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贵安 公众史学
一、求学经历中的治学初阶
谈到治学经历，免不了要与求学经历相联系。1979年10月，我考入武汉的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读本科。进入大学后，面对历史与历史学，感到十分茫然。我的记性不好，面对浩瀚如海的历史事实，完全不知如何应对。在此背景下，只能随大流，跟着一门门课程的授课老师学习基本知识，然后复习，考试，完成学业。现在回顾起来，除了有些课讲得好的老师留下的精彩片断外，其他的内容已经模糊不清了。
与治学有关的是硕士研究生的学习经历。1983年，我考上了本校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徽先生的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生。在读大学时，我已经了解了本系招研究生的导师的情况，并跟据自己的特长选择报考相应的专业。由于记忆力不好，加上悟性较差，对于以论述见长的专业没有信心，而对于以识读古文字、古文献为基础并加考证的历史文献学则怀有亲切感。这是与我中学的经历有关。当时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有些是以文化运动的形式展开，如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等。为了配合这些运动，各地印制了不少供批判用的史料性图书，这是我首次接触到中国古代的典籍和儒家、法家的言论。当时我对其内容是否正确没有感受，唯独对古文的古朴、简洁、典雅的魅力非常痴迷，因此特别喜欢读这种节录的古文和言论。有了这种爱好，在大学期间，除了比较喜欢学习历史文选课程（教材是周予同的《中国历史文选》，老师是功底非常扎实的周培根先生）外，我基本上每天都研读和背诵王力的《古代汉语》和唐诗宋词。有了这些基础，快毕业时，便确定了读研的方向，便是跟着张舜徽教授攻读历史文献学专业的硕士学位。
我是比较幸运的。同辈学子中，他们的导师有的是49年至改开前成长起来的学者，这些导师由于被频繁的运动所耽误，在学术上没有太大的建树，带学生后，难免影响到研究生的学术方法和格局。而我跟着张舜徽这种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学术大师读研究生，可以说是避免了上述同学师从上的短板，直接上承民国学术，因此在学术方法、理念和格局上，无意中承传了一个良好传统，踏上了一个更高台阶。“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指的就是我这种幸运者。
1986年6月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学校已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工作，很快晋升为讲师。在这里，参与所里的一个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明实录类纂》，这是我首次接触到《明实录》。我自告奋勇地独自承担了一部《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的编纂任务。当时没有电脑，用钢笔摘录，共手抄了110万字的湖北史料。该书后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张舜徽先生给我们讲课时就强调过阅读和抄书对于打基础的重要性，这一次算是亲身实践。
1990年9月，我开始攻读张舜徽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时，根据工作经验，我毅然选了《明实录研究》。由于前面编书的基础和对史料的熟悉，博士论文撰写得比较顺利。在此期间，经历了导师张舜徽不幸去世的打击，但最终论文还是如期完成，并顺利通过答辩。
二、峰回路转的治学经历
1993年7月，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分配到武汉大学历史系工作。系主任胡德坤教授找我谈话，说我的专业是历史文献学，知识面广，让我到新成立的旅游教研室工作。随遇而安的我，很快便开始倾心研究旅游文化和旅游史，撰写了《旅游文化学》，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全国教材出版。同时，还撰写了中国旅游史方面的书稿，先是在湖北教育出版社以《旅游风俗》的书名，出版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后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48万余字的《中国旅游史》。我在旅游教研室工作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被系里的一些老教授如王承仁先生等，认为是“专才别用”，向系里提意见，系里便把我调回到中国史教研室工作。
1994年，冯天瑜教授从湖北大学调到武汉大学历史系工作，学校专门在历史系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将我和覃启勋、杨华分派给冯老师作助手。我又转向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主要是跟着冯老师做明清文化近代转型的研究，与冯老师合著了《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在此期间，冯先生受聘日本爱知大学，兴趣转向中日文化交流史和历史语义文化的研究。由于职称评定的压力和学术研究方向跟不上冯先生不断前进的步伐，我开始自立门户，转向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在此之前武大历史系开设了中国史学史的课程，但无人在这个专业从事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
2002年底我晋升教授，从次年起，开始招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从此便在这个领域苦苦耕耘，迄今已有20余年。当时转向史学史的研究，曾引起学院某副院长的质疑，认为我在这个领域没有研究。其实，从在华中师范大学读硕士以来，我一直都在从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其间虽然做过历史文献、旅游史、文化史的研究，但史学史的研究并未中断。我在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试论郑樵的会通思想》。留所工作后，还在华师学报上发表过《史记“人民性”悖论》，并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这是我第一次被该杂志所转载。为了回应那位副院长的质疑，我将那些年发表的相关论文结集出版为《中国史学史散论》。可见，我从中国文化史转向中国史学史，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学术的回归。
在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20余年里，我有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历代实录史书研究。为此，我申报并主持了两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个是“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一个是“清实录研究”；此外还申报并主持了一个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实录修撰与中国传统史学流变”。实录研究属于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的交叉地带，梳理、考证的地方多，属于实证性的研究。在上述基金的支持下，我出版了《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国实录研究书系”（包括《中国已佚实录研究》《宋实录研究》《明实录研究》《清实录研究》四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中国实录史学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2023年），发表实录研究的论文81篇，学术成果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
2005年6月3日，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黄兆强教授到武大历史系访问，在系里的教学课表上发现了我的名字，就问系主任：“谢贵安在你们这里工作？”主任回答“他一直都在这里”，于是黄教授当即提出见我。一见面，他就提到我的文津版《明实录研究》。2011年9月18日，第三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在武大举办时，第一次遇见岸本美绪教授，她一听别人介绍我的名字，就吐出了两个字：“实录。”
近些年来，我开始从事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的研究，注重将史学史研究从实证向理论领域引伸，探讨中国近代史学转型过程中，明清史学所起到的特殊作用。认为崔述《考信录》、章学诚《文史通义》、赵翼《廿二史札记》等书被近代学者所重视的深层原因，乃在于这些成果本身具有近代因素，在传统史学的转型和与西方史学的对接中，成为中外学者无法回避的对象，是史学转型中必不可少的中国要素。为此，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清代史学的近代择受及重构论析》《清代史学的近代误读与校验》《中国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转型中的中心地位》等。
回顾治学经历，感觉有得有失。其失之处，在于研究方向过多。研究方向从历史文献学，到旅游学，再到中国文化，最后又到中国史学史，多向展开，某些领域的研究会出现深度不够的现象，也耽误了集中解决主要问题的时间，无形之中走了不少弯路。当今许多学者，从读硕士研究生时就锁定了专业乃至方向，读博士时作深化和拓展，工作后又继续深挖和延展，使得研究方向明确单一，成果精粹，辨识度高，很快便获得认可，可谓一步一个脚印，一路绿灯，直达目的地。与之相比，我的道路显然比较曲折。其得之处，则在于多方探索，逼迫自己多读书，多思考，视野得到拓展，思路更加灵活。虽然走了不少弯路，但也一路上看到了更多的学术风景。好在自己一以贯之，虽然研究方向较多，但始终不忘抓住主线，以史学史特别是其中的实录研究为重点，不懈地努力，一往直前，使自己的探索不致于散乱无归。
三、两次被遗忘的重要工作经历
在与治学相关的工作中，有两个重要的经历不得不说。
第一个，是我在教学上为历史系全系所做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鉴于历史学在“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失重日益突出，招生困难，于是历史系决定招收“中国文化”专业的本科生。我当时在冯天瑜教授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于是关于“中国文化”的课程设置乃至一些课程的教学大纲，都由我负责起草。经目下核对，当时设置的课程有《文化学概论》《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史料介绍》《中国文化史专题》《明清文化史》《明清文化史专题》《明清文化转型》等。由于一时找不到人来上课，有些课程我只好亲自上阵，编写讲义，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课。我在历史系所上的课程之多，恐无人能比，无人愿比。这段历史渐为人忘，我教学的特殊经历也被烟尘覆盖。不过，由于这次开办“中国文化”专业，我开设的课程较多，对于学术视野的打开和理论素养的提升，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二个，是我在创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时所做的工作。1994年，冯天瑜教授调到武汉大学后，学校专门成立了一个非实体性的机构——中国文化研究院，由冯老师任院长，郭齐勇、陈锋等任副院长，只在人文馆北侧顶楼给了一间房子。1999年，教育部决定在全国遴选100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每一个研究基地都规定必须是全国最好的，因此具有排他性。当时冯天瑜教授在日本爱知大学任教，哲学系郭齐勇教授与冯老师、陈锋教授、陈文新教授商量后，决定申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基地。是年9月9日，郭老师与陈锋、陈文新和我四人在中国文化研究院开始具体商量，当时决定用“15-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名称进行申报，研究方向定为三个：冯天瑜的近500年中国文化转型、郭齐勇的中国近现代哲学与文化思潮，陈锋的明清经济与社会，相应地成立三个研究室，分别是明清文化研究室、近现代哲学与文化研究室、明清经济与社会研究室。研究的主线便是近500年来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最后作了分工，让我填写申请表格，起草种种基地章程和文件，让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曾繁宏根据表格催索证件材料，陈锋教授负责与校领导联络沟通，郭齐勇教授负责全盘工作并对外联系。后来，经反复商讨，基地名称定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增加了陈伟的荆楚文化研究室，其他研究室也作了适当的调整。
在进入具体申报阶段，哲学方面由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郭齐勇老师亲自挂帅并出马，历史学方面则由我出面，负责具体的工作。于是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郭老师和我不断联系，俩人经常在中国文化研究院的那间房子里碰头，开展申报的各项工作。在接触中发现，郭老师是个能力超强、精力旺盛的学者，充满活力和亲和力。根据教育部规定，每个基地都要提供一个申报书，还要起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郭老师全部委托我起草。他还把在其他申报单位弄到的部分样稿交给我，让我参考。我起草后，又根据郭老师反馈的其他基地申报情况的变化，反复修改。其中最大的更改，是与华东师范大学相协调，他们侧重于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那我们就侧重于传统文化研究，于是将申报基地“15-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所”改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由于不断修改，工作量剧增，我感觉到身心俱疲。2000年3月，正式申报的时间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基地的申报材料，装了满满一大旅行箱，由我负责送出。当时武大文、史、哲各有自己申报的基地，也各派一人拉着行李箱送申报材料。中文系送材料的是陈水云，历史系的是刘安志，哲学系的是何萍。何萍还带着她的一个研究生小伙同行。3月23日，我们4个负责送材料的教师，连拖带拎地将各自的行李箱拉到了武大正门，挤上公共汽车，来到武昌火车站，乘上38次列车，连夜赶赴北京，于凌晨到达，最后将材料送到了教育部在北京师范大学所设的申报场所。在北师大，我们四路“申报大军”，由武大社科处长陈广胜负责协调。上午申报时，人很拥挤，好不容易轮到我了，又说我的材料需要修改和补充，于是抱回陈广胜处长的住处简易招待所318房进行处理。向晚，我和刘安志、陈水云找地方住宿，但遍寻不得。当时全国高校申报者蜂涌而至，故住宿非常紧张。幸遇武大外语学院的胡昌平教授，领着我们在北师大的留学生公寓住下。3月24日上午，我在北师大旁边的一个电脑科技公司将修改、补充好的申报材料打印出来，部分纸质材料予以复印。下午又来到陈广胜处长下属李建平科长的旅舍——新松公寓503号将材料整理完善。最终将材料报了上去，获得了教育部操办人的接纳。由于留学生公寓住宿费太贵，我与刘安志、陈水云经人介绍，找到中央民族大学印刷厂地下室招待所，终于住了下来，但那里的蚊子实在硕大，一晚上扰得人不能安眠。25日下午来到北京西站，登上了返回武昌的37次列车，结束了这次紧张激烈的申报之旅。在这次武大文科的四个申报单位中，唯一中选的就是我所付出巨大心血的“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以上两次经历，都已经随风而逝，很多当事人也已经遗忘，我因为有记日记的习惯，加上电脑中存储着起草的中国文化的课程设置方案及各课大纲，以及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种种申报文件和章程，历历在目，因此得以真实复原过往的经历。
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趁着我现在记忆力未尽衰退，思路尚算清晰之际，将自己的治学和工作经历记录下来，一是为学术史提供某种史料，二是为后学者提供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后者，是自己用毕生经历所换来，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