怕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仍然还会有人怀念他们，向往他们，学习他们，并努力成为他们。
参考资料：
《20世纪六十年代初周恩来如何领导克服粮食困难》 党的文献 2021年第3期
[1]王凡 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
[2]王才宏 想起来毛主席不吃肉
[3]夏明方 康沛竹 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年中国大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