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抵达成都半年后的至德二载正月,蜀地爆发兵变,为首的是一个叫贾秀的士兵,他们纠合五千武装,打出了反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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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南兵贾秀等五千人谋反,将军席元庆、临邛太守柳奕讨诛之。”

不过,贾秀的谋反并没折腾出大名堂,唐玄宗派席元庆和柳奕二人合力扑灭了这场叛乱。席元庆不是等闲之辈,他曾经追随高仙芝参加了“小勃律之战”,应付这种不上档次的叛乱手拿把掐。

岂料,才过了半年,蜀地又爆发了第二次兵变,这一次相当凶险,连唐玄宗都被迫出面宣慰,却依然无果。

这次兵变的首领是一个叫郭千仞的士兵首领,叛军的人数不详,但规模应该不小,他们包围了唐玄宗居住的青羊宫。

面对气势汹汹的叛军,唐玄宗被迫亲自出面,他登上玄英楼对郭千仞喊话,试图劝退叛军,但郭千仞等人铁了心,对青羊宫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青羊宫是由一座道观改建的,无论从规模,还是安全性方面都远不及长安的宫城,形势相当危急。由于兵力不足,唐玄宗窘迫到连自己的孙女都派上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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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料记载,唐肃宗的女儿宁国公主、和政公主,以及驸马爷柳澄全都上了城楼,两位公主负责拉弓,柳澄负责射击。战斗中,有叛军突破防线攻进了围墙之内,柳澄挺身拔刀,与叛军短兵相接,连杀五十余人,这才杀退了叛军的进攻。

“郭千仞反,玄宗御玄英楼谕降之,不听。潭率折冲张义童等殊死斗,主彀弓授潭,潭手斩贼五十级,平之。”

这段文字并不长,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份惊心动魄的氛围。

当初,杨国忠之所以促成唐玄宗“巡幸”蜀地,就是因为那里安全系数高。杨国忠的发迹就离不开蜀地,当初他混成了小阿三,正是靠时任节度使章仇兼琼,和富商鲜于仲通的资助他才一飞冲天。

章仇兼琼调任长安后,鲜于仲通接任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去世后,杨国忠又兼任剑南节度使,所以那地方长期操控在杨国忠的手中。

很显然,这两次叛乱不是一般的士兵哗变,他们的目标很清晰,就是直接针对唐玄宗。那么,被认为是“安乐窝”的蜀地到底怎么了?他们跟唐玄宗有仇吗?

史书没有交代,但我们可以合理猜测,原因无非两个,一是唐玄宗巡幸蜀地对本地士族阶级的利益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二是唐玄宗一系列的失误让他威风不再,助长了部下的叛逆之心。

地理决定文化,蜀地是个四面环山的巨大平原,蜀道天险将这块盆地与世隔绝,形成了一个相对闭塞的文化圈。

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蜀地的士族阶级与主流的政治圈很难融合,以至于只要是外来的政权在蜀地一定不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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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将这个现象归结为蜀地的生活条件太好,人们进到那里就变得贪图享乐,不思进取,逐渐被安乐死了。

这个概括恐怕只看到了表象,而不是实质,其实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才是根源。

比如蜀汉政权为何会失败?归根到底是东州集团和荆州集团想跟曹魏扳手腕、争天下,而西州集团却不想剜他们的肉补外来客的疮,他们更愿意投降曹魏,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本质上蜀汉政权是被本地士族集团出卖了。

最比如东汉初年公孙述的“成家政权”,它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如此,一群外来的士族集团想争霸天下,但本地的士族阶级却不愿意用自己的资源替别人养孩子,他们更愿意投降刘秀以保证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结果公孙述的脚步受到羁绊,直到灭亡也没走出成都平原。

包括后来王建的前蜀、孟昶的后蜀,基本都属于这种情况。

唐玄宗虽然头上顶着大唐皇帝的光环,但以当时的状况,恐怕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大唐没救了,至少在蜀地百姓的眼里,这个皇帝就是一个混吃等死,苟且偷生之辈。

更不能容忍的是,唐玄宗的到来加重了蜀地人民的赋税,严重损害了本地士族阶级的利益:“中官及禁军相次到蜀,多所侵暴,号为难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