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 CNU古代经济史”微信公众号。
李埏先生（1914-2008），1935年7月，以全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由省教育厅保送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七·七”事变后，转入西南联大，受业于张荫麟、吴晗、钱穆、陈寅恪等史学大师，深得史学真传。1940年毕业后旋即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2年入浙江大学任教，1943年入云南大学任教。云南和平解放后，历任云南大学教授会第一任主席、云南大学筹捐委主委、云南大学工会筹委会主席、昆明市教育工会筹委会主委、云南省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等。改革开放后，出任 中国经济史学会 顾问、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云南省经济史学会理事长、云南大学封建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名誉所长等。开创了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还多次应邀到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高校以及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海外名校讲学交流，享誉海内外学界。
读大学时比较关心当时的“五朵金花”讨论，在土地制度研究上颇有影响的李埏先生的大作《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是拜读学习过的，当然当时读的并不太懂。对李先生有进一步了解是考上硕士研究生之后。陈守忠先生是我的硕士导师。1983年3月新学期开学，陈先生给我和师兄胡小鹏开讲《宋史专题研究》课，其中布置的必读材料之一就是李埏先生的 《 <水浒传> 中所反映的庄园和矛盾》（《云南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8年第1期）。据陈先生讲，20世纪50年代末他读到李埏先生的这篇文章后深感遇到知音，于是主动给李埏先生写信表达自己的感受。从此陈先生与李先生虽未谋过面，却通过书信往来切磋学术成为好朋友。陈守忠先生生于1921年，小李埏先生7岁，现已97岁高寿。陈先生《宋史专题研究》的第三讲，讲的是《宋代的土地制度》。陈先生以为北宋统一时，庶族地主的田庄制已成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并以《水浒传》中的史家庄、祝家庄、榆柳庄为例与《涑水记闻》所记麻士瑶庄和《东轩笔录》所记李诚庄等庄田相对比，可看出庄园制在宋代普遍存在的基本概况。陈先生讲课时再三强调他对宋代田庄制的认识深受李埏先生的启发，并专门讲解李埏先生的大作。
在20世纪60年代，唐宋庄园制度作为均田制以后的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态或者说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形态，曾在学界是一种流行的意见。但同时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显然，陈先生在唐宋土地制度的讨论中是赞成李埏先生观点的。陈先生提到他之所以赞成李埏先生的观点，即他很赞同李埏先生说《水浒传》是一部“卓越的现实主义的作品”。用李埏先生引恩格斯赞誉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话来说，就是《水浒传》“甚至在经济细节上，我们所学到的东西也比从当时所有专门历史家的全部著作合拢起来所学到的还要多。”当然陈先生给我和师兄讲课时，李埏先生的大作发表已有25年了。陈先生在讲解李埏先生大作的同时也补充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特别是补充西北地区庄田与内地发展的异同，譬如说在西北地区将乡村称为“村庄”就与宋代以来的庄园制密切相关。
我在高中阶段读过《水浒传》，非常喜欢书中栩栩如生的诸多英雄故事，很多精彩描写读得滚瓜烂熟。所以陈先生讲李埏先生从《水浒传》研究宋代土地制度，感到很亲切，也由此产生敬仰，想见其人。
这年十月陈先生受李埏先生之邀到昆明参加由云南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杂志社联合发起的"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改革开放以后，首次对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从正面角度进行评价的全国性盛会，当时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由此足见李埏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影响之一斑。会后返回兰州，陈先生还专门给我和胡小鹏师兄讲述参加讨论会的盛况和见到的当时史学界的风云人物，当然更多的讲述他与李埏先生首次正式谋面以及受邀到家做客的经过。这次盛会漆侠先生和高树林老师也参加了，他们合写的论文《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形成和演变》与李埏先生的论文《关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几个问题》观点相近，后都收入《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的《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1988年出版后我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读到这部论文集。
1987年9月，我考入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跟随漆侠师读博士研究生。后来又留河北大学工作。由于漆侠师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治史，同时又以宋代经济史为主要研究领域，恰与李埏先生晚年的主张和治史领域相近，1986年李埏先生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国内唯一的唐宋经济史博士生导师，和在云南大学建立博士学位授权点。因而对于云南大学的宋代经济史研究自然就格外留意。
第一次见到李埏先生是在1994年6月由四川联合大学主办的第六届宋史年会上。我专门到李埏先生下榻的房间拜访先生。并向李埏先生报告我是漆侠师的学生并特别提及我也是陈守忠先生的学生。李埏先生很亲切地跟我谈起了与陈守忠先生的书信往来,还说到陈先生的耿直性格和朴实作风。先生平易、和蔼、幽默、风趣，温文尔雅的风度给我留下至深的印象。在这次会上认识了李先生的高足林文勋兄和龙登高兄，我们的友谊也从此开始。这次年会上，理事会决定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处由上海师范大学迁往河北大学，漆侠师提名我任副秘书长暂时负责《宋史研究通讯》和秘书处的相关工作。由于宋史理事会确定第七届年会由李埏先生主持筹办在云南大学召开，在漆侠师和李埏先生的领导下，我与林文勋兄有了很好的合作。
1995年我的博士论文《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修改稿出版，十月中旬，随即给李埏先生奉上一本恭请教正。恰好同时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封建经济研究室求购漆侠师的《宋代经济史》，于是一并寄上。不久收到李埏先生的回函：
华瑞同志：
您好！
今日收到大作《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及漆先生的《宋代经济史》，十分感谢！内附大函亦已拜读。从大作《后记》得知，您的硕士导师为陈守忠先生，博士导师为漆先生。他们二位皆与我甚相契。我很欣赏他们那种北方之士的笃实严谨的治史精神和豪侠好义、快人快语的为人风度。谚云：名师出高徒。您在他们门下，受其栽培，勿怪乎您的这本大作有很高价值。我大略一阅书的体例和结构，以及章节题目所显示的议论主旨，觉得非十年寒窗，专心致志，实不克臻此。您年富力强，志不在小，若能坚持初衷不改，则将来有大成就，可预卜也。我年逾八旬，日益衰朽，已不能有所作为，看到你的大作，分外高兴！当希以后随时告以新知，以增晚景之乐，则幸甚！
《宋代经济史》承免费惠赠，谢谢！
明年年会事请随时与林文勋君联系为盼！
漆侠先生前乞代致意！
耑此申谢，即颂
文祺！
李埏上
95.11.1
收到先生的回复很是激动，先生德高望重，字里行间却充满了对后学的殷殷爱意，奖掖后进，溢于言表。实际上我与先生的通信还有几封，但能保存至今的只有这封手迹了，所以显得弥足珍贵。
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于1996年9月12日至9月18日在昆明如期举行。9月11日晚召开的理事会，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李埏先生当选副会长，我经漆侠师提名担任秘书长。因这层关系，年会期间与李先生有较多接触。这一年，李埏先生已年过八旬，但是会议的许多事情先生都要事必躬亲，很令人感动。譬如许多代表来自江浙、上海、广东，对于偏辣的云南菜有点吃不消，李埏先生得悉后立即让会务组与云南大学后勤管理部门联系，改善口味，得到代表们的称赞。会议期间，云南大学组织代表参观滇池大观楼、西山等名胜，会后又组织赴石林和大理的考察活动。当时云南的旅游业走在全国前面，大理的山水、风土人情及大理国的历史文化遗迹，令人流连忘返。这次会议又认识了李埏先生的高足吴晓亮、黄淳、王文成等。值得一提的是，年会每次要编辑出版论文集，从大理返回的当天晚上，李埏先生全权委托林文勋与秘书处做论文集的选编工作，从拟定编辑原则、选录标准、给理事分配审稿篇目和篇数到稿件选用后的技术规范，由于各项工作文勋兄准备充分，选编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不到两个小时，我与文勋兄就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代表刚刚返回单位，云南大学会议秘书组的审稿信函就已陆续寄出。在我的记忆里，除了邓广铭先生任会长时的论文集由邓先生亲自选编外，由会议承办单位和秘书处选编论文的启动工作，这次是最快的一次。
2002年5月26-29日，云南大学与中国史学会召开了"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学术讨论会",这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历史学界的一次盛会。我不是中国史学会的理事，平素与中国史学会也没有交往，能够收到邀请，当与文勋兄的特别关照分不开。这次会议，李埏先生因年事已高，没有参加会议的各项活动。许多与会代表大都登门拜访李先生。我也不例外。5月27日早上，吴晓亮女史带我前往李埏先生的府上。在路上晓亮给我介绍了李先生和赵师母近年的身体状况，赵师母身体多病，做过大手术，但李先生精神状况尚佳，每天还要伏案工作。来到李埏先生府上，先生与赵师母笑吟吟的接待了我。落座，清茶一杯。李埏先生问晓亮教授，《不自小斋文存》是否已送给华瑞，我不等晓亮教授回答，便对先生说，今年元旦刚过就收到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赠送的大书，非常感谢。先生听完笑着说收到就好。先生风趣的说，你现在我们这里可有名了，学生们常会提到你的名字。李先生之所以这样说，我想大致是因为2000年第九届宋史年会，我被增补为副会长，加之又是秘书长，宋史会员提到宋史研究会可能会提到我的名字。我说先生见笑了，我是托了老师漆侠先生的福，占了宋史研究会的光。在学问上做的还很不成熟，需要努力向前辈学者、向您学习。说到漆侠先生，李埏先生关切地询问起漆侠先生2001年11月2日突然病逝的疑惑。李先生说漆侠同志比我小九岁，1996年在我们这里开会，看上去身体很不错，怎么说走就走了。我遂将漆先生因治疗每年冬季都会发作的哮喘，被保定庸医失误所致不幸逝世的经过跟李先生讲了一遍。李先生欷歔半晌，说“太可惜了，漆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宋代经济史》很有分量，”并语重心长的嘱咐我要继承漆侠先生的遗志，做好宋史研究会的工作。接着谈到眼下的宋史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现状，并对河北大学的宋史研究中心和云南大学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研究所的未来发展，寄予很大期望。坐了半个来小时，担心劳累先生，便匆忙与李先生告辞。这是与李埏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直到2008年5月12日李埏先生遽归道山。
这年7月末由云南大学主办的“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再次在昆明举行，但是我们再也见不到李埏先生了。不过，李先生的名山事业后继有人，事业正日益光大。林文勋先生在介绍《不自小斋文存》时说道：“李埏先生的学术研究虽然涉及多个方面，但其中最为主要的无疑是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商品经济史的研究。这是李埏先生整个学术研究的两条主线，也是他学术研究的两块基石。在这两个领域中，李埏先生做出了超迈前人、启迪来者的重要学术贡献。”（《 <不自小斋文存> 述略》）林文勋的总结与学界的评价是相一致的。进入21世纪，厦门大学教授陈明光先生据说在一次给该校中国经济史博士、博士后入校教育讲到国内宋代经济史研究现状时说，有两个研究重镇，一个是由漆侠先生建立的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一个是由李埏先生建立的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前者的特色是门类齐全，力量雄厚。后者的特色是以宋代商品经济研究在国内独树一帜。令人欣慰的是，云南大学的宋代商品经济研究特色得到发扬光大，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在李埏先生倡导的商品经济研究基础上，林文勋兄十多年来提出的“宋代富民社会”说，成为国内宋史研究的一大亮点。而且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的队伍梯队也日渐成规模。相比较而言，河北大学宋史中心虽然依旧人才济济，宋史研究的事业方兴未艾，但是研究宋代经济史者却屈指可数，与漆侠师生前的盛况已今非昔比，不免令人略有美中不足之憾。
近些年，老师辈的学者纷纷谢世，参加追悼、纪念的活动也渐渐多起来。面对逝者，感慨良多。我们的成长都是在业师和许许多多老师们的培育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我于李埏先生虽然耳提面命受教只有不多的三次，但是如前面讲到的，李埏先生的学术思想和著述从我最初跨入宋史门槛就受其影响，直到现今依然对我的研究有深刻影响，近年我研究《王安石与孟子》时首先就想到李埏先生《不自小斋文存》所收的论文《孟子的井田说和分工论——读〈孟子〉札记》，先生有关孟子井田说与仁政说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我很有启发。
由业师陈守忠先生始自对李埏先生的钦慕而开始的一代学术交往佳话，不因时间的蹉跎有所淡忘。2004年云南大学为李埏先生九十华诞编辑祝寿文集，据林文勋兄说，陈守忠先生得到约稿通知后立即回复，表示撰文为李先生祝寿是必需的也是很荣幸的。这次祝寿我亦荣幸得到邀请撰文祝贺，向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自从1994年第六届宋史年会以后，我与李埏先生的高足林文勋、吴晓亮、龙登高、黄纯艳结识以来，二十多年我们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同时与李先生20世纪80年代毕业的高足刘兰兮、邢铁都是很好的学术挚友。与李埏先生的哲嗣伯重学长亦相识甚早，当然伯重学长鲤庭承训，学殖日积，道德文章都是我很敬佩的。今天借着纪念李埏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我想要说的是我们后来者不仅要继承先生们开创的名山事业，而且也要将师辈们结下的友谊传承下去。
作者简介：李华瑞，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辽宋夏金史及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代表作有《宋夏关系史》等。
本文收于李华瑞《宋夏史探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此根据作者提供稿推送，引用请见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