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就快到“八一三”了，这一天我们开一个中央政治会议，在陵园（即南京中山陵）一个无梁殿里头。什么叫无梁殿呢？就是完全用砖砌起的一个大殿。在这里开会，确定了程颂云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阎百川（即阎锡山）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我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第一战区就是平汉路，第二战区就是晋绥，第三战区就是京沪。在开会的时候，汪兆铭（即汪精卫）那个鬼头蛤蟆眼的同他的一位同志，就打算了怎么样坑害主张抗战的人们，怎么样培植主张投降的人们，一言一行都明白地表现出来。
到了十五日，我从南京出发，就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出发以前，我写了一个遗嘱，交给我家里的人，放在我箱子里头。主要的话如下：
“同日本鬼子打仗，是为了雪国耻、收失地，上可以对得住祖先，下可以对得住子孙，成功是成功，失败也是成功。不论到什么时候，我的子孙绝不能同日本鬼子妥协。我有几间房子，都交给李德全就完了。”
出发的时候，参谋长是熊斌代理，刘骥（即刘菊村）为总参议，后来参谋长换了鹿钟麟。从陵园寓所出发，过了宜兴就遇见日本鬼子的六架飞机。飞机飞得很低，飞机上边日本鬼子的太阳徽可以看 得很真切。当时若是轰炸，那我们马上就完了。看那样子，和后来的证明，知道他是炸陵园和南京去了。
我到了苏州张治中的司令部，知道张治中正在前头打仗，并且打得非常激烈。我同他的副官长谈了不过三分钟的话，我说：
“我要到上海附近去看看。”
出了他的司令部，离开苏州也不过五里，就听见苏州附近有大的轰炸。后来知道，就是炸了那个司令部的外边和里边。由此可见，日本人在京、沪、苏州一带布满了间谍侦探。
后来听说，有一户人家在苏州车站附近开了一个茶馆，在楼底下设有无线电台，他在车站附近看见什么情况，听见什么消息，就马上给日本人报告。不多几天，他的一个独子竟在外面被敌机炸死。他的太太骂他：
“你这个人，没有良心，不能得好报应。你看你给日本鬼子报告消息，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连你的儿子都炸死了，你这不是报应是什么呢？”
夫妇俩越吵越厉害，打起来了，他的女人就去告发了。地方上的人捉住他，问实了才枪决的。苏州出的这样事情，不止二三十起。
日本鬼子想出的害人法子非常之多，一个是下象棋，一个是下围棋，完全是为了勾搭中国人，收买中国人。稍一不慎，就被他们诳骗了。地方上这些破落户，没有正经职业，而有酸不溜丢的蹲茶馆的能耐，既不会做工，又不会种田，游手好闲，坐吃山空，没有别的办法，最容易被日本人收买。若是真正读书的青年，或是工人，或是农民，日本人就没有法子接近，也不敢接近。他们知道这些青年和真正的老百姓是有良心有血性的，他们一说坏话，这些人就去打他们，他们怎么敢同这些人接近呢？
我到了昆山车站附近，我的一个副官不认识路，急急忙忙地把引路的小汽车开到昆山车站上去了。这是个死葫芦头，汽车路不通上海，我们又转回来。刚出车站还没有二百步，敌人的十二架飞机 就到了，在车站附近俯冲式轰炸，把车站上的队伍炸死了很多。
我是下了汽车在一个破房子里，带几个传令副官站在那房子底下，叫汽车开出去二三百步，借着道边上的树木隐蔽起来。敌人轰炸完了，飞机走了，我出来一看，熊哲民参谋长蹲在稻田里，只露出个脑袋来，幸而没有伤着他。这时的谷子刚刚秀齐，水是很深的。
到了上海附近张治中先生的司令部，张发奎同志、顾祝同同志、张治中同志、陈诚同志，他们都是总司令，归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另外有杨虎同志，他是上海警备司令。我把在这个司令部里头所见的情形写在下面：
一、很有一种作战的精神，紧张沉着，各司其事。
二、电话、电报十分忙碌，看出战斗的激烈。
三、李印泉先生、张一鏖先生、江问渔先生，还有别的几位，从苏州来慰劳军队。他们在大轰炸之下，不顾一切地来慰劳将士，为什么？他们就是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爱护国家的一种真诚，一种热烈的感情。
四、我们大家在一起照了一张相。这张相是很宝贵的，值得纪念的。
今天回溯往事，也就想起张一鏖老先生一九四三年在嘉陵宾馆聘他的女儿。一九四五年他就死了，没有亲眼看见日本鬼子完全投降，真是可惜得很。
李印泉先生前几年在他云南的家乡带着许多家乡子弟，跟日本人拼过多少次的死命，真是老当益壮，越老越坚强，实在不愧是民众的楷模。
江问渔先生住在重庆乡间，吐血很厉害，这实在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教育家。
我记不清，我想黄炎培先生当时也许在场。黄炎培先生这些年来，为抗战，为救国，东奔西走，历尽辛苦，真是到处大声疾呼。胜利之后，他为了民主，为了和平，也努了很大的力。后来还有人去搜查了他的家， 拿枪对着他家人的胸口，问有枪没有枪，这都是历年以来真诚爱国的人所遭遇的意外的侮辱。最近他到上海去了，还不知道光景怎么 样呢！
在张治中的司令部里，同几位朋友开了会议之后，我就回到苏州西边的一个大庙里。这一路上，敌机时而在前面轰炸，时而又在后面轰炸。到苏州附近，就将要黑天了，遇着敌机十几架低飞扫射。我同周茂藩参谋几个人下了车伏到一个坟地里，从地上向上看飞机，看不十分清楚，我想他向下看也是看不清楚。
敌机过去之后，不到五分钟，苏州城里就有一阵很大的爆炸声音。这天晚上，我住在苏州附近山上的大庙里。这个庙里边，情形很特别，还有些个古迹。分别记述如下：
一、客厅非常地大，能坐几十桌客人。
二、挂单的和尚也很多，可怜得很。
三、三更半夜里就起来打坐念经，看那一碗饭真不容易吃。
四、我想已经开始抗战，这般人都是我们的同胞，也都是中华民国的主人。为什么不用他们去抵抗敌人？为什么不用他们去做生产事业？为什么叫他们在这里坐吃山空？
五、我觉得这是革命政府的耻辱，也表现了我们社会的落后。
六、有人说吴王夫差原来的宫殿就在那院子西边。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和尚不慌不忙地，如数家珍一样说出多少古迹来。我听他的话，认为有一半是真的，有一半是假的。
次日一早，敌人的飞机就到庙顶上，转了一个圈走了。我们用过早饭就到上海去。路上各种车辆太多了，军队也很多，把这路堵塞得喘不过气来，大家都不能通过。费了很大的气力，我们才到了前方。
冯玉祥题词
上海的战场，在一百里以外看着，半边天都是红的，远远地听见炮声昼夜不停。敌人企图先把上海给打开，因为他们扬言三个星期要把中国打投降了。又说，最多用不了三个月。所以才集中力量 海陆空齐进，对着上海全力攻击。我们也是尽力地把所有能打的队伍都调了来，一师一师的，一军一军的，简直是用最大的力量拼死命。
有一天晚上，蒋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到前方来开个会议。这天午后九点钟，我们在距张治中总司令部不远的地方开会（看那光景也不过四里），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也来了。先是大家报告敌人的情形，后是决定怎么个打法。
当时报告最详细和陈述意见最有意思的，就是张治中先生。他主张抄袭敌人的背后，从敌人的腰里头截击。我很赞同他这话。后来,蒋先生又详细地指示了一番，就散了。蒋先生坐汽车到苏州，在一个旅馆里停了一下，不到十分钟就上了火车回南京去了。火车刚开，敌人的飞机来了，把旅馆马上炸平。可见敌人的间谍在苏州是如何之多。
有一天，我在无锡梅园的一个地方住着，倭寇的飞机来了，就在那太湖里头扔了炸弹，把鱼炸死了好几百条。我有一首《二百条鱼》的白话诗，记述着这件事。
又有一天，敌机把太湖边上的一个大桥作为目标轰炸起来了。那周围五里路，连一家人家也没有，它跟发了疯一样，冲着那里轰炸起来，岂不是活见鬼了吗？这样劳民伤财，不但不能威吓我们的同胞，却使我们更加仇视日本鬼子。
我们的队伍每天一师一师地、两师两师地加入前线，有的一师人加上之后三个钟头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了五个钟头，就死了三分之二。有许多人说，这个战场就是个大洪炉，填进去就熔化了。
空军比着日本的数目相差很远，可是我们忠勇无比的空军将士们，也把日本鬼子打得不轻。不过数目相差太远，有的将领们打电话要飞机，他们不知道，哪里还有飞机呀！他们再三再四地要，又不好意思跟他们说没有，只得说等着吧，过一会飞机就来了。
可怜哪！我们前线的官兵，被敌人的飞机用机关枪扫射得抬不起头来，而我们的飞机又被敌人毁坏了十分之九，全面抗战，哪里不要飞机呢？！哪里有那么多飞机呢？！
到今天，我们痛定思痛，觉得太危险了，自己不能制造飞机，简直就如同徒手跟猛虎搏斗一样。现在有很多人说建国建军，我看最要紧的还是建机器，建工厂。如果我们建立起来大量的电气工厂，大量的机器工厂，大量地提炼铝、铀……那么，飞机能自己造，汽车能自己造，不但能造，而且能多造，当然没人敢欺侮我们。若是有人欺侮我们，他必定要吃很大的苦头。空口说建国建军，那是没用的。
昆山有一位曹亚伯先生，他随从孙中山总理革命很多年，总理最看得起他，也最信服他，是我的很好的朋友。我一到昆山就去找他，他是黑天白日都在努力抗战工作。为了抗战，有时他一天都吃不上饭，并且是万分热诚而有义气。有一次，夜间一点钟，我到了他那里，他领我到跟前一个山上去。那里有个大塔，并且有几间房子。他说：
“不轰炸的时候，可以在这房子里办事，轰炸的时候，就在塔底下。”
我说：“当司令长官还能见了敌人的飞机来了藏藏躲躲吗？那不太笑话了？”
他说：“不对，司令长官不叫敌人伤着，这才是真正为国的司令长官，也就是真正爱护官兵的司令长官。若是随随便便叫敌人炸伤了，或是炸死了，那能算是拥护政府吗？那能算是爱护官兵吗？”
我觉得他这话很对。曹亚伯先生是“武昌革命日知会”的发起人，武昌起义可以说曹先生出过很大力的，他是创建中华民国的一位革命英雄，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最好的模范人物。
又有一天夜间，我同白健生先生一路去看曹亚伯先生，他马上给我们预备好了地方，让我们在一个屋里讨论事情，他在外边警戒着。这种情形太难得了。过了没几个月，上海沦陷了，昆山也沦陷了，曹先生得了病与世长辞了。这就是日本人侵略我们，把我们宝贵无比的曹亚伯先生给害死了，真是可惜到万分！
在昆山，有一天夜间两点钟去看陈诚，他正在那里伏在桌子上 研究地图。我同他谈了一会儿前方作战的事情。我知道陈先生到了深夜还在那里苦心研究，真是一位抗战的好将军。他能吃苦耐劳，能实干，敢说话，不怕得罪人，这是他最大的长处。有些人故意跟他为难，我觉得不大妥当。我常常说几句公道话，也有人不痛快，我是不管那个，应当说的我还是说。
日本的间谍布置到各处。有一天夜间十一点多钟，敌人的飞机来到昆山附近，马上就有人放红灯，一个一个地起来了，当然敌人轰炸很容易。像这一类的事他们布置得很多，把我们的人坑害得很厉害。
上海到苏州的一条公路，一运起兵来，就显得太窄了。军队行军占去了一半，一辆汽车又占去一半，对面再来一辆汽车，这就没办法了。若是对面再来一部分军队，那就挤成酱了。这还说的是步兵行军。若是炮车呢，就挤在一起，谁也不要走了。
交通在各方面都关系很大，对于军事来说那简直是重要到万分。差五分钟都不得了，何况是几个钟头过不去呢！特别困难的是路上没有交通警察，没有人指挥，这样一来，彼此在那里对峙，谁也不让谁，敌人的飞机来了，很厉害地轰炸，就这样死的人很多。
有一天，蒋先生给我一个电报说，据夏楚中报告，他有一营人守宝山，全营覆没，所有的官兵都为国牺牲了。这个消息，我向将领们说了之后，人人都很悲痛，各个都愿意效法他们，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真的，此一壮烈的事迹，鼓励士气很大。可见人生世上，都是互相影响的。
在作战的时候，伤兵伤官很不好往下运，运到苏州、无锡，各地临时医院里也有。伤兵是吃了大亏，一个是事前没有预备那么些医务人才，还有一个是没有预备那么些药品，再一个是交通太不便，担架队太少，运不下来。
有一次,有个伤兵到了医院门口，大哭大骂，哭骂完了就死了。那是因为他路上流血太多，没有水喝，没有人照护、他觉得还不如死在前方好。又有一次，几个受伤的连长，运到南京 火车站，也是大声地骂起来，说：“你们把我枪决了好了！”这都是流血太多，没有包扎，太痛苦的缘故。
到了医院的人，本来地方上的父老绅士们、各界的同胞们，都愿意有点表示，送些礼物和钱，可是有些特务人员夹杂在医院里，不准人们去看，不准人们送东西，就这样一闹，弄得大家莫明其妙，只好不闻不问了。这样冷淡下来，伤兵们受苦，士气也吃亏很大。
前方打仗的军队，指挥的权限不一，最高统帅连一连炮兵他都指挥着。电话是通的，一会儿叫这个，一会儿叫那个。因此，有些官长躲在后方，手里拿着电话，一叫他就在了。问他在哪里，他说我在最前线上什么什么地方。其实不然，他在离开战线很远的地方，就单抱着个电话机等着打电话呢！狡猾的是这样，不狡猾的在前方死拼，叫不到他，这实在是大可研究的事。
说到炮兵、工兵，临时拨归某部队指挥，平时并不归他统辖，这样一来，人生面不熟，彼此不相了解，叫他把炮队在什么地方进入阵地，他就自己打起如意算盘来了。
有一次，一个炮兵连长对我说，他那一连是四门炮，叫他进入阵地，他就拉一门炮上去了，其余的留一门在后方，而把另两门炮藏到后方很远的地方。我问他：
“你为什么这样办？”
他说：“我看前方的光景不好。不久要退却的时候，指挥官的队伍说走就走了，我这炮要退多艰难啊！他到时若不给我信，那就更糟了。”
这些炮兵的官长都存着这种心理，前方的炮火威力怎样能增大呢？若是这个制度不改革，恐怕将来还有很大的乱子。
军队里头吃饭是一件大事。“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心慌。”俗语说得好，“人是官的，肚子不是官的”，这是说非吃饭不可。我们事前对于携带干粮毫无准备，饼干没有，罐头没有，就连面包也没有的。吃什么东西呢？还是吃大米饭。怎么做法？散兵线后头，近了不能做，远了做好送到前方全都凉了，凉饭一吃就病。今天的 飞机，敌人全是低飞，除了轰炸就是用机关枪扫射，他看见你哪里一冒烟他就轰炸，哪里一冒火他就来扫射，伙夫没有办法做饭，若打死几个那就更没办法了。实在说起来，前头的队伍，连官带兵，有一多半是饿得不能打仗，并不是敌人多么厉害。我确实知道，官兵们吃饭的事到如今还没有办法。为什么呢？有些人，他们就不愿意注重这类根本问题，完全是自己骗自己，怎么会不糟糕呢？
说到运输问题，以连为单位来说，谁担子弹，谁送饭，谁送粮秣，谁送伤兵，每连上哪几个兵，除一除这个，除一除那个，七折八扣，剩了很少很少的在前头打仗。为什么这样办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注重性命根本的大事。
看看吧，拉炮的骡子和驮机关枪的骡马，真是骨瘦如柴，那可以说是“窈窕淑骡”了，它还能拉炮？它还能驮机关枪？它走路都走不动！为什么这个样子？因为炮兵直属军政部，军长、师长、旅长都管不着他，而军政部又有那么多的事，他怎么照顾得了呢？因此，骡马的事就糟得不成个东西了。
骡马是军中的活动武器，克扣骡马的麸料，就像损坏枪炮一样。他们会说，不会去看；他们会坐在屋里等报告，不敢去实地察考。还有一个病根，他们不敢切切实实地惩办哪一个不好的，奖赏哪一个好的，不论什么事，得马虎就马虎了，有什么事情不坏到底呢？
军队本是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的地方，不能用什么特务在里头，但哪晓得，也是有特务的。他奉的命令是专做报告，这样一来，他没有报告就不能领津贴，逼得他就无枝而添叶地来干，小报告一天几个，弄得很麻烦。好在我是满不在乎，我的遗嘱是写好了的，我就是要死在敌人手里，日本鬼子要打不死我，我一定要收复失地，至于旁的，你报告什么不报告什么，我全不在乎。
有一天，新买了两辆摩托车，一个叫李正义的，他骑着到宜兴那边一个山洞里去，到宜兴拐弯没拐好，摔了个半死，就送入医院了。本来他是在交辎学校学的，谁晓得他一大意便出了一个大岔子。 若不是摔坏了他，我还不知道。
有一个姓孙的，山东人，在英国读过书，看他那个样子，就是不紧不慢的，不拿着事情当事情。有一天夜间十二点，我在无锡那个湖边上住着，忽听到飞机轰炸声，我马上就叫姓孙的去看，并且叫他去打听打听百姓。谁晓得他马马虎虎，一直到了午后三点也没报告，他真是拿着事情不当事情。
后来他跟着鹿瑞伯先生到河北去了，弄得怎么样，不大清楚。鹿先生当兵役部长的时候，我看见他跟着鹿部长，不久就听到说，他因为贪污下了监狱，定了十年还是八年的监禁。可见自己看不起自己，拿着事情不当事情，不真正负责任，不听人的话，是自己害了自己。未下监禁以前，他从英国留学回来，我没看见他拿过书，不但英文不看，中文也不看。一个人不看书，不自己教育自己、管自己，怎么能进步呢？
节选自《冯玉祥自传三部曲》
之《我的抗战生活》一书。
《我的抗战生活》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冯玉祥 /著
本书是“冯玉祥自传三部曲”（即《我的生活》《我的抗战生活》和《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的第二部，冯玉祥口述，由其秘书人员笔录而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冯玉祥将军抱着共赴国难的愿望，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奔走各地，呼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他曾相继出任第三战区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亲临前线指挥作战。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后，他又辗转在大后方各地，巡视部队，督察军训，向城乡群众宣传抗日救亡道理。他先后游历四川二十多个县，广泛发动献金救国运动。在抗战八年中，他深知士兵生活、民间疾苦，为部下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和其他国民党爱国人士的英勇抗日行为鼓与呼，同时痛斥亲日派的投降卖国罪行，揭露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被周恩来誉为“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冯玉祥自传三部曲》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冯玉祥 /著
冯玉祥自传三部曲（《我的生活》《我的抗战生活》《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翔实记录了从晚清到民国的中国社会、经济和军事状况，揭示了抗战中上至蒋介石下至普通士兵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真实状况，并对结拜二十年的“如胞弟”蒋介石做了深入刻画，披露了大量的重要史料。他一生为民主富强所进行的不懈奋斗，他对造成国弱民辱的社会根源所进行的深刻思考，至今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冯玉祥 (1882-1948)是一位身经两朝(清、民国)数代(从光绪、宣统、袁世凯，以至蒋介石)的著名历史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很多重大事件中，都有着冯玉祥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重大影响。他从士兵到将军的人生历程，他打倒反动统治的毕生追求，正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在黑暗中艰难求索、救亡图存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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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中国青年出版社 梁晓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