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华夏历史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有两个女人无疑曾是历史聚光灯下的主角，用手中的权力主导了历史的进程。
她们便是武周女皇武则天以及清朝西太后慈禧。
二人都是当权者，且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武则天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而慈禧却将大清帝国推向了灭亡的深渊。
二人的是非功过众说纷纭，学界对二人的评价同样褒贬不一。
本文拟从二人的用人之道切入，来一窥武则天和慈禧两人在用人手段上的特征与差异。
武则天的用人特征
武则天用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良莠不齐。
换而言之，武则天一朝的吏治其实是较为混乱的。
众所周知，武则天在高宗朝就已经大权在握，而她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在这一阶段就已经暴露无遗。
据史料记载，唐高宗显庆二年时，负责选拔、任免官吏的礼部官员刘祥道，就给朝廷上书指出过武则天滥用官吏的问题。刘祥道在奏疏里表示“今之选司取士，伤多且滥”。
这里的“伤多且滥”，既透露出所任命的官员中有一批人能力低下，同时也揭示其中不少人修养不足。
在这份奏疏中，刘祥道表示武则天一脉的势力每年要封官1400多人，这些人的成分大多是市井之徒，里面罕见正直之士。
而朝廷则在完全在没有考核的情况下就轻易授予他们官职，显然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
而当时就连普通百姓也看出了这一点，于是编了顺口溜：
“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椀脱校书郎。”
因此武则天手底下既有狄仁杰、魏元忠这样的谋国之臣，也有许敬宗、李义府这样的投机小人，更有周兴、来俊臣这样的酷吏。
总体来说，武则天一朝奸佞小人的比例要高过能臣干吏。
武则天用人的第二个特点是残酷嗜杀。
由于得国不正，武则天对待官场采取的是高压统治。
清代著名史学大家赵翼就曾惊呼武则天为“千古未有之忍人也哉！”直言武则天比石虎、符生、朱元璋等以残酷著称的君王更加嗜杀。
武则天之所以落下这样一个名号，主要源于其两个方面的做法。
其一是大兴“酷吏政治”。
武则天一朝的酷吏政治可谓前所未有，其时间广度之长、波及范围之广、手段方式之残酷都是史所罕见的，甚至连后世大明朝的锦衣卫都难以与之相提并论。
酷吏办案无须任何事实依据，全凭在狱中屈打成招。
在武则天的默许下，武周朝的酷吏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把整个国家笼罩在恐怖的氛围中。
据记载，当时只要有人被下狱，这个下狱之人不管冤不冤，只要一见到酷吏，还没开始审讯就早已“战栗流汗，望风自诬”了。
其二是武则天大肆打击异己，诛杀政敌。
武则天的决绝是有目共睹的，为了除掉王皇后不惜亲手扼杀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女儿。
此后，武则天又对支持王皇后的长孙无忌等关陇勋旧进行残酷打压。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疑天下人多图己，欲大诛杀以威之。”于是上到李渊、李世民、李治三代皇帝的后嗣几乎被武则天屠戮殆尽，下至徐敬业、裴炎等宿将元老几乎也被逐一清洗。
仅仅因为追查越王李贞的党羽，武则天就曾一天内连杀2000余人。
足见武则天用人的残酷一面。
武则天用人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多疑动荡。
武则天掌权的半个世纪中，她所提拔任命的宰相多达119人，其中难求善终的有81人。
这些人或是被贬，或是被杀，原因都与武则天猜忌多疑的性格密不可分。
武则天时期朝局的动荡，就连养在深宫的宫女都看得出来。
据史料记载，每当一批新的宰相被武则天任命时，宫女们私底下就会感叹：
“鬼扑又来矣。”
果不其然，过不了多久这些官员就会被武则天一个个清洗掉，周而复始。
因此，后世史学家普遍公认为，武则天一朝的政局处在较为动荡的一段历史时期。
慈禧的驭下之道
相较于武则天用人的杂滥而言，慈禧的用人就显得规范许多。
清朝的统治阶层主要由满、汉、蒙三族官僚所搭建。而慈禧重用的官员几乎清一色是进士出身，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
左宗棠虽为举人出身，但慈禧重用其人，从后续历史的发展来看属于慧眼如炬，不拘一格。
而在宗室内，慈禧重用的如奕劻、荣禄等人也均为皇亲贵胄，是品级较高的贵族，不存在权力下放的问题。
据统计，在慈禧任命的39名军机大臣中，有24位汉臣。
其中仅有2名贡生和一名举人，其余一律是进士出身，可见慈禧手下官员提拔相对而言要比武周一朝规范得多。
慈禧对下属的第二个特点是相对宽容。
与武则天动不动就搞株连不同，慈禧虽然对待首恶分子表现得极为残酷，但是对待余党通常手下留情，不会赶尽杀绝。
如在“辛酉政变”中，慈禧处置咸丰帝留下的顾命八大臣时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慈禧将为首的肃顺、载垣以及端华三人处以极刑，而另五名从犯则革职查办，留下了他们的性命。
同样，在镇压“戊戌变法”的过程中，慈禧虽然痛下杀手处决了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但是多数余党并未遭到清算，就连光绪帝也只是被囚禁，并未“暴毙身亡”。
而对待有特殊标签的大臣，慈禧往往也能够表现出足够的平恕。
如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功高震主，甚至具备了取代清朝的名望。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的处理手段十分高明，她只是威慑曾国藩令其剪除羽翼，待曾国藩主动示好后继续加以重用。
又如丁宝桢曾在山东巡抚任上，诛杀了违背祖制偷偷出宫的慈禧心腹太监安德海。
慈禧鉴于丁宝桢能力出众，因而并没有给他穿小鞋，反而在曾国藩去世后提拔丁宝桢为两江总督。
丁宝桢
可见，慈禧在对待反对势力的态度上是保持克制的，这一点相比武则天而言要相对宽容一些。
慈禧驭下的第三个特点是能够维持好局面的平稳。
在慈禧任命的39名军机大臣中，只有徐用仪一人被杀，大多数人得以善终。
军机大臣的平均任期为5.8年，超过历代王朝许多盛世时期宰相的平均任期，显然这有利于大清在风云激荡的乱世中保持政局平稳。
细较二人之殊途同归
同样是统治国家将近半个世纪的女主，为何武则天与慈禧在用人的理念和手段上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
这就要从二人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去究其原因。
武则天出生在商人家庭，在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视角下，虽然其父颇有资产，但是社会地位仍旧低下。
唐太宗时期编修的《氏族志》就以这个原因“便不叙武氏本望”。因此渴望权力的武则天天生内心就带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受。
而此后武则天曾以才人的身份侍奉过唐太宗的这一段经历，更加让她的内心感到自卑。
这两种心理构成日后她性格扭曲的先决条件。
而在后宫的不断争斗中，武则天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刺激，这些外在的诱因最终使得武则天成为残酷的政治机器。
相反，慈禧的早年经历要比武则天平稳得多。
慈禧祖上三代都是朝廷中级官员，虽说不是大富大贵，却也是饶有地位的官宦之家。
慈禧入宫仅两年后便深受皇帝宠爱，受封为嫔，再过两年又为咸丰帝诞下皇子，也就是未来的同治帝。
显然，她的人生要比武则天顺畅得多，因此慈禧的心态相对武则天而言也要平稳很多，对待政敌时能够较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致于赶尽杀绝。
此外，二人所处的时代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外部环境的差异也直接影响两人的用人方针。
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在其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
一个王朝往往都会经历四个阶段。
即建立期、上升期、平稳期以及衰落期。
武则天所处的历史时期类似于西汉文景时期，为唐朝的上升期。
经过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的奠基，整个国家正朝着欣欣向荣的方向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释放。
在这种相对蓬勃的环境下，武则天的手脚自然可以放开一些，经济的繁荣可以缓解一部分武则天杀伐造成的社会矛盾。
对于武则天来说，更为有利的条件在于此时的唐朝基本上不存在内忧外患。
对内少数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的势力难以形成对中央的持续性威胁，对外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的军功已经对四夷形成基本震慑。
所以，这也是武则天能够为所欲为却安然无恙的一个重要条件。
反观慈禧则是另一番景象。
慈禧处在清朝末期，属于封建王朝典型的衰落期。
整个清朝晚期似乎都处在“天人交恶”的态势下：
人地矛盾紧张最终酿成太平天国、捻军和义和团起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令清政府不仅财政崩溃，同时难以维系经济发展。
更为致命的是，清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威胁。
洋人的洋枪洋炮纷纷瞄准了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慈禧想要掌握政权不仅要稳定内部局势，还要讨好外部势力，几乎是在夹缝中生存。
因此，她迫切需要赢得官僚集团的鼎力支持。
诚如李鸿章所言，慈禧面临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唯有谨言慎行，如履薄冰方能苟延残喘。
虽说慈禧在一些外交方针上也闹出过笑话，但总体而言她的大多数政令都旨在缓解矛盾，而非制造争端。
最后需要重点指明的一点，便是二人所扮演的统治角色不同。
武则天是名副其实的摄政者，登基称帝成为一代女王。
这就严重触碰了古代男性权力结构的红线。
所以武则天一朝反对力量此起彼伏，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武则天，也不得不采取高压统治来捍卫手中来之不易的权力。
反之，慈禧一生都在当幕后操盘手，她巧妙地以“听政”的方式来摄取权力。
在官僚看来，至少台面上自己还是效忠于皇帝了，这一招显然更加高明，极大地缓和了双方的对立情绪，所以慈禧的政治身份能够获得大多数官僚的认可，民众的反对心理也不如武则天一朝时来得那么激进。
这就是二人殊途同归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