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典”是前人已经做成的中国哲学,“做中国哲学”是今人力图做出中国哲学的新经典。作为本土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方式及其目标期待,经典是“经典解释”与“做中国哲学”的本土性之所在。首先,“格局”是“经典”的另一种表述,诗书是经典的文化载体,大道是经典的本真诉求,这是中国哲学共同体需要具备并强化的三种“经典”意识。其次,“做学问必选一典籍为基础而精熟之”,“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九部书或者七部书,“决不读第二流以下的书”而是“必须读第一流著作”,这是国学大师对于三种“经典”意识的现身说法。最后,尽性地打开格局,尽力地读通诗书,尽心地传递大道,这是敦促我们将做中国哲学的三种“经典”意识落到实处。

关键词:经典;格局;诗书;大道;做中国哲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编孟子正义”(22&ZD036)

置身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两创”时代,中国哲学共同体有必要重思“经典解释”与“做中国哲学”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经典记载并传承先哲有关人、社会、自然等最根本问题的思考,后人对于经典的解释即是与时俱进地重温并反省这些问题及其思考;另一方面,“经典”是前人已经做成的中国哲学,“做中国哲学”是今人力图做出中国哲学的新经典。如果说“经典解释”算是方便法门,“做中国哲学”算是究竟法门,中国哲学共同体如何“一心开二门”呢?“开”即是“解释”,即是“做”,旨在通过解释经典而达成做中国哲学的愿景,亦即当下的人们通过解释既往的经典而达成做中国哲学的未来愿景。“开”之一字将“解释”与“做”勾连起来,意在不断警醒人们:唯有首先以继承的谦恭态度进行经典解释,然后以创新的激情做中国哲学,方能成就一则缅怀前人创作哲学经典、二则期盼今人创建哲学经典的本土话语体系。既然“两创”时代的本土话语体系建构深深植根于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之中,那么,“经典”意识的澄明与敞开就依然是我们重思“经典解释”与“做中国哲学”的重中之重。

一、格局·诗书·大道:三种“经典”意识

作为本土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方式及其目标期待,经典乃是“经典解释”与“做中国哲学”的本土性之所在。“经典既是句号,又是惊叹号,更是省略号。所谓句号,是指经典属于并会终结既往的历史时代;所谓惊叹号,是指经典提出并会解答当下的社会问题;所谓省略号,是指经典敞开并会指向未来的心灵境界。”由此延伸,中国哲学共同体需要具备并强化三种“经典”意识:其一,“格局”是“经典”的另一种表述;其二,诗书是经典的文化载体;其三,大道是经典的本真诉求。

为什么说“格局”是“经典”的另一种表述?格局有小有大,更需由小至大。《孟子·尽心上》指出:“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大经典必有大格局,同样是《孟子》此章的题中之义。正因此故,我们读诗圣杜甫《望岳》中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孟子笔下的“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甚至想起古人说的“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蒙文通的《治学杂语》指出:“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格局”是“经典”的另一种表述,大经典必有大格局,这里的“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可谓一语破的!

为什么说诗书是经典的文化载体?赵岐的《孟子题辞》指出: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且看《孟子·万章下》所言:“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告诉人们:一方面,三“斯友”不是从众心理,不是劣币驱逐良币,而是《论语·学而》说的“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子罕》说的“毋友不如己者”;另一方面,三“斯友”只是“批判的武器”,而“武器的批判”是诵诗读书。正因武器的批判高于批判的武器,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卷八《孟子》指出:“《尸子》引孔子曰:‘诵诗读书,与古人居。’(案,见马总《意林》。)《金楼子》曰:‘曾生谓:“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诗,与古人期。”’《孟子》:‘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孔子、曾子、孟子均将诵诗读书视作后人心率古典、情深文明的必由之路,此乃毋庸置疑的事实;诗书是经典的文化载体,此乃不言而喻的常理。

为什么说大道是经典的本真诉求?因为经典关乎最根本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简而言之,经典即是大道。从“大道”的生产方式看,《礼记·乐记》指出:“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译文可作:“所以知道礼乐的实情就能够创作,辨识礼乐的文采就能够复述。能够创作叫作圣,能够复述叫作明。所谓明、圣,就是复述、创作的意思。”从“大道”的实现方式看,《礼记·大学》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译文可作:“大学的常道,在于光明那个光明的德性,在于革新人民,在于止步于至极的良善。知道止步然后能够固定,固定然后能够平静,平静然后能够安泰,安泰然后能够思虑,思虑然后能够自得。物理有根本、末节,事情有终结、起始,知道它们的先前、后续,就接近常道了。”从“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的生产方式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的实现方式,无不表明大道是经典的本真诉求,而这一本真的大道即是“礼乐”,即是“明明德”“亲民”“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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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正气:孟子》

二、国学大师与经典的“礼尚往来”

以上三种“经典”意识绝不玄虚,而是活泼泼地朗现于国学大师与经典的“礼尚往来”之中。这里略举“后经学时代”的三个例子。

所谓经典即格局,正如蒙文通的《治学杂语》所说:

做学问必选一典籍为基础而精熟之,然后再及其他。有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与无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大不一样。无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读书有如做工者之以劳力赚钱,其所得者究有限。有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则如为商者之有资本,乃以钱赚钱,其所得将无限也。

所谓经典即诗书,钱穆的《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的几部书》列举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等九部,其《读书与做人——香港调景岭慕德中学演讲词》列举了《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等七部。

所谓经典即大道,正如徐复观1959年发表的《我的读书生活》所说:

在浪费了无数精力以后,对于读书,我也慢慢地摸出了一点自己的门径。第一,十年以来,决不读第二流以下的书。非万不得已,也不读与自己的研究无关的书。随便在哪一部门里,总有些不知不觉地被人推为第一流的学者或第一流的书。这类的书,常常部头较大,内容较深。当然有时也有例外的。看惯了小册子或教科书这类的东西,要再向上追进一步时,因为已经横亘了许多庸俗浅薄之见,反觉得特别困难;并且常常等于乡下女人,戴满许多镀金的铜镯子,自以为华贵,其实一钱不值;倒不如戴一只真金的小戒指,还算得一点积蓄。这就是情愿少读,但必须读第一流著作的道理。我从前对鲁迅的东西,对河上肇的东西,片纸只字必读,并读了好几本厚的经济学的书,中间又读了不少的军事著作;一直到一九五二年还把日译拉斯基的著作共四种,拿它摘抄一遍。但这些因为与我现时的研究无关,所以都等于浪费。我一生的精力,像这样地浪费得太多了。垂老之年,希望不再有这种浪费。

蒙文通、钱穆、徐复观是“后经学时代”的国学大师。蒙文通为什么惠赐“做学问必选一典籍为基础而精熟之”的谆谆教诲?盖因经典即是格局。钱穆为什么发布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的九部书或者七部书的郑重承诺?盖因经典即是诗书。徐复观为什么坦承“决不读第二流以下的书”而是“必须读第一流著作”的痛定思痛?盖因经典即是大道。这几位国学大师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无尽的温情与敬意,他们与经典的这一番“礼尚往来”鲜明地体现了做中国哲学的本土话语体系建构。

《四书选讲》

三、“小我”通过经典解释而成就“大我”

“小我”“大我”具有两层含义:其一,从作为“一”的中国哲学共同体看,“经典解释”属于小我的行为,而“做中国哲学”属于大我的行为;其二,从作为“多”的中国哲学从业者看,“经典解释”属于小我的行为,而“做中国哲学”属于大我的行为。前者务虚,后者务实,要在虚功实做。“小我”通过经典解释而成就“大我”,同样要将三种“经典”意识落到实处。

如何落实“经典即格局”?有一老生常谈,就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其实,它至少有四种讲的方式:一是照着讲,这是温故知新;二是接着讲,这是推陈出新;三是反着讲,这是破旧立新;四是对着讲,这是综合创新。举个例子,人们常说孟子有泰山岩岩之气象。孟子打开经典的格局,乃因他为“孔孟之道”做出了四大贡献:一是温故知新,重在“仁”的发挥;二是推陈出新,重在“仁义”的发展;三是破旧立新,重在性善论、养浩然之气、孔子作《春秋》、距杨墨的发明;四是综合创新,重在道统论的发端。孟子由思想者的小我转变并升华为思想家的大我,这是值得我们今天反复咀嚼的范例。

如何落实“经典即诗书”?说到底,诗书就是文献,读通诗书就是养成文献学功底。做中国哲学就不需要扎实、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吗?大哲学家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的第十八讲《宋明儒学概述》中曾说:

一般人并不是聪明不够,而是对文献所下的工夫不够,只是随便引一点,发挥一下。这是不负责任的,不能算数的。这只是表现自己的聪明,主观地发挥自己的一套,而不是作客观的了解。所以我们必须提高理解程度,必须要通透。而这套工夫完全是学究的工夫,是急不得的,要慢慢来。当然我们不必像考据家那样,到处去查资料、找版本,但是相干的文献必须随时注意。譬如讲朱子的中和问题,凡有关中和问题的起码资料都得一步一步地去了解。而这需要下工夫,工夫下得久了,每个概念自然会归到其恰当的地位。我们通常在开始研究一个问题时,概念都是浮动,到后来才逐渐定住。但其实浮动的并不是概念,而是我们自己。概念本身自有其恰当的地位。因此,主观的了解很难与客观的原意相合。这种工夫非作不可,这样才算学术,才能显出一个客观的地位。但是现代人谁肯去作这种工夫呢?大家都急着成名,大学刚毕业,就说孔夫子当年三十而立,我们现在到了三十岁还没有立,要赶紧立。三十岁得到了博士,以为也得到了学问,就想出大部头的书;事实上根本不行,才只是刚开始作学问。博士只是个入门,只表示你可以吃这行饭,并非表示你有学问。所以这些工夫一定要作。人到了三十几岁,就进入了中年时期,既想成名,又想建功立业。中年人的事业心很重,心思容易分散。

牟宗三讲文献的这一席话犹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小我”一旦读通诗书,“大我”就能将文献讲成故事,将故事讲成事故,将事故讲成思想,将思想讲成修养。此即在文献中博观约取,此即在文献中深造自得,此即在文献中尽心知性,此即在文献中优入圣域。

如何落实“经典即大道”?绝不抽象并沦为虚无,而是鲜活并盈满生机,所以“道”成其为“大”。仍然以孟子为例:一方面,孟子讲性善、养心,涉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以无欲则刚抵达美的境界,有助于我们的心态审美化;另一方面,孟子讲五伦、平治,涉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孝敬父母抵达善的境界,有助于我们的世态道德化;再一方面,孟子讲爱物、无事,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万物生长抵达真的境界,有助于我们的生态自然化。心态审美化(美)、世态道德化(善)、生态自然化(真)是亘古不变、生生不息的人类大道!孟子(大我)念兹在兹,我们(小我)明辨笃行。圣凡同心同德、代代相传,即是小我成就大我的自然历史进程。

综上所述,“格局”是“经典”的另一种表述,诗书是经典的文化载体,大道是经典的本真诉求,这是中国哲学共同体需要具备并强化的三种“经典”意识;“做学问必选一典籍为基础而精熟之”,“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九部书或者七部书,“决不读第二流以下的书”而是“必须读第一流著作”,这是国学大师对于三种“经典”意识的现身说法;尽性地打开格局,尽力地读通诗书,尽心地传递大道,这是敦促我们将做中国哲学的三种“经典”意识落到实处。“经典”的三种意识同时是三种气概:格局是气象,诗书是气质,大道是气度。“经典解释”与“做中国哲学”需要有“事上磨练”的真实发力处,“两创”时代的本土话语体系建构需要有“性上收获”的切实增长点,而它们和本文彰显的这三种“经典”意识必然唇齿相依、休戚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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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载道——孟子文化精神研究》

作者:杨海文,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泰山学者特聘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史。

来源:《周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