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一位山东的老太太在子女的陪同下来到刚建好的菏泽地区博物馆参观,子女不知道年迈的老母亲为何非要来这里,但还是顺从了老人的心意。博物馆内,讲解员正在向大家讲解当年抗日的事迹,老太太十分认真地听着。当讲解员指着展柜里一只破旧的针线包时,老太太突然泪流满面,说:“这是我的!”围观人群哑然失笑,觉得老太太年纪大了说胡话。当时博物馆一位领导恰好在附近,他听到老太太这么说后,并没有嘲笑她,而是问她是谁。老太太说:“我叫朱文起。”领导顿时肃然起敬,说:“您就是特等功臣朱文起?这件文物确实是您的。”

这位衣着朴素的老太太究竟是什么来头,竟然是特等功臣?这个针线包又承载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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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朱文起出生在山东定陶,家里非常贫穷,根本没钱供孩子上学,因此朱文起一天书都没读过,大字不识一个。尽管没什么文化,但朱文起从小就很聪慧,脑子灵活,操持里外家务都十分拿手。

旧时代人们普遍结婚比较早,18岁那年,朱文起经人介绍,嫁给了邻村的一个小伙子。丈夫家里也不富裕,婚后生活虽然清贫,但也充满了平凡的幸福。几年的时间里,朱文起先后生下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丈夫在外工作赚钱,朱文起则在家里操持家务,一家人倒也称得上和和美美。

然而,在乱世中普通人要想好好生存何其困难?1940年,定陶爆发了饥荒,在这场灾难中,丈夫没能撑住,患病后很快去世了,朱文起只能挑起养家的担子,独自抚养孩子。但是像朱文起这样大字不识的农妇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且她也没法离开孩子外出打工,无奈之下,朱文起只能放下尊严,以乞讨为生,艰难地拉扯孩子长大。

1941年的一个冬夜,外面下着鹅毛大雪,小山村处在一片寂静中。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黑夜的静谧,朱文起从床上起来,裹上衣服去开门,看见自家门口站着一个“雪人”。来人喊她“婶子”,朱文起这才认出这是侄子游文斋。

朱文起知道游文斋早就加入了我党,一直从事抗日工作,只是她猜不出大侄子深夜来访是为了什么。

游文斋警惕地四处张望后,才进了屋子,还谨慎地插上了门栓。看到他如此小心,朱文起心里不由得猜到,难道游文斋被敌人通缉了?

进屋后,游文斋没有浪费时间寒暄,而是开门见山地说:“四婶,你能帮我们当交通员吗?”

朱文起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也知道交通员是负责传递情报的,她也非常痛恨日军,想为抗日出一份力,但是朱文起不识字,她担心自己做不好反而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不识字不要紧,只要把情报送到就好,但是这个任务也很危险。”游文斋解释说,因为敌人的封锁,现在很多情报都送不出去,工作很难开展,他之所以想到来找朱文起帮忙,一是因为敌人不会想到一个乞丐能传递情报,二是因为朱文起非常聪明,万一碰到什么突发情况可以随机应变,三则是因为朱文起没有裹小脚,能走山路。

听到游文斋这么说,朱文起一口答应:“只要能打鬼子,干啥我都愿意。”

朱文起常年乞讨,衣着破旧,她挎着一个竹篮,面庞因为生活的操劳看起来十分沧桑,猛地一看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乞丐。一个农妇身上有针线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为了方便传递情报,朱文起都是把情报放到一个不起眼的针线包里,然后再贴身保存。靠着这些伪装,朱文起一次又一次在敌人眼皮底下为我党传递了大量情报。

因为表现优异,1941年底,朱文起加入我党,正式成为共产党员。

到了1942年,战场上连连失利让日军恼羞成怒,扫荡和搜查力度进一步加强,这给情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年9月的一天,朱文起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组织上让她去定陶县城送一批抗日宣传单。

接到任务后,朱文起把宣传到压到竹篮底下,上面放了一些杂物做掩护。然而到了城门口时,她却发现日军要挨个仔细搜查。如果真的让他们搜查,这次任务肯定完成不了。情急之下,朱文起想出了一个有些冒险的办法。

快要搜查到她的时候,朱文起突然拉住旁边的一个伪军,亲热地说:“大兄弟好久不见,你发达了呀!还记得我吗,我是你二姥姥家堂嫂子啊。你看你现在混得真好,威风得不得了!”

这个伪军早就被这七拐八绕的亲戚关系绕晕了,虽然想不起这是哪个嫂子,但人都喜欢听恭维话,朱文起一番话说得他很得意,于是他就随便翻了翻篮子,走了个过场就放行了。朱文起顺利过关,直到进了城才真正松了口气,此时她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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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朱文起要送情报给鲁西南政委,可是在路上就被几个伪军拦了下来。一般来说,乞讨的人不会走太远,而朱文起却经常外出,这引起了伪军的怀疑。他们翻来覆去地查看朱文起的竹篮,怀疑她和我党有联系,幸好这次情报在朱文起贴身放着的针线包里,这才没被翻出来了。

伪军没找到证据,但也不打算放过朱文起,要把她带回去审讯。见状,朱文起立马坐在地上大哭起来,边哭边大声嚷嚷着:“你们这么多人,欺负我一个讨饭的老婆子,算什么本事?”

朱文起哭闹不止,很多人凑过来看热闹,对伪军指指点点,几人面子上过不去,就踢了朱文起几脚,骂道:“快滚开!”朱文起顺势脱身,这才顺利地把情报送了出去。

当时定陶县的县长王子杰,是一个汉奸,勾结日军伪军,狗仗人势,组建起了一支两三千人的武装队伍,不仅压迫百姓,还经常残害我党的党员干部,是当地的一大害。

1945年3月底,我方得到消息,说王子杰带着800人的队伍去城北抢粮,他的“老巢”防守空虚,是歼灭他的好时机。

这次传递情报的任务又交给了朱文起,她知道事关重大,一路以最快速度赶路,100公里的路程,她一天之内完成了往返。经过长途跋涉,她终于赶到了鲁西南军分区指挥部,刚把情报递给工作人员,朱文起就因为过度疲劳晕了过去。

因为朱文起及时将情报送达,我军成功歼灭了王子杰这个大汉奸。因为表现出色,朱文起被授予“特等功臣”的奖状。在这之后,朱文起继续多次为我党传递情报,她还把两个儿子都送上了战场,在前线奋勇杀敌。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安排朱文起在定陶担任妇联干部,但朱文起觉得自己没什么文化,怕做不好工作,于是就辞去了公职,回到农村老家当了一个普通的农民。至于当年的经历,朱文起从未跟街坊四邻说过,谁也不知道这个普通的老太太竟然是个大功臣。

朱文起的针线包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被博物馆珍藏起来,而朱文起还以为针线包早已遗失了,因此当她在博物馆展柜看到针线包时才会那么激动。

1982年,朱文起在山东病逝,享年77岁。她的一生是平凡而又传奇的,朱文起本是一个普通农妇,却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身涉险,她的贡献,值得我们铭记和尊敬。